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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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的啁啾声。像大腹贾的一条一百多斤重的肥猪，拖着酒坛大的肚子，满院里摇摇摆摆的来回踱步，哼哼地不时从鼻孔中喘着困顿的气息，它在篱笆下挖开松土作成个稀松的浅土坑，而后横躺在那里。但似乎在那里仍得不到舒适的休息，只一会儿工夫，便又站起来，哼两声摇摇脑袋，不耐烦的走了，后来也走到玉兰树的浓荫下，这样总算找得了个避暑的清凉地，半刻钟以后，即发出了如雷的酣睡鼻息”。所见景致正应和着主人公“惺忪的眼睛，昏昏的情思，空虚的胸怀，疲乏的身子”：“她不知道那某种东西是什么，它像一只小虫，时时刻刻不断地在啮食着她的心叶，使得她坐卧不安、神魂颠倒。她觉得心里一阵辣、一阵痒、又一阵热，有时却又怪软软的不好受。快乐、悲哀、怅惘、陶醉、甜蜜、浮躁、不安——这一切似纺车，在她内心里翻滚。她为此而苦恼，为此而焦躁，为此而不获安宁，她将不复能明了自己清楚的感情了。她心里这份烦恼与慵困，来自何处的呢？这苦闷、这情思、这昏懒、这倦乏——像走过几百里路以后从骨髓里透出来的疲乏？是病吗？不然！她对此是很有把握的。凭她既往的经验，她准知道这并不是病。她记起来了，那也许是在她二十一二岁的时候儿。那时候，她不也是为她自己那失诸常态的心绪而颠倒，而苦闷吗？但它却宛如一阵清风，莫名的那么飘然来了，又飘然去了，不留半点痕迹。心头常是恍恍惚惚若有所失，一合眼，身子便如来去在不着边际的虚无飘缈之间，飘飘荡荡，云游无定。但一醒眼，却又那里禁得起那怔忡——心跳与目眩呵！”于是，英妹心中长叹：“是多么困人的长昼呵，并且又是多么恼人的夏日呵！”及至父亲终于无情地将这对恋人强行拆散，英妹如失掉了意识，不知不觉地来到阿龙去过的沙原，映入她眼帘的是一派萧瑟的秋景：“开着清晰可爱的小白花的薄芒，展开于河沿南北两岸。林投与仙人掌，疏落地交杂在芒原之间，把脑袋探出在那些上面。或者在这些缝隙中间，可以望见高茎的苍茫的庄稼物，甘蔗，八月角等等。秋风瑟瑟吹起，林投在悲鸣着，且散开千万条如炼带的叶儿，随风招展。薄芒却像不堪沉重的秋风的巨足，刷地一齐偃卧下去，许久许久没有起来。南边那划着弧线，长着菅茅的秃冈阿下，有几个似乎在地里做活的人，在芒原之间或隐或现，恰像是捉迷藏。河在芒原之间，静静地流着，嘶嘶地在低诉。秋阳落在水面上，碎成无数小片，反映着，是那么柔软。往西眺去，已将西沉的暮日，反射在河里，迸作万道光芒的金蛇，宛如在那里翻滚。再下去，河身已为薄芒、庄稼物一类的东西所吞没了。展开在西边山与山之间的这青青的沙原，一泻无际，在其尽处，能望见远远一带牵着薄霭，起伏的紫色山峦，谦恭地横阻于前。苍苍的辽阔的秋空，便在那模糊的山峦上与陆地吻合。”如此景与情的融合，更增加了作品的悲剧色彩。当然，并非只有田野风光才是乡土风格。钟理和在《夹竹桃》中也较好的表现了旧北京的景象，而《地球之霉》、《泰东旅馆》等早期作品则把都市之喧嚣杂音活灵活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无疑是植根于东北的风土之中，也是富有真实感的乡土风格。
钟理和创作时所采用的叙述角度也是相当独特的，他近乎固执地使用着一种角度——第一人称。实际上，钟理和于此深具匠心，这种手法可以直接地以“我”的经历、“我”的观察、“我”的感受，准确、细致、深刻地揭示出人物内心活动和事件发生的内在因由。作品中所有人物的一言一行、所有场景的一草一木都纳入“我”的视野，然后又极其真实地描述出来，这样一来，作品中的“我”既是一个外界的观察者，以敏锐的眼光观察着他周围的世界；同时又是事件的介入者，将自己的思想感情溶入对外在世界的描写中；此外，还是一个评判者。客观的叙述和主观的评判融和在一起，因此，无论是写人还是写事都真实感人。