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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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理和回忆说：“有一次，我把一篇作品——还是散文——拿给当时在高雄中学读书的我那位兄弟（按：指钟和鸣）看。他默默地看过后，忽然对我说：也许我可以写小说。我不知道他这句话是出于无心，或别有所感。此后他便由外处——在高等学校时由台北，入大学时则由日本——源源寄来日译本世界文学和有关文艺理论的著述给我。他的话不一定打动我的心，但是他这种做法，却使我继续不断地和文艺发生关系。我今日之从事文艺工作，他的鼓励是有很大的关系。”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为时一年半的私塾汉文功课结束了。那时，钟理和的父亲与友人合资买下旗山郡美浓尖山一带山林，号称三公司，并开始开拓经营。后来海外商行经营失败，钟镇荣干脆将屏东的事业交由长子，自己带着家人由大路关迁入美浓尖山，兴建住宅，造林种树，种植梧桐等高级树材，较平坦的斜坡及河谷平台则种植咖啡、荔枝、香蕉等高经济果树。于是，钟理和往来于故居大路关、屏东商行和美浓之间，一方面协助父兄处理笠山农场和屏东布庄、杉木行的事业，一方面读书、绘画，想在文艺活动中寻找出路，以解除心灵上的空虚。他还曾要求到日本学绘画，遭到父兄的否决，因此没能成功。但钟理和还是不甘于困守家园，经常出外游览观察，寻找机会。他曾偕表兄参加了屏东郡教育课发起组织的“大武山登山队”。1936年12月的一天，钟理和和他参加的登山队攀上了童年向往的那个充满梦幻色彩的大武山。当然，大武山上并没有树蛭，山顶上也没有两只鸭子和湖水。钟理和后来把这件事写成了《大武山登山记》一文。文中说：“我用了自己的眼睛去考查儿时的信仰，但是那传说我们应予抹杀吗？不；然而必须修正。传说并不因我的亲身经历而失去魅力，反之，倘予修正，它的魅力当更大，更为有用。”
尖山形状有点像学校里敲的钟，也像农夫所戴的竹笠，因而也被叫作“笠山”（钟理和日后在小说中也是这么称呼的），它是钟镇荣美浓林场的起点。笠山所在的位置在美浓平原东北边缘，前面是一片河谷小平原，右边水底坪溪由农场深处蜿蜒流出，与黄蝶翠谷流出的双溪汇合，隔溪就是名刹朝元寺。笠山早年未开发时期，一片层峦叠嶂，是一望无际、莽莽苍苍的大芒林，显得十分荒凉和深邃，这样的景象起初曾经让钟理和气馁、畏惧和排拒，有些不愿意随父亲到农场。幸好美浓那依山傍水国画般的田园风光、客家生活的纯朴宁静，让他十分喜爱。钟理和在农场的职务很杂，什么都管，但什么都不专，如买办、巡山、带工等，晚间还要整理文牍和账册。
前面提到的异母兄弟钟和鸣中学毕业后，到日本明治大学深造，寒暑假时返回笠山。见面后，兄弟之间虽然还是很亲密，但相比之下，钟理和暗自发现自己离开少年时的抱负已经越来越远，心情不免沮丧。加之当时钟理和已经成年了，也有了自己的独立思考与判断。经过一段时间农场里的工作，钟理和认为，要管理好农场就必须采用现代企业精神，但又无能力改变父亲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便感无可奈何，只有阅读可以使他沉浸在文学的辽阔天地中。天生的浪漫气质和对文艺的爱好，让钟理和内心感觉到，追求文学似乎是惟一可以另开创新径、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的方式，而且新兴的写实主义文学的社会关怀，更深深刺激了他人道主义的情操。于是，钟理和开始喜欢在原稿纸上写些东西。据记载，1937年1月29日，钟理和写成《理发匠的恋爱》一文（后改题名为《理发记》），当时没有发表。这是今存最早的钟理和原稿作品。