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3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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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姿如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硕士论文2000年6月
台湾农民小说的历史考察（20—80年代）
石弘毅成功大学历史研究所1996硕士论文
50年代国家文艺体制下台籍作家的处境及其创作初探
李丽玲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1995硕士论文
台湾客籍作家文学作品改编电影研究
杨嘉玲国立成功大学艺术研究所2000年
人间的条件——钟理和文学里的鲁迅
张燕萍静宜大学中国文学系2000年
钟理和《笠山农场》写作研究
翁小芬东海大学中国文学系2000年
后 记
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前夕，北京下了一场不小的秋雨。庆典当日雨住了，庆典也如期举行，至晚间时分，气温降得很低，令人时感阵阵寒意。虽然如此，流光溢彩的火树银花仍使人融入当时欢乐的氛围中。在国庆之夜观礼的人群中，也有台湾作家陈映真的身影。
次日，我来到北京饭店拜会了陈映真。陈映真有“台湾文坛的杜甫”之誉，盛名早有耳闻，他也来过大陆多次，但我们之间还是初次相识。那天，我们谈了很多，包括文学、历史及台湾岛内的一些情况。我深为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那份为祖国、为心中所痴爱的文学事业不遗余力尽职尽责的精神所感动。记得陈映真对我说，台湾从1949年到现在的历史，是在民族分裂的构造下存在与发展，民族分裂造成很多矛盾。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总是利用这种分裂的构造，增加两岸的对立。他们口头说希望和平解决两岸的问题，但这种和平解决不是和平统一，而是和平分裂、和平独立。陈映真说，虽然现在两岸政治上的矛盾比较大，但还是可以一步一步地发展关系的。自己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可以把大陆思想上、文学上、审美上的一些情况介绍到台湾，让台湾有兴趣的人也来参与意见；同时也将台湾的情况带到大陆学术界。两岸的知识界、思想界、文化界可以把这些学术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国家的问题，这样逐渐地不着痕迹地展开讨论。如果讨论有深度，一定能够引起社会其他方面的关注，从而对两岸关系的发展有所助益。
让我当时没有料到的是，日后我本人也真的做起了这其中的工作。
2001年，中国作家协会主持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工作、同时也是我所在单位负责人的金坚范，希望我参与编写台湾作家评传工作。这项工作大陆方面主要负责人也是我在大学时的老师赵遐秋教授。我毫不犹豫地将这项工作承接了下来，研究对象选择了钟理和。也正是藉此机缘，2003年的春天，我踏上了久已思慕的祖国宝岛台湾的土地。
那次赴台是跟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应台湾高雄文艺协会的邀请进行文教交流活动，团长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建功，同行的都是在大陆文学界颇负盛名的作家，像大陆文学界最高奖项鲁迅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得主何申、刘庆邦、阿来、刘玉民、赵玫、梅洁、鬼子等。阿里山、日月潭、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些以前只是耳闻的胜地，却真的被我们目睹了。而那些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风物，至少在像我这一代人看来，都不过是淡淡的历史痕迹，感触最深的仍是两岸之间割不断的血缘亲情。担任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的刘庆邦几年前曾创作过一篇名为《神木》的中篇小说，获得过大陆的老舍文学奖，据此改编的电影《盲井》又在柏林电影节获得代表最高艺术成就的“银熊奖”。当我们一起畅游阿里山的时候，发现那里千年古树皆被称作“神木”，其中已受损伏地的一棵高约五十三米的老红桧最老，经历三千多年。刘庆邦说，这让他一下子产生了心灵上的共鸣，这充分表明我们两岸的文化是同源的。
