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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世界古代后期文化教育史-第1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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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促进了清代考证学、文字学的发展。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是章太炎。 

  今文经学自东汉末年衰落以后,传之后世的,只有何休的《公羊训诂》,其 

  他的均已失传。清道光帝之后,今文经学曾一度死灰复燃,今文经学的最后 

  一位大师是康有为。两位大师死后,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就划上了句 



① 《汉书·儒林传赞》。 


… Page 42…

  号。 

        “独尊儒术”政策表现在取士制度方面是重定选士标准,选举中考试经 

  术的成分逐渐加强,走为官之道必须学经术。汉武帝即位后诏举贤良方正, 

  直言极谏之士,要亲自策问。其间又有孝廉、秀才的察举。西汉的孝廉不必 

  考试,而到东汉实行“诸生试章句,文吏试牋笺奏”的考试制度,孝廉便要 

  考经术了。西汉已有明经一科,但到东汉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85年)令郡 

  国岁贡明经之后,明经始盛,这更明显表现了以经术取士的倾向。但总的说 

  来,汉代实行的仍是一种察举制度。 

       另外,“独尊儒术”政策实施的另一重大举措则是尊孔。汉高祖十二年 

  到山东,以太牢祭祀孔子。以后,两汉皇帝常常亲自至山东祭祀孔子。自元 

  帝初元元年(公元前48年)起,以后各代皇帝都封孔子后代为奉祀孔子的 

  专官,代代相传。平帝元始元年(公元1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这是 

  追封孔子爵位的开始。到明帝水平二年 (公元59年),开始在太学及郡国 

  学校举行祭孔仪式。以后祭孔成了传统的活动。读经与尊孔结合在一起,对 

  中国社会影响极大,这种传统势力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才遭到冲击 

  而动摇。 



                                     2。两汉的学校 



         (1)汉代的官学 

       汉代的官学分为两种,中央直接办的官学有太学和特殊性质的“鸿都门 

  学”与“宫邸学”。地方政府办的官学是“郡国学”,另外还有“校”、“庠”、 

   “序”等学校。 

       汉代的官学,经过汉初学者的提倡,到汉武帝后开始建立,东汉以后才 

  得到初步发展。刘邦称帝之初,陆贾建议“设辟雍、庠、序之教,以正上下 

                          ① 

  之仪,明父子之义” ,文帝时,贾山上书建议“定明堂,造太学,修先王 

          ② 

  之道” 。以后贾谊、晁错都提出兴学的建议,当时虽未实行,但对汉武帝 

  推行官学,起了积极的作用。 

       ①太学。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齐土之大者,莫大乎太学, 

  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 

                                                    ① 

  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 ,于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 