如《故乡》中，作者描写“我”看到的故乡凋零破败景象，同时也把自己对故乡人们的同情和对发生一切事件的深思融合在一起，在冷静的审视和热情的拥抱的掩映之中，藉着外在情境的描绘“我”的深思，展现出故乡环境的破败、生活的阴暗、人性的衰颓，更增加作品的艺术感染力。读着钟理和的作品，就像和朋友谈心，他打开胸襟，侃侃而谈，丝毫没有装腔作势。钟理和使用这样的叙述角度，也对自身创作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钟理和赞成说一篇作品是外在世界透过一个作家的个性扭曲的映像的说法，“然而一个人的个性是不能离开他的人格品行思想而独立的，在透过他的个性的同时必然也带上他的德操品格的印痕。因此，要求作为一个作家必须养成有高尚的品格才有道理”。钟理和曾读过英国作家毛姆的《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在后记里，毛姆结论地说：“一般说来，他们都并不是好人。”钟理和“觉得作者的观点颇有推敲的余地”，他说：“读者在读了他对作家们的生活描写后，当然会同意他这句话，并不是冤曲。那些描写的确叫人读来泄气并不愉快，但是正如作者说没有一本小说是十全十美一样，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如果你单从不全不美的地方去看，当然一个人就不难变成一个恶棍，正如单从反面看来，他就会变成圣人一样。这二种看法都不是正确的。”钟理和认为，不必总是往好处看人，也不应因他是小说家而要求特别对之偏袒。“但我以为应把一个人还是当作一个人看，不偏不倚。那么作者所看到的这些作家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单看到他们的一面，我觉得很可疑的。”所以，钟理和谈到：“一部作品既被列为世界伟大的小说之列，我认为决不单纯因为它有趣、有特性、有感情，对于社会人生，亦必赋有极大的感化力。而这些感化力，我认为便是一个作家崇高的品格和正义感，透过笔尖流到纸面上的东西。如果他先没有崇高的东西的感受性，他就不会对读者有所启迪。但是我读了《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后感觉——如果不差——作者似乎在对我们宣说：一部作品和一个作家的生活，至少是品格，是可以无关的。尽管一个作家的私生活是不正的、丑恶的，但写出来的东西仍然可以是崇高的、伟大的。这种说法、这种态度，使我深深地困惑。”钟理和：1957年12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4—125页。
因其风格的质朴平实，人们在钟理和的作品中不见过多的牢骚和抱怨，虽然对于恶劣的现实始终抱着批判的态度，但人生的挫折和感情的蕴蓄凝结成的是淡淡的哀愁，诉之以敦厚的文笔，客观而冷静地记录着社会的悲剧和人生的沧桑。一些台湾的评论者都谈到了钟理和作品的这一点。两峰称“厚”是钟理和创作的特色之一：“他是一个在身心上遭遇多方面不幸的作者，反映他的作品当然蕴含着谴责的意味，但同是谴责，他既不像辛克莱那样咆哮呐喊，也不像萧伯纳那样冷嘲热讽，他只是静静地把那些病态提出来，不带些微偏激，不带任何色彩，他那种温柔敦厚的性格，使他的作品醰醰醇醇，如百年陈酒，他的力量是醉人的不是辣人的，达到四肢百骸而不仅是表面的面红耳赤血脉偾张，读他的作品，并无逞一时的刺激，却有深沉不易的感受，它的每一颗微粒子都会在你心底沉淀，磨刮下去。”两峰：《钟理和论》，（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江玲说：“他的文章充满爱，他决不因感情的作祟而攻击人或社会，即使当他沉痛地述及他所受的磨难时，字里行间也寻觅不到一丝仇恨，有的只是宽恕、谅解、悲悯。”江玲：《钟理和》，（台湾）《作品》3卷9期，1962年9月。谢嘉珍认为，《钟理和短篇小说集》“这十五篇文章虽然所写多半是与作者切身有关之事，且皆是不愉快的经验，作者并未被愁苦、悲哀的情绪淹没，仍以理智的眼光观察、思考，达到这种哀而不伤的境地，显然是在感情上经过了一番提升，而符合了美学上‘距离’的要求。”