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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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幕幕在贫困袭击下酿出的目不忍睹的人间惨剧，曾思勉和黎继荣有过这样一场争论——
“不然！”曾思勉严肃地说：“你好像把我意思弄错了！我但说，道德可让有健康，有自由的生命，保持着正常的思考判断的国民去研究、去推行。至于我们的问题，是在于怎样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并且怎样来排除能够威胁我们生命的一切障碍。他们劳碌于生死的歧途，死与饿，时时展开在他们的面前！他们是命运的傀儡……”
“命运的傀儡？”
黎继荣半像不解，半像嘲笑似地反问。
“是的，命运的傀儡！”曾思勉不耐烦似的重复着说。至此，他又回复了那冷冷的讽刺的语调：“他们在命运的圈子里走着、摸索着，但他们自己一点儿也不知道。有时候，他们相反地想逃开这圈子，不管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总之，他们从很早就想挣脱它，远昔，则有记录可资我们翻阅，最近，则有辛亥的民族革命、五四运动、识字运动、对妇女问题的关心、农村解放、劳动保护、家庭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悠远的历史，使这圈子扎得极度坚牢。这我们可以从现状看出他们挣扎的结果，所得的功绩与成就是那么渺小。最显明的例子，则有，他们还饿着肚子。
这样子，他们负着历史的重担，像底纹游鱼。他们在这里面或生或死、或哭或笑；后母虐待前妻的遗子；秽水倒到邻院的门口；为二个窝头，母子无情，兄弟争执；窃盗、酗酒、吸毒、犯罪、游手好闲……。虐待者，和被虐待者，即生者与死者，他们俱同样受着命运的播弄。何谓命运，拆开来说便是：贫穷、无知、守旧、疾病、无秩序、没有住宅、不洁、缺乏安全可靠的医疗、教育不发达、贪官污吏、奸商、鸦片、赌博、嫉视新制度和新的东西的心理……这些，便是日日在蹂躏他们，践踏他们的铁蹄，是他们背负的祖先所留下的遗产！”
他顿了顿，又继续说下去，以目制止了这时由门外进来正想和他们说话的曾太太。
“我们这院里的人家，你很知道，他们是怎样的一步一步走向贫穷？并且是怎样的更由贫穷走向破灭？他们只要一度被贫穷所掳，就不容易挣出来。它是生命的危机，它将诱起了恶性的循环，即它会引起一切不良的状态，而和这种状态互相为因为果，创造了一个死的深渊，让它的俘虏在那里浮沉而滚转，永远出不来。他们的报酬太低，他们的父亲日日所得的报酬，多半只够维系他自己一个人的动物的满足，他的家族所需要的物质，还须家族各个人自己去获得。因此，不但是他们的父亲，就连他们的幼少者，都被无情地断绝了一切改善而使自己向上的机会。所以他们的孩子，即继续他们之后的这些中国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孩子，只好仍负起与父亲同样的地位与待遇辗转下去。这就是他们的命运，是他们当前的状态！”
“呵，呵，”黎继荣不屑地说：“我以为你有什么新颖的见解，原来说了半天，归根还是你自己拿圈子套你自己的脖子，你才是个地道的人道主义者。那么，依你说，他们须怎样才好呢？”
“怎样才好？”曾思勉轻蔑地说：“那我也不知道他们须怎样才好！”
“这就奇了，你絮絮叨叨的说了一大篇，末后却来一个不知道，那不是不得要领吗？”
“如果这还是不得要领，那就让它不得要领好了！我的目的，只在说明事实罢了。至于他们须怎样才好这种问题，只好让他们自己去研究。好在他们是聪明的人种，他们所欠缺的似乎并不是办法，而是毅力。是的，他们大概是短少这种毅力，换句话说，也即是实践！”
曾思勉说至此，便缄默不言，由他那极度厌烦的表情看来，大概他已是饱腻这种无聊而肉麻的问题了。
至此，曾思勉确实也真的无话可说了，因为他不能够再为他们指出一条真正的出路。这其实也正映射出钟理和本人的某种心态。