  开办太学,设在长安。自武帝以后,西汉各帝均重视太学,博士弟子的名额 

  不断增加,据《三辅旧事》载:“汉太学中有市有狱,在长安门东,书社门 

  立五经博士弟子万余人。”足可见其规模宏大,为汉时最高学府。 



① 《道基篇》。 

② 《汉书·贾山传》。 

① 《汉书·董仲舒传》。 


… Page 43…

       东汉迁都洛阳后,光武帝刘秀于建武五年(公元29年)在洛阳开阳门 

  外重建太学。《后汉书·翟酺传》载:“光武初兴,愍其荒废,起大学博士 

  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 (公元58—75年),亦 

  尊师重教,昌明经学,永平二年(公元59年),明帝亲临太学讲学,“冠 

                                                  ② 

  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以万计” ,形成空前的盛况,甚至匈奴 

  也派遣子弟入京求学。汉代的教育至此达到了一个鼎盛时期。东汉和帝之 

  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以致太学命运不济。安帝时(公元106—125年), 

  学舍颓废破败,博士不讲学,学生自由散漫。太学校舍荒废,一片杂草丛生, 

  成了放牧的地方。顺帝永建六年 (公元131年),由于翟酺、庄雄的建议, 

  重修校舍,并扩建240栋,共1850间。另外扩大生源,除太常、郡国官吏 

  继续选送外,又增加公卿子弟及明经下第两种,并增加太学生的俸禄。这样, 

  太学才又兴旺起来。 

       在太学中教授学生,讲授经书的是“博士”。“博士”最早见于战国, 

  是对学者的泛称,并不是官名。战国末期,各国为求贤辅政,设立了博士官, 

  参与议政,博士就由学者变成了官职名称。秦王朝时,博士为奉常的属官, 

  备咨询,为朝廷的文化官吏。汉初承秦制,博士不限于经学,任博士者也不 

  限儒家。博士的选用,或由征聘,或由荐举,或由选试,或以诸科始进,或 

  由他官迁升。文帝时设置传经博士,如申公、韩婴为《诗》博士,晁错、欧 

  阳生因通《尚书》而立为博士。另外,《论语》、《孝经》、《孟子》、《尔 

  雅》皆设置博士。贾谊因长于文学,通诸子百家之书,也被任为博士。同时, 

  儒家也可兼学儒学之外的学说。如晁错既学申、商刑名之学,后又跟伏业学 

  习《尚书》。景帝时,辕固生以治《诗》而立为博士,胡母生、董仲舒立为 

   《春秋》博士。此一时期,博士的选择、弟子的推选都尚无定制。 

       自汉武帝置“五经博士”后,“五经”为“法定”的经典,儒家便垄断 

  了博士职。到太学开办时,博士的职责是“作经师”,以传授经学为业。博 

  士之长,秦时称仆射,东汉时改为祭酒。博士很易升迁,内迁可任太常、侍 

  中,外迁可为郡国守相、诸王的太傅或刺史、州牧。许多人由此而得高官。 

       西汉博士官的选择和任用,是用征拜或荐举的办法,不用考试,以名流 

  充当。成帝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定了选用标准:“古之立太学,将 

  以传先王之业,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渊源,宜皆明于古今,温故 

                                        ① 

  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 东汉时,对博士的选择更加注意,举荐 

  者必须写“保举状”,被荐者还要考试,量才录用。它规定被荐者要具有一 

  定道德,通晓《论语》、《孝经》、《尚书》、《易》,有广博的知识;没 

  有什么疾病,隐居乐道,不求闻达,行为合乎四科标准(指东汉选拔人才的 

  淳厚、质朴、谦逊、节俭四种品德);年龄要在五十岁以上。一般来说,汉 



② 《后汉书·儒林列传》。 

① 《汉书·成帝纪》。 


… Page 44…

  代的博士都要求专长一门经学,并且是当时的名流学者。 

       汉代博士传经,有一定的师承关系,必须遵守师法和家法。在博士传授 

  时,只凭口授,但口耳相传,难免有误,想有所凭借,就不得不遵从大师所 

  讲的经说,这便成了“师法”。然而学者仅限于“师法”的传授,难免拘于 

  一见,对新的见解,不能发挥,于是又另立一家之学,称为“家法”。皮锡 

  瑞在《经学历史》中说:“先有师法,而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 

  者衍其流。”即先有师法,然后才有家法,师法是源,家法是流。如《春秋》 

  经有颜安乐、严彭祖被立为博士,那么其学说可称为师法。再传下去,其弟 

  子更为章句,发展有“颜氏公羊”、“严氏公羊”,这便是家法。因此,“师 

  法”重传授,明本源,“家法”重立说,争派别。所谓遵守师法和家法,就 

  是传经者绝对不能更改老师的学说,掺杂异说。否则,就成不了博士,即算 

  当上后也会被取消。如西汉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后改师法,便被取消入博士 

  的资格。又如张玄任公羊颜氏博士,讲授时,兼讲了公羊严氏、公羊宣氏的 

  学说,被揭发为不守师法而遭罢免博士之职。 

       汉代博士的严守师法、家法,对于儒学经业的专门研究,具有一定作用, 

  使得经学越来越严密,异学纷呈,出现“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的现象。但 

  是各立门户,互不沟通,易抱残守缺,甚至互相排挤。在一些细微之处,矜 

  奇炫博,大加解释,“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 

  ①,尤其如秦近君“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 



                 ② 

  古’三万言” 。这种极其繁琐的现象,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有的终生竟 

  读不完一经。这种支离破碎的繁琐的章句研究,大大束缚了人们的头脑。 

       汉代的太学生,在西汉时称为“博士弟子”或简称为“弟子”,东汉时 

  称为“诸生”或“太学生”。当时太学生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由官府正 

  式招收的,“太常择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另一是地方 

  选送的,“郡国县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 

  得受业如弟子”。这些地方选送的没有官俸,一切开支要自给,所以在太学 

  里也有贫穷的学生。例如儿(倪)宽为了自己读书的费用而替同学烧饭;西 

  汉翟方进在太学里的费用靠他母亲在长安织鞋供给;东汉的公沙穆、桓荣、 

  庾乘等人,也因缺钱粮而替人作佣工来维持太学生活。另外,若有智商超群 

  的儿童,虽未满18岁也可以补进太学,所以在东汉有童子郎的称号。当时 

  太学生有寒忙假,一年中春秋二季上学。 

       太学生设置的人数,在汉朝各个时期亦不相同。汉武帝元朔五年最初为 

  50人;昭帝时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增加到200人;元帝因喜好儒学而增加 

  到1000人;成帝末期为3000人。平帝时,王莽辅政,于元始四年(公元前 

  4年)替太学生筑校舍,规模宏大,能容纳学生万余人。这是我国历史上大 



① 《汉书·成帝纪》。 

② 《汉书·艺文志》。 


… Page 45…

  规模建筑太学校舍的开始。东汉初年,光武帝、明帝、章帝尤好儒学,太学 

  生教育更为发达。到质帝本初元年(公元146年)梁太后下诏,令郡国举明 

  经,年50以上、70以下者至太学受业,并令大将军至600石之官,统让子 

  弟入学受业,使得人数激增。至恒帝时,太学生人数竟达到3万人。短短300 

  年的历史中,太学生人数由50人增至3万余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在 

  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汉代太学的教材都是明经。在确立独尊儒术之后,儒家五经不仅是学习 

  的材料,而且是策士铨材的标准,并立为学官。汉武帝时设置博士,共《诗》、 

   《书》、《礼》、《易》、《春秋》五家。后又把《诗》分为鲁、齐、韩三 

  家。西汉末年将《易》分为四家,《书》分为三家,《仪礼》分二家,《春 

  秋公羊传》分二家,共称为五经十四博士。 

       汉代的太学很注重考试,董仲舒在对策之中就建议太学“数考问以尽其 

  材”。《学记》中也说古代太学每两年考试一次,七年考试及格的叫“小成”, 

  九年考试及格的叫“大成”。汉代实行考试主要是因为后来学生太多,不采 

  取考试的办法,就无法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而考试既能检测出学生学习的 

  好坏,又能督促学生学习,还可以使学生尊重老师,严守师法和家法。 

       当时考试的办法有射策和对策二种。射策之法,始于武帝。具体方法是 

  由主考官提出问题,“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置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 

  不使彰显,……随其所取而释之,以知优劣”。这种办法与现在的抽签考试 

  类似。成绩合格的学生可以补文学掌故,优秀的学生可以做郎官,如有特优 

  的,则要奏闻皇帝,委以重任。同时甲科的授官高于乙科,如何武“以射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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