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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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
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重任。同时甲科的授官高于乙科,如何武“以射策
①
甲科为郎” 。要是考试“下材及不能一艺”者,则勒令退学。对策之法是
主考官将问题写在策上,问题大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的策问,要应试者笔试
回答,根据文辞来定成绩。如董仲舒以贤良文学被荐举后,三问三对而被任
命为江都相。
汉武帝时,即定“一岁辄课”的制度。西汉末年,王莽执政时,将原来
的甲、乙两科改为甲、乙、丙三科,增加录取人数。甲科40人为郎中,乙
科20人为太子舍人,丙科40人为文学掌故。光武帝时,又恢复甲、乙两科,
但废了射策制度。至质帝本初元年 (公元146年)又废甲、乙两科,只依等
第的高下来补官。桓帝在位期间,由于太学生人数增至3万多人,每年要考
试已成困难。于是改变过去“岁试”的办法,在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实
行每两年考一次,录取做官的人数不限制,以通经多寡为标准的办法。入太
学二年后,考试通二经的补文学掌教,通三经的擢升为太子舍人,通四经的
升为郎中,通五经的,可补高官,随才而用。倘若不及格的则可以每过两年
再考,直至通五经为止。这样,太学生就可以参加多次考试,一直考到通五
经为止。这对于鼓励学生不断学习,学成通材有极大的作用。另外,这种考
① 《汉书·何武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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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制度可以使学生不受师法、家法的限制,对学术的自由发展是有利的。如
马融博通《孝经》、《论语》、《周易》、《三礼》、《毛诗》、《尚书》,
其弟子郑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括囊大典,网罗众家”而创立了“郑学”,
成为魏晋以后经学的主流。
当时不仅太学生步入仕宦要考试,就是郡国推荐的孝廉、茂才,诏令特
举的贤良文学,甚至尚书一类的高官,也要考试。可见,注重考试是汉代太
学的一大特点。
但是,“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由于人数太多,仍然有一些学生“结
①
童入学,白首空归”。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9月,为照顾一些年逾
六十而考试仍不合格的学生,全部给他们太子舍人的职位。《后汉书·献帝
纪》记载一首民谣说:“头白皓然,食不充粮,裹不褰裳,当还故乡。圣主
愍念,悉用补郎。舍是布衣,被服玄黄。”另一方面由于重视考试,也出现
一些不良现象,如为了争等第的高下,往往发生纠纷,互相攻讦,甚至有贿
赂主考官的事情。
通过太学培养出去的太学生,不少是博学通达之士,他们大多关心国家
时政,走上政治斗争的舞台。我国历史上太学生的政治运动,便是从此开始
的。西汉哀帝时,司隶鲍宣因阻止丞相孔光属吏不得行于驰道,没收其车马,
而被下狱。太学生王咸闻讯,高举大旗,振臂一呼:“欲救鲍司隶者会此下。”
一时应者云集。因为太学生的干预,鲍宣才免于死罪,改为髡钳。这是我国
历史上太学生干预政治的最早纪录,在我国教育史上写下了太学生运动的第
一页。
东汉末年,太学生便大规模参与政治斗争。恒、灵二帝时,由于宦官、
外戚把持朝政,垄断仕路,一些太学生或逃入深山,或躬耕陇亩,或苦身修
节,或隐居讲学。其中不少庶族子弟,他们倍感家世的凋零和仕途的渺茫,
于是他们联合起来,同腐朽势力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太学生参加政治斗争的集中体现,是在桓、灵时期,他们与正直的官僚
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外戚、宦官势力而被镇压的“党锢之祸”事件中。
桓帝后期,宦官独霸政权,气焰甚嚣尘上,激起了正直官僚、名士的愤
①
怒,“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 。从而涌现出一批敢于抨
击宦官势力的正直人物。如北海太守杜密剪除所属县令长中的宦官党羽;济
北相滕延把劫掠行旅的宦官爪牙处死,陈尸道旁。在反宦官集团的斗争中,
太学生郭泰、贾彪、太尉李膺、南阳太守陈藩等成为杰出的领袖人物。他们
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形成一个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集团。在太学诸生中,流
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暴陈仲举(藩),天下俊秀王叔茂(畅)”
① 《后汉书·献帝纪》。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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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的说法。延熹九年(公元166年)李膺处决了宦官张让之弟张朔以及与宦
官勾结的张成之子,宦官就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及郡国生徒朋比为奸,“诽
①
谤朝廷,疑乱风俗” 。桓帝则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李膺、陈实等二
②
百余人被收捕。当时,“朝廷寒心,莫敢复言”。然而,太学生贾彪不畏
强暴,入洛阳求助于城门校尉窦武上书营救,另外尚书霍酺等亦为党人讼
冤。次年,朝廷将“党人”赦归故里,禁锢终身。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
经过第一次党锢,太学生们虽然遭到了打击,但他们并没有消沉意志,反而
获得社会的广泛同情。如太学生范滂离开洛阳返回家乡时,“汝南、南阳士
③
大夫迎之者 (车)数千辆”。
永康元年(公元167年)灵帝继位,外威窦武为大将军辅政。他与陈藩