这篇仅一千四百余字的习作叙述的是一段令人有些厌烦的平庸生活，即“我”来到一间理发馆，理发师不无倦怠地工作，间或穿插着男女间的调笑打诨，令“我”心生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好像吃了过量的甜食，胃部感到有点饱饱的”。但这时的钟理和仍不敢说有志于此，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要搞创作，是极为不易的。从台湾文学史的背景来看，日本在殖民地的统治稳固之后，文学创作的语言便逐渐转移到日文。1937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全面禁止使用中文。因此，钟理和说：“做中国的作家，已经是一个不幸，何况在当时异族统治下，台湾那种环境要想以中文立身，那是怎样的轻妄，他似乎并没有想到。我们无异在企图不可能的事情。”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5页。
真正让钟理和决心投入文学创作，以文学对抗封建传统观念、建立更理性的生活态度的，则是来自一位年轻的女性——钟台妹。
钟家在美浓建立农场的时候，经常需要雇请大量的工人，工人全是来自附近村庄的农民，男女都有。尤其是生活在美浓的客家女性，大都坚强能干，工作上她们与男性同样操劳，甚至负起更多的任务，并且把劳动生产视为当然的使命。钟理和的儿子钟铁民曾写道：“据我姑母回忆，祖父镇荣公事业做得大，长年都雇用很多工人，加上家族成员，每餐吃饭都有三十人以上，要摆两张餐桌，而妇孺是不能坐桌的。吃饭时一声开动，三十几个人等在大饭锅前要装饭，钟理和拿着碗等，饭匙却总是轮不到他，等到大家装完时，第二轮的人又回来抢先了。他就呆呆的站着等，好不容易装好饭，桌上早已风扫云卷一菜不留了。经常如此。这些生龙活虎的劳动之神，他们是那样的勤奋，吃苦工作，快乐又健康，这些人给钟理和的印象十分深刻，他心中所向往的，应是这种积极人生吧！”钟铁民：《钟理和文学中所展现的人性尊严》，（台北）《台湾文艺》8卷128期，1991年12月。经过长期的接触，钟理和认识并爱上了邻村来做工的钟台妹。然而，因为相恋的双方是同姓，他们便遭致巨大的压力。
美浓是一个民风淳朴而又保守的客家村镇，同姓相爱在当时就算是犯了礼俗大忌，为客家封建宗姓习俗“同姓不婚”所不容，当然也就遭到了钟理和父母以及社会的强力反对。客家社会重视传统，性格保守坚毅，尤其在封闭的美浓地区，封建的宗族观念特别强，所受约束也特别大。即使到了现代社会，许多美浓人住宅合院的正堂门额仍高悬堂号。同一宗族有同一堂号，像陈姓的颖川堂、李姓的陇西堂，标明这一宗族的光荣历史与血统渊源。在此地，同一姓氏的人彼此之间互相视同兄弟叔伯姑姊，亲密如家人。其实到了台湾现代，宗族扩大，虽然以父系户籍法维持了宗族姓氏，可是同姓者必有共同血缘的观念已经不合实际，这样的风俗本质上并不具有什么优生学的意义，完全是一种保守陈腐的观念，它往往是宰割青年之间正当恋情的屠刀。钟理和与钟台妹的感情在当时被认作是一种罪恶，决不可能见容于客家社会，何况他那既有地位又爱面子的父母。它的性质不是条件上的，而是原则上的，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钟理和与钟台妹受到旧社会压力之大和为贯彻初衷所付代价之巨，是他们精神上所受的最大的打击。
事实上，钟理和和钟台妹双方完全没有血缘关系，他们的祖先便是各自来自大陆梅县和蕉岭，相距遥远。而且钟台妹的父亲因家境贫寒入赘杨家，依照当地习俗例规，第一个男孩要归姓杨，由于钟台妹是长女，未被接纳。如此来讲，如果台妹姓杨，则不干忌讳，现在姓钟，则不被允许。对于这不合理的封建思想和必须要破除的旧传统观念，钟理和坚持自己的信念，决不妥协。