我们亦可以说，钟理和不止藉着这所大杂院写整个北京城，甚至也想观照整个中国。对于《夹竹桃》的思想倾向，陈映真评论说：“钟理和在《原乡人》和其他作品中，曾清晰地表露了他对于中国的血缘的情感。但这种情感在惊愕地发觉到祖国的落后之后，逐渐消失于视域中的盲点。”“他在中国大陆所看见的是数百年来帝国主义和国内旧势力在中国所造成的可悲的落后和贫困。他对这一切的贫困‘深恶痛绝’，以犬儒的、嘲弄的语言浴之以恶言。”“钟理和的一生，代表着那个时代部分知识分子一生的历程。钟理和的民族感情，也是一定历史过程下的产物。”他代表了光复前后的一部分台湾省知识分子的整个痛苦的心态：“在日人统治下，他们的‘原乡人——中国人’意识尚有一个归托。原乡中国，代表着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代表着同胞间骨肉般的热情；代表着一切未来的光明和幸福。然而，一旦面临了前近代的中国，他们吃尽苦头，受尽挫折。他们和钟理和一样，在整个新生的、近代中国的分娩期所必有的混乱中，所漫天揭起的旧世界的灰尘中，看不到中国的实相，从而也不能积极地、主体性地介入整个中国复兴的运动之中。正相反，他们寻求原乡的心灵顿时悬空，在苦难的中国的门外徘徊逡巡，苦闷叹息。”陈映真（许南村）：《原乡的失落——试评〈夹竹桃〉》，（台湾）《现代文学》复刊号1期，1977年7月。那时的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已达四十余年，日本帝国主义对台湾进行资本主义改造已基本完成。和上一代的知识分子如赖和、张我军、杨逵、吴浊流不同，钟理和完全是在殖民地社会里长大的，他对祖国的贫穷、落后既缺乏历史的了解，也没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殖民地体制下的台湾虽被视为清国奴，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剥削，但无可讳言，台湾当时在教育、医疗、生活水准上却较中国大陆更高。一向认为台湾欲脱离殖民地不外是依靠母体中国来解救的想法，不免在这里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尤其在中国大陆，台湾人处境也是尴尬的。在此爱深责切的心理转变下，导致钟理和数度在小说里激烈的批判，在作品出现了诸如“深恶而痛绝”、“不满与厌恶”、“痛恨与绝望”、“憎恶与鄙夷”等字眼。应该说，钟理和以一颗沉痛到不能自持的心，以怨艾的笔调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嘲讽小市民的劣根性，无情地暴露了他们灵魂的晦暗，是基于医治旧时代留给人们的心灵创伤，与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有相似之处，其在动乱年代忧国忧民的良苦用心毋庸置疑。钟铁民说：“先父早期作品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像《夹竹桃》，他对这个古老的民族的种种劣根性，虽然冷静地加以批判，但字里行间仍然可以使人感觉到他那爱之深责之切的爱心。”钟铁民：《我看钟理和小说中的人物》，（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恶疮为害，非彻底医治不可，痛数“恶疮”之害，乃至秋毫之末，借以引人警醒，未必没有可取之处。何况钟理和在作品中对老太太、幼童的营造亦不乏怜悯和着墨成功之处，令人感到同情和不忍。但是，作品中也确实有用语尖刻、讽刺失度、情调低沉的不足。比如作品中这样的话：“幸而他们是世界最优秀的人种，他们得天独厚地具备着人类凡有的美德；他们忍耐、知足、沉默。他们能够像野猪，住在他们那既昏暗、又肮脏、又潮湿的窝巢之中，是那么舒服，而且满足。于是他们沾沾自喜，而自美其名曰：像动物强韧的生活力啊！像野草坚忍的适应性啊！”还有诸如“是幸是不幸，不知道，事实上这样的女人，要算中国最多，最为普遍。吝啬、自私、卑鄙、贪小便宜、好事、多嘴、吵骂……等等，这是她们的特性。对别人的幸灾乐祸，打听谁家有没有快人心意的奇殃，是她们日常最大关心事之一。对自己的孩子，她们像是一架机器，她们知道的是制造。并且，她们天生有一张发则如牛吼的口，能声势俱厉的，把她们所制造的物品，震慑得如一头柔驯的牲口”以及“他们恰如栖息在恶疫菌里的一栏家畜，如果不发生奇迹，那么，他们结果是只有破灭，而从世间消逝了他们的种类”等。嘲讽并不等于辱骂，后者跟引人惕厉的良好愿望背道而驰。
