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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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仁，这类人的性完全是恶的。所以圣人是不需要教化的，他的性是善的，　

社会的“善”的标准和内容也是他们代天制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天交给　

他的“受命教民”的任务。董仲舒用“天人感应”的理论来阐述人性，其目　

的是要其他人把王者当成圣人，俯首听令于王者。董仲舒的人性理论，强调　

了教化的必要性。正因为“中民之性”、“斗筲之性”中有恶的人性，如果　

不用教化去提防，就会导致“恶”的泛滥。而教化则是“防水之溃堤”的工　

具。另外，他认为民性犹如陶土，而教育犹如制陶的陶模，指出教育的重要　

性。　

　　　　　⑤论知识和教学。董仲舒从他的“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天有阴阳，　

人也有阴阳，天与人间是可以相互呼应的，人心与天心是相通的。因此，人　

心有什么想法，对天要什么要求，天就会作出相应的回答。他认为“天命”　

是人认识能力的源泉。真正的知识，并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事物的“本　

心”。而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即事物的本少，就必须通过“内视反听”的内　

省方法，才能去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认为“名”就是“真”，因为“名”是　

来源于“天”的，因此“名”就是要学习的对象。　

　　　　　既然“名”取之于天，那么“名”的具体内容又由谁来制定呢？他认为　

　“名”是由圣人体会天意而制定的，体现在诗、书、礼、乐之中。人要学到　

　“名”就必须学习诗、书、礼、乐。而对于鸟兽之类的自然知识，是不必去　

学的。他说：“能说鸟兽之类者，非圣人所欲说也。圣人所欲说，在于说仁　

义而理之……不然，传于众辞，观于众物，说不急之言，而惑后进者，君子　

所甚恶也，奚以为哉？……　

　　　　　故曰：于乎，为人师者可无慎耶。”可见董仲舒所要求学习的是圣人所　

说的那些东西。在学习和教学方法上董仲舒也提出了许多值得肯定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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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教学上，他特别提醒做教师的，“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齐时　

　　早晚，任多少，适疾徐；造而勿趋，稽而勿苦；省其所为，而成其所湛，故　

　　力不劳而身大成，此之谓圣化，吾取之”。也就是说，作教师的要以身作则，　

　　要注意受教育者的才性，慢慢引导，才能达到“圣化”的境界。这颇符合教　

　　学规律，是孔子因材施教，循循诱导的教学原则的具体发展。　

　　　　　　　董仲舒还要求认真学习儒家的六经，因为“《诗》、《书》序其志，《礼》、　

　　　《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但他又认为六经各有所长，“《诗》　

　　长于质，《礼》长于文，《乐》长于风，《书》长于事，《易》长于数，《春　

　　秋》长于治人”，所以学者应“兼其所长”，不要“偏举其详”。这种“兼　

　　其所长”的观点是可取的。董仲舒关于学习和教学的方法，还特别注重专一　

　　和努力。对于专一，他说：“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手不能二事，一手　

　　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这是说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关于努力，他说：　

　　　“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　

　　大有功。”这种关于学习要肯钻研、肯刻苦的观点，也是教学中必不可少的　

　　原则。　

　　　　　　　⑥论道德修养。董仲舒从他的天道观和人性论出发，认为仁、义、孝、　

　　悌等这些道德品行，都是天赋予人的，人一生下来就有善有恶，道德的根源　

　　是“性命”。而仁义则是道德的顶峰，圣人所要说的就是仁义。他认为社会　

　　上不外乎人与我的关系，如果能够做到“以仁安人，以义正我”，那么社会　

　　便可安定太平。然而董仲舒更注重的是义，强调“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　

　　道，不计其功”。另外，要求“治我”要严，要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要攻　

　　己之恶，不攻人之恶。这种思想对统治阶级十分有利，并对后世统治阶级影　

　　响极大，他们广泛宣传，藉以更好地进行统治。　

　　　　　　　董仲舒也注重“礼”的约束，他认为礼可以“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　

　　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起到“体情防乱”的重大作用。同时他认为　

　　　“德莫大于和，而道莫正于中”，要求人们“以中和养其身”。这些都反映　

　　出董仲舒要求人们“非礼而不定，非礼而不动”的思想，要求人们在“礼”　

　　的约束下生活。在道德修养上，董仲舒强调“尽小慎微”，采取“众少成多，　

　　积小致巨”的方法。另外，还要“强勉行道”，这样才能使“德日起而大有　

　　　　　　　　　　　　　　　　　　　　　　　　　　　　　　　　　　　　　　　　　　　　　　　　　　　　　　　　　　　　　　　　　　①　

　　功”。这种方法，对当今的道德教育方法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　

　　　　　　　董仲舒的儒学体系，是阐发和神化孔子所创立的儒学而形成的神学化的　

　　儒学体系，成为两千多年统治者统治人民的精神工具，被后世推为“纯儒”。　

　　他的教育思想及其三大文教政策，尤其是“独尊儒术”的总方针被采纳，开　

　　创了用法律手段肯定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的局面，对汉代文化教育的发展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所提出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仍有许多是值得后　

　　人肯定和借鉴的。　



①　以上引文均见《汉书·董仲舒传》及《春秋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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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王充及其教育思想　

　　　　　　　①王充的生平及其批判精神。王充　（公元27—104年），字仲任，浙江　

　　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出身于“细族孤门”，“贫无一庙庇身”，“贱　

　　无斗米之秩”，他一生都郁郁不得志，具有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王充很小就从师学《论语》、《尚书》，然后到京师太学里求学，师从　

