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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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不快的经历让钟理和失望愤怒，原本抱着誓死不回的决心，却在战后急急寻求归乡之路。　
　　由于抗战刚刚告终，随之而来的是内战蜂起，烽火所及，交通悉遭破坏。这无疑对钟理和等台胞的回台带来了不小的困难。华北遥隔台湾，海洋重叠，又因战争使国内船只激减且无法直航驶台，必须绕行上海。同乡会以台胞回台事，一年前起便即在行营、救济总署、行政院、招商局与台湾行政长官公署之间不断地奔走、交涉、呼吁、叩头、发电。然而当时政府正忙于内战、接收、复员等问题，也许认为台胞的此种请愿系区区小事，迟迟没予答复。是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加之物价扶摇直上，被隔绝于华北的台胞以时局及生活艰难之故，既不安又紧张，“其焦急与烦忧之状，有如热锅里的蚂蚁”（钟理和语）。　
　　2月中旬，北平同乡会为联络便利和周到起见，开始着手“邻保”组织。也就在此时，忽然传来一个让人高兴的消息，说来华北载肥田粉的“海苏”号轮船将于25日启航直行基隆，同船可能带回三百人，这三百人的分配方法是，军属占一百二十人，所剩一百八十人分由天津北平二地各得其半。这是2月21日晚从天津同乡会传来的消息，住在北平的台胞便至迟须在24日以前到达天津。同乡会又以天津有未办事宜，并且顾及安全无失，决定23日送出九十人。要办的事情相当繁杂，而时间又是如此紧迫，也就难以将所有事情做得十分完满。如以同乡会方面来说，其分配原则是侧重于生活的困难程度，所以他们选择首先返台的对象自然是要视其是否有家眷以及家族人口多寡而定。即使如此，在半日之内要公平合理在做好一切，确实不是件易事。　
　　22日上午，回台人员决定了。同乡会所在地三安医院窄窄的候诊室与檐廊里，塞满了为希望与失望、兴奋与焦虑所煎迫的人们。他们都在希冀能抓住此千载难逢的幸运，但只能在多以千计的人们当中选出九十个人。当看到两个落选的妇人低声悲泣的时候，即使是中选的人也难以流露出那几分高兴。当天的下午及夜间，是留给回台人员做准备的时间的。返台的同胞要筹备川资，要丢去一些带不走的东西，要把房子退还房东，要买一些旅途应用的物品……他们要向生活了数载的古城北平告别了。　
　　第二天早晨，购买好了火车票的台胞正准备离平赴津，这个时候，同乡会慌忙地通过尚未组织完善的“邻保”来通知出发延期。原来，“海苏”号改变了计划迳自出航了，却把苦苦期待回乡的台胞留了下来。据招商局说，是由于原定留给台胞的舱位又置满了肥田粉。同乡会则懊悔地说，是他们做事粗忽，在事先打点各方有关机构时，恰恰把最要紧的招商局给忘掉了。又有消息说，原因是大家不知道“黑票”这种事情，如果真是肥田粉要紧，招商局便不会把大家扔下，又把另外一批人载着走的。但不管说什么，船是走了，摇头叹息或是破口大骂都是没有用的，悲愤填胸亦是于事无补。最现实的事是对这些未走了人们的处置。这些台胞中有一部分是在当日即把房子退了，家具与生活应用物什也卖掉了。所以，只好住了两天旅馆，便全挤进了三安医院。　
　　到了3月下旬，回台的消息复起。那时候，北平接连落了几场春雪，据说二十年来已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了。街衢皑皑，胡同寂然，一片静谧。仍滞留在北平的钟理和，望着窗外的霏霏春雪，想到全家困留异乡，归期无信，不由得心中一阵怅然。　
　　这时，同乡会召开班长与组长会议，报告与讨论救济总署决定送台胞回乡之事，人数定为三百，北平的台胞分得了一百六十个名额，其余的给了天津的台胞。此次因救济总署非军事机关出面，所以军属完全除外。大家商议将回台人员分成五组，还组成了事务班、联络班和运保班。因为行李多、女人孩子多，而且据外面所传此去路途甚不平静，旅客遇抢的事时有发生，所以一定要将大家组成一个团结的有机体以互相照应。　
