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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

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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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着很大的影响。 

        (3)汉代的学风 

       先秦诸子经典经秦始皇的一场火劫后,项羽入关,又用一把复仇的火 

  焰,将秦代仅存的古典文献化为灰烬。经过两次文化浩劫,到汉初古代经典 

  已是残缺不全。但到汉兴时,惠帝除挟书之禁,汉武帝广开献书之路,建藏 

  书之策,置写书之官。成帝则遣使搜求天下之书,百年之间,书积于山。经 

  过一些名儒的校订、整理,不仅把古代经典整理好了,而且在校订工作中积 

  累了经验,使治学的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如刘向、刘歆父子校阅古籍, 

  编成一部极为珍贵的古代文化史——《七略》,开目录学、校勘学之端。通 

  过对先秦古籍的整理,诸子百家之说才得以传之后世。在整理过程中,对于 

  培养汉代人的学风,也具有积极的作用。 



① 《汉书·董仲舒传》。 


… Page 53…

       汉儒优良学风的起点,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是:“疑经而不敢强通”。 

  由于博士讲经,必须严守师法和家法,防止混乱源与流的关系,因而就养成 

  了“明本源,防伪冒”的学风。另外博士教学,以说经、互相问难、讨论经 

  义为主要的教学形式,也就体现出互相讨论的学风。因而在学术上要明辨是 

  非,许多学者就本着这种精神去辩论,即使对于有权势的人也不屈服,这就 

  形成了一种“重是非,不畏权势”的学风。西汉末到东汉初,由于古文经没 

  有取得官学地位,引起今、古文之争的辩论风气,使得古文经在私学和民间 

  扎住脚跟,在学术上取得较大的成就。同时出现了许多突破师法、家法的学 

  者。他们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而是博览群书,诸子百家之言,无所不 

  读,开汉代学者之新风气。如班固16岁入太学,“所学无常师,不为章句, 

                 ① 

  举大义而已”,使得他成为汉代的经学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又如张衡“通 

                    ② 

  五经,贯六艺”,且常与同学好友崔瑗精心研究天文、历算,使得他成为 

  汉代最著名的科学家,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测量地震方向的仪器——候风地 

  动仪。这种自由研究学术的风气,使得汉代培养出了不少的大学问家和科学 

  家,促进了汉代文化的发展。 

       但是,汉代学风中也有许多不好的东西。例如过分探究章句,遵守师法 

  和家法,不免弄得章句繁杂,枝叶蔓衍,而形成门户之见,甚至陷入专己守 

  残,互相攻讦之中。又如过分讲究考据,又不免烦琐而支离破碎。 

       汉代的学风,由专习一经发展到研习各经,由重注释发展到重考据,利 

  弊各有。而其中的自由探讨,刻苦钻研,不随声附和的好学风,都是值得肯 

  定和发扬的。 



                          3。汉代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 



        (1)董仲舒及其教育思想 

       ①生平和教育活动。董仲舒 (公元前179—前104年),广川 (今河北 

  景县)人。中国古代著名的大哲学家和大教育家。他以“三年不窥园”的精 

  神,攻读儒家经典,成为今文经学的著名学者,被誉为当时群儒之首,有“汉 

  代孔子”的美称。景帝时,由于他精通 《公羊春秋》而被立为博士。武帝时 

  招纳贤良,在廷试中,董仲舒才思敏捷,文思独特,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 

  他援引“春秋大一统”之义,鼓吹儒家,主张“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 

  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 

  知所从矣”。汉武帝看后,欣然在奏牍上写了一个“可”字。《汉书·董仲 

  舒传》评价道: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 

  仲舒发之。可见是董仲舒奠定了汉武帝时代“独尊儒术”的教育理论基础。 



① 《后汉书·班固传》。 

② 《后汉书·张衡传》。 


… Page 54…

  晚年,他因与权丞公孙弘意见不合,被排挤出京任相胶西王,不久即辞官返 

  回故里,以授徒讲学为业。董仲舒的学生很多,他常采取“下帷讲论,弟子 

  传以久次相 授业”的特殊教学方法。 

       董仲舒的主要著作,一是《春秋繁露》,根据“公羊派”来解释《春秋》 

  的微言大义而把它应用于现实社会政治,又发挥了《易经》的阴阳学说,结 

  合金、木、水、火、土五行思想解释天与人之间的关系,创立了“天人感应” 

