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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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的艰难窘迫也可以从《钱的故事》这篇小说中清晰看出。作品写了数年前“我”曾被人劫去借来为考进初中的老大注册用的三百元，全家为了这多负的一笔债吃过不少苦。为了多挣钱，妻子平妹在自己田里的活计做完以后，还要再去伐木。而“我”则要深埋下失落与凄凉，带着孩子承担家务。女儿羡慕邻家孩子的新衣，小儿子则希望买双新鞋。他们为此精心地计算着日子，何时妈妈才能挣来足够满足他们心愿的钱，撕日历便变成孩子每日最大关心的工作。而“我”关心的是何时能够偿还上债务。于是，“我们每个人都抱着敬虔的心情在各自的岗位上数着过下去的日子”。平妹要是多赚上几块钱，人虽然疲惫，精神却十分愉快。日子一天天过去，终于有了那三百元，小儿子的鞋子有了，女儿的新衣也有了。“但当我想起这笔款子我们是怎样得到的时候，我的欢欣中也伴同了一种类似肉体的刺痛的感觉。这些钱是这一个多月来平妹用肉体的劳动苦苦换来的，它铺在这些日子中无数亿万的瞬秒的时间的槽底，平妹用她自身的血汗灌满了这槽子，一分一厘的收集它，积成单位元，再由元积成十，成百，这经过是毫不含糊的，这里面既不会有虚假、侥幸和奇迹，也不会有同情、怜惜。它的每一分每一厘都带有平妹的体温，它放上我的手时烫着我的手，揣进胸袋里是烙着我的心。我第一次对金钱抱持了如此虔敬、如此感谢、又如此迷惘、如此憎恨的感觉。”“我”终于可以揣上六百元登上去高雄的火车，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可是“我”把钱还给朋友，竟发现他打一晚上牌就能输掉五百元，“我发现我们一个多月来那含辛茹苦省吃俭用的努力，一下被高雄浇上了冷水，而我们的热情受到最可怕的嘲笑”。“我”看出自己和平妹的生活与这些人们的生活有何等的不同、何等的距离。于是这样想：“倒不是为了这里的高度享受，而是由这个角度来看时，我们在那草地的生活是何等阴暗？何等艰苦？何等凄惨？这是一篇永远不曾被理解的故事，或是故意被曲解被润饰的故事。从前，纵使不能说是全部时间吧，但至少有一度我曾在这生活里面看出意义，但现在我忽然觉得那是一种没有受到真正报酬的牺牲。什么是神圣呢？什么是价值呢？什么是有用呢？这一切都变得十分渺茫了，十分空虚了。”这就满纸悲凉、惘然若失地由钱而探讨起人生的价值，在质朴自然甚至有点谦卑的文字中，浮现出感慨多端、颇能发人深省的人生哲理。
生活的苦痛不仅落在了钟理和夫妇的身上，甚至累及后辈。1954年2月14日，年仅九岁的次子钟立民不幸夭折，做父亲的痛心之余，在逝去爱子“头七”的忌日当天写下《野茫茫》一文，后发表于《野风》月刊第69期，这也是钟理和返台后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作者写作此文可称是声泪俱下，不仅懊悔因自己一时的疏忽致使爱子受冻生病，最终离去，更对于孩子生前所遭受的侮蔑和嘲笑而鸣不平：“立儿，也许你不知道，我们的关系，原是可悲的一种。作为你们的生身父母的我们的结合，只为了名字上头一个字相同，在由最初的刹那起，便被诅咒着了。仿佛我们在道德上犯了多么可怕的弥天大罪，人们都用那使人寒心的罪名加于我们。他们说我们是——牛、畜牲、逆子；如此等等。由于这种关连，作为我们的孩子的你们，由呱呱落地的时候起，不，在你们出生前，便已分有了同样可悲的命运了。”作者不甘服气，想自己来给世人证明：我们的结合是对的、道德的、健全的，立儿的幼小之身便肩负了这许多的寄托和期待。但是谁知道这些只是一场短暂的梦。作者不禁悲叹：“立儿，随着你的生，你给我们带来的欢欣，随着你的死，仍然由你带回去了！完了！而今，所有一切，全都完了！”立儿虽然死了，可大家还必须再活下去。“然而我们已不再有什么可向人呈示的了，不再有什么可向人证明我们的关系的合理性了。我们的完整性在哪里？健全在哪里？强壮在哪里？没有！什么都没有！此后，我们只是一边感着生的空虚而渺茫，一边却无目的地让自己活下去，如此而已。人们将更相信他们相信的对了。我们更须耐心听着人们的议论了。立儿，立儿，你给爸爸说吧，果真天不允许么？我不相信的，我不相信的！然而不相信又如何？你是这样的死了！”