　　此次返台本说好在24日，后又称延至26日。但到了26日，不但不能出发，且连信息都渐见稀疏与不确，致谣言四起，群情纷纭。然而归心如矢的他们不管如何受骗、吃亏都行，却决不抛弃热烈的期待与守候。　
　　　
　　1946年3月29日，钟理和终于携钟台妹、钟铁民离开了北平，搭上了回台湾的难民船，经由天津和上海，到达了台湾的基隆。4月14日早晨，全家乘上了南返的火车。　
　　由于从大陆返台的人很多，他们随身的行李也不少，车厢里十分拥挤。在平常，这些行李是可以交给行李房的，但因为眼下交通秩序尚未恢复，大家听信了别人的好意劝告，统统搬进了车厢。如此一来，把火车塞得无立锥之地，客车弄成了货车，人倒显得是多余的附带物品。过了几个车站之后，钟理和感觉无法再平静下去，那些叫嚣吵嚷的杂音，伴着蒙蒙尽扬的尘土，让他觉得心烦意乱。透过车窗望去，乌云密密地布满了天空，没有一丝缝隙，仿佛就要降下雨来。才升出来未久的一轮朝阳，像慑伏于压在头顶上的沉甸甸的云堆，徘徊于东山之上，裹足不前。火车便在这灰黯低匝的穹隆下，迳自向南奔驰。　
　　钟理和先是暂住在高雄前金区的弟弟钟里志家中，随后返回美浓尖山探亲，回到离开八年的家。此时，父亲已于三年前病故，事业失败，兄弟离散，仅有大哥留守家园，家庭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景象。然而，战后故乡贫困残破的景况更令人心酸，而且正遭受着可怕的旱灾，农村经济几近破产。残破家园的一切，都让钟理和感到惊讶和痛心。　
　　回到家乡后，钟理和应聘到县立内埔初中担任代用国文教师，举家迁到内埔，居住在学校宿舍，开始写作和教书的生涯。到了7月，次子立民降临人世。　
　　钟理和尚在大陆时，即从报纸上了解到人们对沦陷区光复后的文化与教育关心与担忧。像当时的《光华周刊》第二期载文《关于文化联合》说：“因为文化本身仍旧是文化，就如一棵树木一样，待我们除去的是虫蚀了的枝干，而根基还永埋在土中。”“文化不是可任性涂抹的东西，在沦陷期间的文化只是征服的文化，是虚伪的非文化，而真的文化传统是在地下生存着的，而今只待我们的发掘了。”参见钟理和1945年10月3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页。台湾民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受到极大压抑，受到的教育也是日式的，一旦光复，他们迫切需要接受中国教育的求知欲望，便像决堤的洪流一样涌现。据云，台湾刚刚回归祖国怀抱时，当地人潮如涌，挂灯结彩，舞狮、高跷、歌仔戏、傀儡戏遍演，《论语》、《孟子》、《唐诗三百首》等通俗古书遍布，国语传习班的招牌林立。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像钟理和这样精通国语又能从事写作的人才，在当时的台湾是不可多得的。钟理和应聘任教的时间虽不长，却感应到战后故乡的希望和力量。钟理和正是在这种环境下，写下了记述当时工作状况的《校长》一文，反映光复初期台湾知识分子克服重重困难致力于国语教育的爱国主义精神，把战后初期弥漫在全台湾岛兴学办学的炽烈热情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留下了一个珍贵的历史见证。　
　　钟理和写的“校长”在现实里真有其人，名叫钟璧和，钟理和在日记里亲切地称他为“老璧和”，是钟和鸣在台北高校时的室友，也曾见过面。所以文章一开始写“我”去见校长时，想到的是校长是否还保持着十年前那个模样。接着，写到“我”与校长以前相识时的情景。当时他正在预备考医科，那“两手支颊，像条石柱般宿着永恒的，深不可动和缄默的背影”，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在那阴影中，读着一个正燃起向上的无限热情的灵魂所应有的庄重、正直和感激”。所以“我”也相信，“正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但在学校是勤勉的好学生，而且当他离开书本走向社会时，便变成能够拿出良心来处事接物的，一位善良的人物”。