　　班彪。王充读书“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　

　　一见辄能传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他不安于当时的“世书俗说”，　

　　而是“甘闻异言”，“考论虚实”。他后来做过几年郡功曹和州从事等小吏　

　　官职，但常与上司意见不合，只好弃官回乡，居家教授，致力著作。晚年更　

　　是“仕路隔远，志穷无如……贫无供养，志不愉快”。王充终生不与时苟合，　

　　充满了战斗的批判精神，在这种批判斗争中，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思想。　

　　　　　　　王充的著作很多，有《讥俗》、《政务》、《养性书》和《论衡》等。　

　　在他的著作中，他对从董仲舒一直到《白虎通义》的“儒学精神”都进行了　

　　正面的抨击，对当时的教育弊病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和揭露，甚至对孔孟也提　

　　出了质疑。他的著作《论衡》就是一部批判书，是一部反对虚妄，注重“实　

　　论”，“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作”的著作。因为他的著作充满了反叛精神，　

　　因而被统治阶级视为异书，不得传播。留下来的只有《论衡》一部，其他都　

　　散佚了。　

　　　　　　　王充对正宗儒学的叛逆精神以及不完全受孔孟支配的批判精神，是我国　

　　古代学术史上的一种宝贵精神和优良传统。他是继杨雄、桓谭之后，在我国　

　　政治、哲学和教育领域内给予天人感应的目的论和谶纬迷信以致命抨击的伟　

　　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章太炎对王充的评价很高，说他是“汉代一　

　　　　　　　①　

　　人”　。　

　　　　　　　②王充的自然观和反对复古、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王充认为世界上最　

　　根本的东西是元气，一切事物都是从混沌的元气中派生出来的。天地都是物　

　　质性的，即所谓“溟涬濛澒，气未分也，及其分离，清者为天，浊者为地”。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宇宙运动变化和事物的变化、生成都是自然的结果，并　

　　非出于天意。他说：“万物之生，俱得一气。”天气与地气交合就生出人和　

　　万物来，即“天地合气，万物自生”。他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把天看　

　　作有意识的最高主宰。他论证了“天”只是物体而已，天地就是自然，没有　

　　感觉，没有意识。同时他也反对董仲舒和《白虎通义》所认为的宇宙万物都　

　　是天意生成的观点，他认为万物都是由于物质性的“气”自然运动而生成的。　

　　生物间的相胜是因为各种生物的“气”的强弱、优劣和动作的巧便不同，并　

　　不是什么“天”的有意安排。他进一步地批评“天人感应”的观点，认为“人　

　　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随行而应人”，所谓的祸福皆由天决定的观点是虚　

　　妄的。王充对于人格化的“天”和“天人感应”的批判，使皇权和“三纲五　



①　《訄书·学变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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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的名份关系失去了天经地义的神学根据。　

　　　　　另外，王充也反对人死后变为鬼的观点。他说人和万物一样，“人有死　

生，物亦有始终”。人由夫妇结合而生成。他指出“死人无知”，“人死而　

精气灭，……形体朽”，假如说“人死有知”，也就是等于说“火灭复而光”，　

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他否定鬼的存　

在而揭穿了“善恶报应”的欺人之说。　

　　　　　王充认为人的智愚同其祖先的贵贱并没有关系，有力地驳斥了当时注重　

门阀和世袭的思想。他举例说“鲧恶禹圣，叟玩舜神”，“孔墨祖愚，丘翟　

圣贤”，因而“人无祖圣贤”。至于人有“才高见屈”，那是因为“遭时而　

然”。因此，他说“士贵雅材而慎典，不因高据以显达”。　

　　　　　王充的自然观，从正面批判了神学观点和目的论的观点，批判了所谓“正　

宗”思想，与此相密切配合的则是对复古思想的批判。他认为今人与古人气　

禀相同，没有什么理由说古人胜于今人而去颂古非今，“奉天法古”。他说：　

　“夫上世之士，今世之士也。俱含仁义之性，则其遭事并有奋身之节。古有　

无义之人，今有违节之士，……述事者好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　

对“奉天法古”的所谓“正宗”思想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驳。　

　　　　　王充在反对复古的同时，又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他认为，汉在“百代　

之上”，因为汉在以前朝代的后面，比过去要好，“固有郁郁之文者，在百　

世之末也。汉在百世之后，文论辞说，安得不茂？”王充的这种反对复古，　

提倡今胜于古的思想与“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完全是势不两立的。　

　　　　　在王充的思想体系中，也含有一种命定论的思想。他说：“世之治乱，　

在时而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而不在教”，他过分强调了“时”与“数”　

的关系，认为人生前途在于“机遇”，运在于“时数”，这都是非人力所能　

及的。这种思想削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③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王充针对“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　

古，以为圣贤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问难”之情况，竭力反对盲目崇　

拜孔孟的思想，反对“信师是古”。提出“难孔”、“伐孔”的主张，他说：　

　“苟有不晓解之问，迢（追）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　

之说，何逆于理？”同时他又指出当时儒者对孔孟之德不能“极问”，没能　

真正弄懂知识，只是一知半解，而要真正弄懂知识，必须要做到“极问”。　

这对反对当时儒学神化的虚妄具有重大作用。　

　　　　　王充辛辣地讽刺当时只读一经，只记诵章句、训校文义的学风，他说：　

　“即徒诵读，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认为儒生“不览　

古今”，便不能成为“通人”。他还对当时儒生教育的学用相违作了分析，　

指出“乡里有三累，朝廷有三害”而使人学不能用，不能用其所学，尽其所　

能。　

　　　　　④论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王充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培养目标的主张，　

是以他的社会政治观和人性论作为基础的。他认为人性有善有恶，但是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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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化的，善可以变恶，恶亦可以变善，“久居单处，性必变易”。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