另一篇记忆失去爱子的作品《复活》，已是创作于六年之后了，也许因时过境迁之故，撕心裂肺的悲痛代之以淡淡的哀伤，但这毕竟是钟理和苦难人生路上心灵最深的伤痕，单是看此篇的原题《天问》，便知深受丧子之痛折磨的钟理和对于造化弄人有着多么大的不堪之情。小说开头便写了次子宏儿死后不久，妻子就怀孕了。邻人说这胎就是宏儿转世，而主人公夫妻也都宁愿麻醉在这样古老的信仰之中。尤其是“我”，心中有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长期的疾病，使“我”的心情大变。尽管“我”为孩子在逆境中养成的坚强和勇敢感到骄傲，同时也“我”为了没有尽到为人父的责任而感到羞愧。“我”爱自己的孩子，希望他长大成人。然而生活的不如意时时在“我”的情绪上发生作用，使“我”在执行家教时往往失于轻妄的冲动。不幸再加上久病给予“我”无上的特权，有效地把“我”那些不正当的行为合理化了，甚至有时对爱子严求责打。这样的结果是，“孩子已不愿意留在家里，喜欢跟他母亲往田里去；他时常会自母亲怀中或趁我不注意时默默地望着我，好像我们隔着很远的距离，这时在孩子那无声的凝视中，我看见有一种朦胧的、冷淡的、疏远的神色”。宏儿在一场因寒冷诱发的疾病中死去，那张默默流泪的受难的脸孔却无往而不在，使“我”非常痛悔以前的那些暴行。新出生的巩儿四岁了，一切都和宏儿是一个模型铸出来的，并且喜欢拿棍子打人，而他最喜欢打“我”。“我时常被打得布满一条一条红红的清楚的伤痕，但我不讨饶，于是他一直打下去。他打着，笑着，我被打着，也笑着；我们俩都在笑，他是因高兴而笑，而我则在高兴之外伴随了肉体的痛痛麻麻、又痒痒的一种极微妙的醉人的感觉，这滋味是苦的，却带点辣辣的快感。这时我眼中贮满泪水，自泪水的帘幕中看过去，那已不是巩儿而是宏儿，宏儿在笑！”在“我”看来，那是宏儿复活了。对于自己曾带给宏儿的不幸，已形成一种几近于原罪的心结，强烈地需要道德的释放。所以，主人公那种赎罪的期望，只能让新生的孩子再在自己身上施予既往曾施于他人的“暴行”，那颗带罪的心才能在某种程度上得以复活。作者并未因为自身的不幸遭遇而强化对主人公的怜悯或同情，而是对人性人情进行深刻的反省。他袒露自己的悲苦心情道：“我的一生，是由一连串的失败缀合而成，不但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也牺牲了心爱的人。每以中夜睡醒之余，或独坐追忆之际，失败的痛苦便会像条毒虫噬着自己的心。倘使他日能侥幸成功，则我由成功而得的将不是满足快乐，而是一场恸哭流涕吧。”钟理和：1957年4月24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97页。钟理和作为一名失去健康爱子的父亲的哀伤早在《野茫茫》一文中道尽，在事隔六年之后，才能比较冷静地细细检视过去那一段历程中自己与造化相搏的过程与心情，从而找出症结的原因，并企图挣脱出一条新生之路。而这也许是一生病苦缠身的钟理和，最想找出的心之“复活”。