在台期间，我们与台湾作家陈映真、黄春明、尉天骢、司马中原、陈若曦、萧飒、朱秀娟、周啸虹、王禄松等进行了交流。两岸作家一见如故，很快成为很好的朋友，营造了一种亲情融融、意气相投的气氛，沟通了文学，也沟通了情感。大陆作家优秀的创作实绩和活泼开朗的风貌，给台湾文学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少台湾作家说，从代表团成员身上感到大陆的政治清明、人民幸福、文化繁荣，感到大陆文学事业欣欣向荣。他们更加坚信，实现祖国统一是两岸人民的福祉，也是两岸文学的福祉。台湾文学界在薪传中华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也令大陆作家深深敬佩。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应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文学期刊《文讯》邀请与台北部分作家举行座谈时，出现了陈映真的身影。众所周知，当年国民党在台主政时，陈映真以“阅读毛泽东、鲁迅的著作”、“为共产主义宣传”的罪名而遭逮捕，判刑入狱七年。据说这次是陈映真第一次踏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也许是在时下严峻的形势下，谋求统一的意愿使他作出了这种选择。陈映真说，文学不仅反映当下生活，也反映文化积累，有丰富的底蕴，能够表现一个民族的悠久的传统和民族深层的文化。文学可以超越了历史人为的隔阂，通过两岸的文学交流，能增进彼此之间更深层次的理解，这对我们民族的团结一定能起到深层的作用。
老作家司马中原自称是一个“老迈衰残的无‘齿’之徒”，他说道，文学是一片辽阔草原，如果在上面盖上一些什么“主义”的铁皮房子，而放弃了在大草原上驰骋的机会，是非常不智的。我以为，“文”是人文，就是人为了促进、增长、提升自己的生活而产生的一切人工创造；所谓“化”就是文成光化的意思，让人所创造的东西在悠远时间当中的传承从无限的空间中扩展，与继起的生命相容相戚，产生再创造再发展的力量。但是文明非文化。我们要既“文”而“化”。文化如果没有后来人继续扛起来的话，就会自绝掉，像以前其他地区的一些文明都躺在夕阳荒草里面死亡了，可是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有无限的生机和发展空间。虽然现在两岸因不同的政治制度而对我们文化有很多雅伤，但是我们的本源还在，我们有信心把它高举起来。文学是悠远的风，要一代代吹下去，两岸作家都要尽力开拓复兴中华民族文化，归入一个优美的道统之中。文学作为人类整个心灵的反映，也是文化有形无形的综合性反映，所以先“气势”而后“文艺”。我们要以有限之身去学习宇宙的无限，有顶天立地、拥日抱月的心胸，像李白那样呼吸宇宙、超越时空、震撼心灵，对中华文化的优美之处加以肯定和赞扬，产生一种无形的心灵的共振，让下一代的孩子们能够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同时也会记住你肩膀上的责任有多重，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民族文化活水浩瀚奔流，归于无限。
我们与台北作家进行交流的那天正好下着雨，这让诗人王禄松产生了灵感，他说：“龙是布雨的，现在又从大陆飞来了十几条龙。我们都是龙的子孙，我们的感情完全是融为一体的。我感觉有一种亲缘上的鼓舞，有四海欢腾之相。”他还即席赋诗一首《我们的歌》：“谁能把万年九州大地连根拔起，/移植向幸福的土壤。/谁能抽出地球的经纬线，/编成大网，/向岁月的海底，/打捞青史的荣光。/谁能搬动带云的五岳，/筑起华夏的围墙。/谁给拔地轴为针，/搓赤道为线，/缝合起中国分裂的现状。/责任在我们肩上。/一声口令，令千年铁树开花；/一个手势，要万里冰河解冻；/一个拳头，把世纪洪钟撞响。/将千秋道义、万古纲常，/打成包裹，/贴彩云作邮票，/寄给伟大的理想。/招来四个海洋/要他们手拉手，跳着圆舞，/把中国的黎明唱亮。/啃太阳的金烧饼，/喝月亮的白乳浆，/挥动我们的热力汗，/我们大家一起干。”
萧飒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较早地做起了中国大陆和台湾文学界的交流工作，可称有开拓之功。二十多年来，他切实地感到自己当时埋下的那颗种子在成长、开花、结果，并有了今天的成绩。他说，海峡两岸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根底，那是一根割不断的文化脐带。半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文学虽各自在不同的环境中生长，也会在某些方面有不同的风采和韵致，但仍属同根同源，更需互相交流和切磋，在无形中缩短两岸的距离。文学是反映人生和历史的。时间是经，空间是纬，时间和空间的交叉点形成历史。文学家就是站在时空的交叉点，来作历史的见证。只要我们铭记着文学的良知，书写我们这个时代，反映时代的意蕴，要未来的历史学家从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找出时代的影子。