  的学说,提出了“性三品”的观点,形成了一套神学化的儒学新体系,为当 

  时的政治服务。他的另一本书是《董胶西集》,其中收录了著名的“三对策”, 

  该书提出了较为具体的政治和教育主张。 

       董仲舒的书后来流散不全,今存的《春秋繁露》有82篇,反映了董仲 

  舒的基本思想。 

       ②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董仲舒的政治观点和哲学观点的核心 

  是将汉代政权神化。他宣扬《春秋》的“大一统”思想,认为这是“天地之 

  常经,古今之通谊”(《对策三》),提倡“君权神授”的学说:受命之君, 

  意之所予也。他强调“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也是《春秋》的大义。这 

  样就为君权神授找到了合法的依据。显然,神化君权的目的,是为了统治阶 

  级更好地统治人民,巩固统一的政权。 

       董仲舒为了强化他的政治主张,创立了“天人感应”的学说,使得先秦 

  儒家的原始思想蒙上了神化的面纱。他把“仁”和“三纲”都归诸天道,是 

  不能改变的永恒道德,“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将社会秩 

  序神圣化、绝对化。他认为,天的意志是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来实现的,而 

  人世间的伦理纲常,又和阴阳五行密不可分,宣称:“君臣父子夫妇之义, 

  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 

  性尊,阴性卑;阳在先,阴在后;阳是主,阴是附”。他又对阴阳五行解释 

  道:“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故五行者,乃孝 

                   ① 

  子忠君之行也” 。这种将伦理纲常与阴阳五行拼合的观点,使得儒家的等 

  级制度和人伦关系笼罩上一层“天意”的神光,为中国以后两千多年的“礼 

  教”即政权、父权、夫权等奠定了神学化的理论基础。 

       为了体现天意,董仲舒主张“奉天法古”,即效法“先王之遗道”来“奉 

  行天意”。他虽发挥《春秋》中的“三世”之说,“有道可以伐无道”,可 

  以“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但是对于先王的大纲、人伦、道理、政治、 

  教化、习俗、文义等则是不能更改的。所以他说:“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 

  易道之实”,这与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董仲舒的这 

  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其目的在于使人们服从天意,符合“天道”。否则会违 

  反天意,遭上天的惩罚。这是一种维护统治政权的思想理论,一直统治中国 

  达两千年之久。 



① 《繁露·五行议》。 


… Page 55…

     ③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董仲舒的政治主张中是以儒学为主,以刑法为 

辅的,所以他非常注重教育,把教育作为实现他政治理想的工具,要“任德 

教而不任刑”。董仲舒在他三篇对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的建议,内容是 

兴太学、重选举和独尊儒术,都被汉武帝采纳,并付诸实施。 

     董仲舒鉴于秦王朝迅速灭亡的原因,认为“专以刑法欲以制治”,统治 

是不能长久的,必须实行“教化”,要尽力“行道”,达到“德日趋而大有 

功”的结果,才能巩固统治。他说:“圣人之道不能独威势成政,必有教化。” 

他认为,古代圣王之所以能够长治久安,都是礼乐教化的结果。所以王者的 

职责在于“承天意以从事,任德教而不任刑”,要“以教化为大务”,把“教 

化”当作“为政之本”。他又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论道:“夫万民之从利 

也,如水之趋下,不以教化提防之,不能止也。”可见,董仲舒的教化思想 

是维护统治者的长治久安来考虑兴办教育的。 

     董仲舒认为治理人事不仅要“求贤”,更重要的则是“养士”,“夫不 

素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因此主张设立学校,培养贤士。 

而养士之法又以太学最为重要,“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 

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他建议汉武帝“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 

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汉武帝采纳他的建议,兴办了 

太学。 

     董仲舒又认为当时的吏治有种种弊端,尤其是对纳资授官和积日累久的 

升官办法不满,认为这种选官办法根本不能选举贤才。于是他建议“使诸列 

侯、郡守、二千石,各释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然后通 

过试用,以便“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尽心 

求贤,不致埋没天下贤士。 

     董仲舒认为,兴太学和重选举这两项措施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思想。如 

果思想不统一,那么仍然会妨碍政治的统一。他指出,“今师异道,人异论, 

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因此 

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是他的 

 “独尊儒术”的政策。只有这样才可以“邪辟之道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 

度可明,民知所从”。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取代 

了汉初的道家思想,成了以后各王朝的统治思想。 

     董仲舒的兴太学、重选举以及独尊儒术的三大文教政策,均为汉武帝所 

采纳并实施,不仅影响了两汉的教育,而且对以后中国的社会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 

     ④论人性、教育对象及作用。关于人性论,早有孟子的“性善论”和荀 

子的“性恶论”,但他们都没有进一步阐发。董仲舒则糅合了孟子、荀子的 

观点,将人性论神学化,他认为,人受命于天,那么人性则从天而来。因为 

 “身之名取诸天,天两有阴阳之施”,所以“身亦两有贪仁之性”。他又把 

人的性情比作天的阴阳。他说:“身之有性情也,若天地有阴阳也。”性即 


… Page 56…

阳,即善,情即阴,即恶。阴附于阳,情附于性,所以“情亦性也”。既然 

情也是性,那么性中有善也有恶。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的性善恶论。 

     董仲舒反对孟子的“性善论”。他认为,如果“民性已善者,是失天意 

而去王任也。万民之性苟已善,则王者受命尚何任也”。意思就是,如果民 

情已经善了,那么君王还要接受天命干什么呢?他认为性只是质材,人有善 

质,但他本身并不能说是善,必须“待教而为善”。性具有善的这种质材, 

在受到教育之后,这种性善的可能性才能变成现实。在 《繁露·深察名号》 

中说:“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 

性未可全为善也。……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 

此天意也。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 

之性为任者也。……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他的观点强调教化的作用,显然比孟轲的观点要进步。 

     董仲舒提出了“性三品”的思想。他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即“圣 

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有仁无贪, 

是善的。“中民之性”是“两具仁贪”,善恶俱有,而“斗筲之性”则有贪 

无仁,这类人的性完全是恶的。所以圣人是不需要教化的,他的性是善的, 

社会的“善”的标准和内容也是他们代天制定的,他们的任务是完成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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