值得一提的，还有钟理和创作的那些生活小品文。像《草坡上》、《做田》、《安灶》、《猪的故事》、《旱》、《西北雨》、《我的书斋》、《小冈》、《薪水三百元》、《赏月》、《跫音》等这些短小隽秀的文章，能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通过精细入微的观察，以朴实无华但准确优美的语言文字写景抒情，展现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内心世界。
在《做田》中，作者的笔触从画美到写真，记叙农人往来种作的甘苦，既是农村半日生活纪实，也是农民探索大地无尽宝藏的传奇，纪实中有艰辛，传奇里有喜乐。其中有两个转换：一个是空间的转换，先从天写到地，从虚空的天、云写到落实的山，从落实的山写到最平常的田陇，田陇里注满了水，马上摇身一变，像一面魔幻的镜子，把天、云、山的倒影一股脑收到肚子里；接着是从大自然写到人，即做田的主角——农人，文章就迈入正轨，给人一种踏实感。再一个是时间的转换，从太阳刚刚升出一竹竿高，到暑热逐渐加强，到太阳升得更高了，短短半天不到的时间，勤奋的农人完成了做田四部曲“犁、耙、莳、割”的前三部，使人不得不佩服他们的本事高强、耐力十足。农人是第二部分的灵魂，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做田，而做田有耕有耘，耕是粗工，耘是细活，粗工男人扛，细活女人做，这自然的分工都被作者一一记录下来。也正是像作者因肺病体弱，薄田粗活都得靠台妹力挑，才得空闲把不知写作的农民的生活留于辞章，也把剎那化作永恒。参阅赵公正《解读钟理和〈做田〉》，（台北）《国文天地》，2001年4月。
在约二千余字的《旱》一文中，作者惜墨如金，紧扣主题，对干旱以及人们希望结束干旱而祈求雨水的心理进行详尽的描写。文章先是对干旱做了细腻生动的描述，读后有身临其境之感。仿佛为了进一步渲染干旱气氛，文中还对太阳进行了独特的描写：“那颗大红火球在那上面自东向西滚过，然后沉入地平，它不急不慢，不慌不忙的滚着，日复一日，月复一月，那情形好像那里面怀有一个老头儿的冥顽、固执和残忍，有意和人过不去。它烧足火力烤着大地，把一切都烤得毛燥燥，稀松松，耀眼的阳焰在田野上摇曳着；农作物落不了土，落了土勉强生出来的也烤焦了，叶子都卷皱着，变成焦黄色，有气无力的低着头。”在这种环境的烘托下，人们自然也会更真切地理解人们盼雨心情的急切。在想不出任何办法的时候，大家只得动用最原始古老的方法：禁屠三天求雨。对此，本有着冲破封建习俗经历的平妹也十分虔诚地拥护、参与，甚至不允许家人对这种迷信的举动有丝毫的怀疑。在整个求雨过程中，平妹经历了热心企盼、沮丧和失望三个不同的心理发展变化阶段，其外在表现也被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文章呈立体的、多角度的结构方式，前半部分以旱写人，即通过写旱情表现人的生存境遇；后半部以人写旱，即通过人的心理体现自然的威压，两者相辅相成，从而构成了较强的内在张力。
读毕《旱》罢，再看《猪的故事》（原题为《我最宝贵的农事经验》，为《丰年》杂志征文而写），也许读者能稍觉慰藉，因为在这篇小文中，事实教育了平妹，让她从迷信中摆脱了出来。那说的是家里养的两条百来斤的猪生了病，平妹想到的是去王爷坛求神去，还由外面带回来了大捆草药，因为有人告诉她某处观音娘娘颇有灵验，可以求求，这青草便是问娘娘要来的，另外还有一包“仙丹”——香炉灰。她热心地把这些草药熬出浓汁，更掺进米浆和石膏，分做几次喂给猪吃，有时还要灌。然而现实是没有奇迹的，两条猪终于死了。后来，又是两条大猪同时得了病。妻子这次对于“我”请兽医的提议毫不犹豫地执行了。在服药和打针后不多几日，就把猪救过来了。这次的成功，作者自然也感到了妻子自经过这些教训以后对那老式的做法已不再那么固执，同时多少能从“我”手里接受新知识。作者感慨道：“如果两条猪就能转移一个人的愚妄，则那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