谢嘉珍：《钟理和短篇小说集》，（台湾）《书评书目》9期，1974年1月。唐文标说：“钟理和的小说里，描写贫穷农民生活的地方很多。但是他却是哀而不怨，我感到钟理和在这里表现了传统中国文学家的温柔敦厚，一方面他几乎是安于贫穷，知足常乐。另一方面，他毫不隐瞒，亦毫不顾忌的写出贫穷的农村生活，受物质缺乏困扰的许多良善的农民，却在勇敢地活下去，勇敢地挣扎，不怨天，不尤人，并不因贫穷而逃避，而消沉，自暴自弃。这种优良的传统正是中国立国的重要条件；农民的抓住泥土，就像可以输一战但决不低头的苦斗精神。”史君美（唐文标）：《来喜爱钟理和》，（台北）《文季》2卷，1973年11月。陈雀华在钟理和的作品中读到的都是痛苦的呼声，“明明是如此不快乐，而世界上惟一对他的慰藉以及那份爱，又支持他使他压抑下浮暴，而使得写出来的作品的特色是：虽然沉重得很，却是故用很平静的口气来描述。虽然有着怨恨和不满，却处处带着谅解别人和爱人的心思（岂不是因为他曾受过灾难？）。虽然，面对厄运，在厄运中仍不难看出他的挑战、他的不甘、他的不用言语来表达的希望和快乐的憧憬，他都让这些压在字里行间，不敢明说，缝缝里的呻吟和喘息却掀起人的深思。”陈雀华：《钟理和小论》，（台北）《台湾文艺》35期，1972年4月。陈火泉则概括为“悲天悯人”的精神，说：“理和的作品，每每也使人读之黯然神伤，甚至忍不住要落泪。……我喜欢他的笔调虽凄惘沉闷，但仍有一股悲天悯人之心，唯其悲天，才不怨天，唯其悯人，才不尤人。”陈火泉：《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台北）《台湾文艺》革新1号54期，1977年3月。林载爵更比之台湾作家杨逵的“抗议精神”，进一步把这个症结说成是“一种默默承担了的隐忍精神”，并认为这种精神“以最完善的形式”代表了由赖和开拓的具有“悲悯胸怀”的台湾文学精神：“钟理和以平和泰然的态度处理一切纷争，以客观的写实描绘社会的动态，在他的小说里，我们看不到有人握紧拳头、咬牙切齿、咆哮反抗。他不是没有抗议的情绪，但他却以平静的心情、包容的态度来洞悉社会的一切不公不平或罪恶。”“钟理和小说里的自己和其他人物，都是在默默的承担着苦难，然而，这种隐忍精神却是刚毅的、坚强的”，其中“潜藏、表现出来的奋斗意志”，正是“前代台湾文学中的另一种特色”。林载爵：《台湾文学的两种精神——杨逵与钟理和之比较》，（台北）《中外文学》2卷6期，1973年12月。其实，“抗议精神”和“隐忍精神”或许只能说明不同作家的不同气质影响到作品风格，而从根本上看，钟理和依然和其他坚持现实主义道路的作家一样，在用全身心去关注现实，批判社会中包含的种种不合理因素，体现出强烈的使命感。钟理和经过一系列沉重的打击，付出了曾是富家子弟时所难以想象的代价：“现在我在这里是既没有地位、没有财产、没有名誉、也没有朋友，好比是被绑起四肢摆向一群忿怒的群众。他们要骂我是背德者也好，骂我是败家子也好，或者骂我残废者也好，那都是他们的自由了，我也准备默默地承受一切。”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9页。这“默默地承受”并不是就此而认命，他把心中的所思所想交给了自己手中的笔，因此在其创作中表现的精神状态决非消极的忍受，实质上是一种历尽磨难后的豁达、坦荡、仁爱的胸怀，它施于人，不怨不怒；它达于己，自足自强。他作品中对旧习俗的批判、对生活重压的抗争，并不挟风雷闪电、咆哮怒吼，所刻意表现的是一种坚毅的、充满韧劲的挣扎，用不屈的奋斗去抗拒环境的压迫，这几近于殉道者的献身精神。他笔下的主人公刘致平、刘淑华、平妹等，面对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坚强不屈；面临飘泊与贫病之苦，也从未动摇开拓生活的勇气。即使对于那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小人物，也突出地表现了他们在人生道路上不怕艰难险阻、承受生活重压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