《夹竹桃》创作于日寇侵略魔影笼罩中国大地的动荡年代，国难当头，民族觉醒，光明与黑暗激烈地搏斗着。其时，钟理和怀着几分期待与希望，携钟台妹弃家外逃，从遥远的台湾来到苦难的沈阳和北京，举目无亲，生计无着。有的人认为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而台湾人也是日本人的走卒（现实中的确也有不少台湾人帮助日本人残害自己的同胞），因而拒绝租房给钟理和一家住，当然，这种历史的账应是算在日本侵略者身上，而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归咎于台湾人。因理想幻灭而心头郁结着对原乡大陆难以名状的矛盾与苦闷，给作家的心灵也给他的作品蒙上了晦暗、忧郁的色调，是作家的生活际遇和思想经历带来的局限性。日本学者泽井律之研究认为，“钟理和的民族意识是一种对殖民统治的抗拒意识，并不相等于近代的‘中国意识’（中国的国家意识）。即使他的终极目标是近代的‘中国意识’，也是在没有直接接触中国的情况下，所形成的一种思想理念而已。这种思想理念多少被理想化了，以致于当他实际接触到中国时，发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会感到困惑，会产生挫折感，甚至迫使他向后退却。但是，既然台湾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而与中国脱离了国家关系，那么台湾的知识分子想必都和钟理和一样，空有一腔近代的‘中国意识’而已，迟早都会碰一鼻子灰的。如果台湾的知识分子必须超越这一层壁障，才能求得真正的国家意识，必然得经过一番难以想象的磨练吧！钟理和怀抱着热烈的民族意识，踏上中国的土地，却看到一片停滞不前的落后景象，他始终找不到积极进取的民族图像，于是他在自己心中描绘的‘中国意识’破灭了。在破灭中，他以他自己确信的人道精神和人性尊严做为指标，面对眼前的现实，凝视中国的民族危机和悲剧。”泽井律之：《台湾作家钟理和的民族意识》，（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钟理和虽企图找出造成人间悲剧的原因，置身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但最终因思想上的局限而只是流于表层，也表明出作者不可能使自己超越出当时的认识水平。
钟理和在北平期间还创作了《生与死》、《逝》、《秋》、《第四日》、《白薯的悲哀》、《私》，以及未完成的《供米》等。
《生与死》完成于1944年12月23日，1946年9月15日以笔名“江流”发表于《台湾文化》第一卷第二期。作品纯属心理小说，细腻而精致地描写了机关职员张伯和经历半生坎坷而悲切凄苦的心态。在一个没有月亮的静谧黑夜，张伯和坐于柩前，一边拈香与亡妻对语，一边回忆一生艰辛苦斗的历程。由于他的正直与坦率，不能见容于社会。最初，他的两个孩子“有如砂子似地，一个一个从他指缝间漏失了”。作为他“在此世上的惟一的安慰、鼓励与依赖者”的妻子，因缺钱医治，延迟致死。在炎凉而广大的世界中，只冷清清地拋下他一个人，最后被迫“由社会、由家庭——由人生一直退到这人世的道旁，这不为世人所注视的角落里来了”。小说中，现实与过去穿插交织，现实是死亡，过去是生之欲，生死如绳之二股，由远而近，由松而紧，令老人颓唐而绝望。结尾处，夜渐次退去，现出苍白的曙光，这时棺材就要被抬走，孤独地埋在索漠的荒乱草下。“供桌上的二粒灯火，似已预知自己的命数之将尽，乍见得那么渺小，且无生气”。
《逝》于1945年7月写成，次年以笔名“江流”发表于《政经报》。该作通过描写两个不同的少年形象，透视出人生的某种迹象。小禄是个聪明伶俐而且柔顺的孩子，他随时随地能够体察客人们的心理，伺候客人周到体贴，可说是无微不至。然而他也有一个生来的缺点，就是他刚毅的脾气。在柜上，不管是对伙友、大司，抑或和他一样的学徒，他向来吃软不吃硬。如果你想对他施用高压的手段，那便不问你的年龄，也不问你在柜上的地位比他高或低，他宁肯让你打死，也不服这口气的。他不喜欢柜里的人，也不打算当柜上的伙友，而且什么买卖也不想做，因为他认为买卖人没出息。他的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