等来到那间几乎塞满“排得不很有规则的古陋的桌椅、巨大的书橱、教育仪器、茶几，和蠕动的人头”的办公室里，发现了校长，结果也没有让“我”失望。作品中这样写了校长的外貌：“他的方脸，和宽阔的颧骨，正向人们说明了他的个性是多么的倔强。在额门下面的一对小眼睛，恍如想探求被匿藏在身边哪个地方的真理，而不安定地转动着。他的结实而有些胖的身躯，紧紧地扣在开襟白衬衣，和白短裤里面。那股可感的蓬勃的生动性，即由被绷成无皱折的衣服缝隙间流露出来。那模样，就像一位极有能耐的远程赛选手。这是非常不调和的。它令人生起近似滑稽的奇异之感。这时，他的左手肘在藤椅的靠手上，两手紧紧地捏合起来。仿佛他的内部的力，都已被捏在这里面了。”他还是保持着昔日的模样，而且那正直和纯洁的灵魂已经充实成长，而获得某种力量了，“这力量，即是沉稳，和坚定。一个人如果是单纯的，那就必须有这种力量来作为后盾的”。　
　　“我”任职的这所县立初中为适应光复后教育急剧发展的需要，增建教室与招生同时举行。“人类的那最值得赞叹的意志，便自动的在这里集中起来了。”“锯凿的震耳声，配合着学生们明朗的欢笑，由早到晚，在这里压倒和领有了一切。透过了这些具体的表现之间，那种最富鼓励的性质的东西，在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内心。建设、创造、成长、觉悟，就是这些象征着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希望的东西，像一只爬虫，在匍匐，而且翻腾。”　
　　钟理和笔下的校长应该算是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典型。他“怀着不减于理想主义者的热烈的憧憬和心愿”，想有效地把学校照自己的意志培育起来。作品中写道，他“一开口，便总是伊顿呀，哈鲁呀，要教员和学生们，都能拿英国的这两所据说给全世界培出最多伟人的中学作模范”，其实，他的“野心”更大，甚至想超越这两所中学。这种想法表现于实际行动时，“那好比是一只最强壮的牛和一辆古陋的牛车。牛的过剩的精力，时时都有把牛车破毁的可能”。而且，校长的雄心壮志不光是表现在口头上，在现实实践中，更以老黄牛拖破车的精神，一切以身作则带头干。在开学的同时，校长创意开设了诸如国语周间、伟人传、音乐同好会、历史研读会、由各教员轮流讲演的朝会等，作为员生们的课外活动。还有国语学习和搜集、补充，与制作教材，以及几乎为定例的每日开会，把教员们搞得焦头烂额。比如担任地理的陈先生在大轴的“大日本地图”后面制作大中华民国全图，“突然，他把水彩画笔拋下，就在图旁席地坐起。‘啊！受不了。’他嚷着说，一边举起右手背，在额门上不停地擦起来。‘头一个我会先死在校长手里！’”然而，这是一个善良的人表现出来的可爱的幽默，“在他的脸上，透过疲倦的背后，毫无掩饰地呈示着人们对于自己工作满足时的那种愉快而恍惚的神情。常时看到这种情形，总是令人感到兴奋的”。正是从这一侧面，作品让人在不经意间感受到校长人格的感化力。　
　　至于对校长的实写，作者用了这样的细节。国文的每一节时间，只要是可能，他便坐在教室的最后边聆听国文教师的讲说，和学生们一起哼哼哈哈的学习，而且比学生更紧张。他有不耻下问和大胆学习的美德，借用自己所有的日文知识的帮助，把一句话、一节短文准确地分解开或组织起来，逢有发表的机会，便不怕用僵硬的舌头坦率地发表出来。虽然校长认为自己用尽全力了，还是无法跟上学生。然而两三个月过去，参加学生们的国语文考试时，校长却居然考在最高之列。他“并不知名誉为何物，而只在企求人们都能够在最崇美的东西里，把自己真正地充实起来。如何达成这理想呢？那解答却很简单。以自动作为出发点，以科学作为行为的准绳，如此而已”。在校长魁梧伟岸的身躯里面，寄托着孩童般的天真和单纯的灵魂，最优美和最坚强同时并存，融成一体。　
　　校长办学的专注不仅是事务性的，精神层面的鹄的更显得极高，对教育精神的讲究不仅是原则性的，任何细微也都一丝不苟。这从两件事中也体现了出来。一次是国语周间将完，全校员生聚在礼堂。突然，在台上讲完话的校长举手指着礼堂壁角上静垂着的蜘蛛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