钟台妹1912年生于竹头角的杨屋伙房，后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他们出生在一个招赘的家庭中，直到母亲的娘家出了男丁才举家外迁。由于家境并不富裕，就像一般的美浓妇女，钟台妹从小包办了许多家务，如“掌牛”、“掌猪”、挑水、挑柴、团草结、垄谷、打米、梭蕃薯签等等，有空时到讲习所打夜学，大一点就到社埔做工。钟台妹十五岁时父亲去世，家无片瓦之覆，身为长女，便责无旁贷地与母亲抚育弟妹成人，并养成了她坚毅、吃苦、独立、决不屈服的精神。而且她本人也容貌出众，个性分明，待人温柔体贴，处事则刚强果断、善恶清楚。她身上所具有客家传统讲求实际、勇敢面对现实的性格，也正是具有浪漫气质的钟理和所缺乏和欣赏的。钟台妹虽然不懂文学艺术，但一生无悔地全力支持钟理和文学创作。相对而言，年轻英俊、追求理想的钟理和虽然具有客家人坚定不屈的韧性，但温文敦厚的性格使他处事时显犹疑寡断，思想浪漫又富理想主义色彩，与钟台妹的务实性格正好相反。或许这正是彼此相互吸引的原因。
钟理和以后说：“现在事后回想，如果当初她是另外一个女人，那么在受到如许磨折和阻力的时候，也许我把她放弃了。但偏偏是同姓！偏偏旧社会不允许同姓的人结婚！这事倒反而是在心里激起一种类似偏执狂的固执和倔强的意志。一直到现在，我还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否明智之举。”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钟理和知道，要突破封建约束争取婚姻自主，只有远奔他乡，到父亲势力无法企及的异地，除此之外别无他途；况且暂时的分离，也正可以让双方冷静思考将来的走向。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1938年6月，钟理和只身愤然经日本渡海到祖国大陆东北沈阳（时称奉天）。临行前，他与钟台妹相约：“只一二年的工夫，我就回来领你走，远远地离开这里。”在他看来，这是生平又一次大刺激，被压迫的苦闷和悲愤几乎把他压毁。钟理和感觉到：“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渺小，孤独无援。如何才能让自己在这场搏斗里支持下去呢！很显然的我必须借助更有效的武器，否则败北是注定了的。于是，我又想到我兄弟的那句话。也许我可以用我的笔！这思想把我更深的驱向文艺。由这时候起，要做作家的愿望和意志渐渐在心里坚定起来。”同①，第115页。
钟理和之所以来到祖国大陆，他的儿子钟铁民以后作了一种解释，认为“回归和亲近祖国文化才是最大动机”。钟理和日后也说：“当初，我们原抱定了誓死不回的决心出走的。这里面，除开个人的原因外，似乎还有一点民族意识在作祟。”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6页。
台湾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几十年来，殖民当局在台湾同胞中强力推行“皇民化”运动，要台湾同胞自认是日本“皇民”。钟理和虽然在这种环境下成长受教育，但自幼在父兄和乡亲们的熏陶下，形成根深蒂固的祖国观念，童年时期就满怀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和向往之情。当时台湾客家同胞称呼祖国大陆为“原乡”，把返回祖居地叫做“转原乡”，甚至把人们的去世也称为“转原乡”。个人遭遇到精神的折磨，而且这种折磨恰来自于乡亲及家人时，孤儿般的寂寞心灵便自然寻求有文化血统关系的“原乡”、“祖国”等作为精神的依归，中国大陆便成为钟理和苦闷心灵向往、憧憬的地方。
当时，中国的东北被日本扶植成“满洲国”，对于日本来说是块地广人稀的新天地，也是流浪者、冒险者盲目疯狂寻找机会的地方。移民的怒潮通过那条连结着日本、朝鲜、中国东北的铁路大动脉，“以排山倒海之势直向那里猛扑”，每班船和每班火车都堆积得几无立锥之地。钟理和观察着该地可以发展投资的情形，一方面寻找自己立足的空间。他本来会说日语，会写日文，论理尽可以在东北日本人那里找到一项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