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他遇事迟疑不决,事
机泄漏。宦官曹节、王甫发动政变,窦武兵败自杀。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宦官侯览派人诬告太学生张俭与同乡24人结党谋反。宦官曹节又趁机上书,
请求逮捕“党人”李膺等百余人。一时间,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尽死
狱中。其他因仇恨陷害而相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达六七百人。在逮
捕“党人”时,有人劝李膺逃走,但他以“事不避难”的坚毅精神,挺身殉
节。范滂的母亲还勉励范滂说:“汝今得与李杜(李膺、杜密)齐名,死亦
何恨?”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熹平元年 (公元172年)窦太
后死后,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又一次四出
逮捕“党人”和太学生、郡国生徒千余人。熹平五年,朝廷又下诏:凡是“党
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以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就
是第二次“党锢之祸”。这次“党锢”持续了十几年,直到黄巾起义后,东
汉政权才宣布赦免“党人”及其亲属,但东汉政权已经是穷途末路了。
汉代太学生积极参与政治运动,敢于怒斥妖言,表现出一种誓死不屈的
斗争精神。那种关心国家政治,奋不顾身的战斗精神,在当时士人中起了积
极的倡导作用。他们的浩然正气,一直为后人所推崇。
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东汉末期,统治层内部斗争激烈,各个集团的地
位日趋变化。士族势力日益上升,而太学又是其主要地盘,成为与宦官集团
相抗衡的主要力量。宦官集团也欲增长力量,培养自己的势力。因此,在东
汉就出现了两类特殊性质的学校:宫邸学和鸿都门学。
宫邸学,是中央政府专门为皇室和贵胄子弟开办的贵族学校,于明帝永
平九年(公元66年)创立。汉明帝一方面重视太学,另外也注重对宗族子
弟的教育。除命皇太子、诸侯功臣子弟入学外,对外戚势力,也给予特殊待
② 同上书。
① 《后汉书·党锢列传》。
② 《后汉书·贾彪传》。
③ 《后汉书·党锢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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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特为四姓小侯“别立学舍,搜选高能,以授其业”,置“五经”师。四
姓为外戚樊氏(刘秀舅家)、郭氏(刘秀郭皇后家)、阴氏(刘秀阴皇后家)、
马氏(明帝马皇后家)诸弟子,因非列侯,故称小侯。所以,学校又叫“四
姓小侯学”。后来,“自期门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经》章句”,凡贵族子
弟不论姓氏都可入学受业。甚至“匈奴亦遣弟子入学”,可见影响很大。
宫邸学与太学的主要区别不仅在于它是一所贵族学校,生员是贵族子
弟,灌输的是一种治人者的特殊教育,而且在于它并非制度化,时兴时废。
安帝时,邓太后临朝执政。邓太后师从班昭,是一个受儒教熏陶的皇后。她
看到贵族子弟“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温衣饱饭,乘坚驱良,而面墙术
学,不识臧否”,遂于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为和帝之弟济北河间王
的子女,年龄在5岁以上的40余人,及邓氏近亲子孙30余人,设立学校,
无论男女,都教授经书,并亲自监督。同时,她又提倡对宫人的教育,诏令
①
中官近臣于洛阳东观殿,诵读经书。一时间“左右习习,朝夕济济”,邓
太后因此而成为汉代皇后中重视妇女教育的第一人。
鸿都门学,创办于东汉灵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二月,因学校校址
在洛阳鸿都门而得名。鸿都门学的创立仍是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的产物,
是太学生政治运动的产物。经过两次“党锢之祸”的打击,太学生仇恨宦官,
宦官只好创办一所新学校培养拥护自己的知识分子,用来对抗士族的太学。
于是鸿都门学应时而生。
鸿都门学无论是从招生对象和学习的内容上来看,都是与太学相对的。
鸿都门学招收的学生,大多是士君子耻于为伍的“斗筲小人”,他们大多来
自下层社会,或没有名望的豪强子弟。另外鸿都门学学习的内容是通俗的辞
赋、小说、尺牍、书法,以与太学学习的经学相对抗。学校将作赋和写“虫
篆”作为取士的标准。凡考试合格者,即可居高官,拥厚禄,内可任尚书、
侍中,外可任刺史、太守。优秀者可封侯拜爵。即使不合格的也可以得到一
个小官做。
鸿都门学自创立后,打破了士族对教育文化的垄断,也冲击了他们入仕
的特权,所以一直遭到士族的猛烈攻击。光禄大夫杨赐指责说:“鸿都门下,
②
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 尚书令阳球也上书灵帝,
③
请求“罢鸿都之选,以消天下之谤”。甚至当时工于书法、长于辞赋的士
族名士蔡邕也上书说:“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理国政,未有其能”,要
求皇帝“忍而绝之”。
尽管汉灵帝面对士族的压力,但他并没有改变初衷,这在客观上冲破了
以“五经”为太学唯一教育内容的传统观念,解除了烦琐、迂腐的谶纬的束
① 《后汉书·邓太后传》。
② 《后汉书·杨赐传》。
③ 《后汉书·阳球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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缚,为汉代的官学体系中注入了新鲜血液。鸿都门学的创立,不仅培养了文
学艺术的专门人才,提高了文艺和文学艺术家的地位;同时,也推动了民族
文化的发展。从教育史来看,这是个前无古人的创举,对后世影响深远,尤
其是为唐代创立各种专门学校开拓了道路。
①
汉代的文学很发达,但社会地位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