我们还在高雄参加了由高雄文艺协会和高雄师范大学中文系联合举办的近代台湾文学发展研讨会，我与石一宁、沈庆利分别就台湾作家的研究与台湾学界进行探讨。我们的演讲也得到了不少台湾学者的充分肯定，认为在两岸长期隔绝、资料汇集不易的情况下，仍能作出如此深刻精辟的论述，不能不令人深感钦佩。这些研究成果的展示，起到了在文化交流中增进彼此了解的很好效果。然而同时，我们也切实感受到了和“台独”分裂图谋作斗争的严峻性。比如在谈到关于钟理和的话题时，一位高雄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副教授声称“台湾始终是一个主权国家”，并且断章取义地引用钟理和的话，加以歪曲。论者口口声声地说要将钟理和作为一个单纯的文学创作者，却处处含有深刻的政治意图。当然，这样的观点也被我们一一加以驳斥。我们进一步感受到，“台独”倾向已经在台湾学术界形成某种势力，文化熏染严重淡化年轻一代的祖国意识，正在成为培养“台独”意识的温床。在与台湾分离主义作政治斗争的同时，文化斗争是不可忽视的一翼。加强交流是反对“台独”分裂图谋的战略举措。在台湾当局分裂主义的言行甚嚣尘上的情况下，加强文化交流是凝聚人心、团结爱国统一力量的重要举措。
通过对钟理和作品的研读和对钟理和创作之路的了解，也引发了我的一些思考，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把台湾文学研究纳入整个中国文学发展史进行观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陆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一直只重视对大陆文学的研究，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始终没有很好地开展。存在这一问题的原因主要不是认识上的偏差，而是由于两岸分隔时间太久，缺少第一手研究资料，对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态势难以确切地进行把握。改革开放以后，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真正能进入其核心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就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来说，提到台湾文学，常常是单列出一个章节，很难让人们看到它与大陆文学的内在联系，因而也可以说，缺少对台湾文学系统而深入研究的中国文学史，不能算是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整个大陆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血脉联系，只是由于在历史际遇、政治境遇和意识形态上的特殊，使得台湾文学呈现出较作为中国文学主体的大陆文学不同的内涵和形态，但这并不应对整体观照构成影响。举个例子说，在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进行艰苦卓绝的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文学创作表现出不同的格局，这里有直接反映抗战的文学、大后方文学、沦陷区的抗争文学以及汉奸文学（在台湾还包括“皇民文学”）等。从整个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钟理和在沈阳、北平时的创作不应像有的文学史那样简单地归于独立的“台湾文学”章节，似应归入沦陷区的抗争文学，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揭露日本殖民者的黑暗统治，表现出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有着一定的认识价值，也算是融入了全民族抗战的主旋律中。因此，我们观照中国文学的时候，理应将其视作一个开放的整体，应该树立一个大中国文学的概念，即中国文学并不能单纯地反映大陆文学（虽然大陆文学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体）。有人也指出过，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文学历程，虽然几经曲折几遭摧残，依然顽强而逼真地表达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冲破几千年传统的精神桎梏、追求人性的自由解放、国家的民主富强、社会的进步正义以及种种人类永恒的梦想而生发的丰富复杂的审美心理，同时也顽强而逼真地反映了中国知识分子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感应着时代变迁而生发的对国家命运、个人命运以及广大人民大众的命运三者关系的思考、探索和实践。这其实可以作为我们把握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基础，大陆如此，台湾亦不例外。但如何在观照和研究中将中国大陆文学、台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