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1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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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然而在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未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少有钟理和创作的那类乡土文学作品的容身之处，多年来都是写好就往哪一家杂志社投寄，但寄出去的东西十之八九总原璧归还。起初，有足够的热情支持着勇气，所以在经过一番修改或重新改作后又再寄出去。常常一篇作品改了再改，作过又作，写五六遍不算稀罕。但是结果也不会好过多少。有时看看杂志社发出来的作品觉得还不在自己之上，于是更是信心百倍，鼓起精神又写、又寄。让钟理和感到有点不解的是，有的杂志社似乎更不把作者的流汗水绞脑汁当一回事，虽然也附上“贴足邮票，写好地址”的信封，但一寄出去就杳无下落，任你去多少信查问也白费。个中味道，只有自己明白。投稿、退稿、改写、再投稿，便是钟理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的文学生活。几年间终于有一篇纪念亡儿的五千字文《野茫茫》被《野风》杂志采纳，数日后稿费发下来了，是一张写着新台币贰拾圆整的银行汇票，还得到相隔五十公里的高雄去领取。可是这数目连来回的车费还不够。真叫他张口结舌，欲笑不能，欲哭无泪了。　
　　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是钟理和最心爱的一部作品，以其与钟台妹的爱情生活为素材，展示了日据时期台湾的社会生活画卷。这部作品也被《自由谈》、《晨光》等杂志以“限于篇幅无法安排”为由而拒。1956年11月，《笠山农场》由于参加征文比赛，获得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办的国父诞辰纪念长篇小说第二奖（第一奖缺），一时文名大著，也算是终其一生最感骄傲的事。1950年3月1日，在台湾成立以张道藩为主任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持设立当时台湾文坛上最主要的奖项“中华文艺奖”，经费由国民党宣传部第四组支持，其目的是“奖励富有时代性的文艺创作，以激励民心士气，发挥反共抗俄的精神力量”。每年公开征求文艺创作，经过评审，发给奖金，并出版部分作品。所征集的文艺创作包括各种文学样式，以及戏曲、电影、绘画、文艺理论等八大类，有相当一部分作品政治色彩明显，其中有反共的内容，但也有些像《笠山农场》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以“文奖会”名义创办的《文艺创作》杂志，以发表获奖作品为主；成立的文艺创作出版社曾出版“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丛书”等。“中华文艺奖”在台湾文坛上活动了六年多，于1956年12月宣告结束。它对50年代台湾文艺思潮的形成，产生过一定影响。这部成名之作，却因同年奖金委员会及其专刊《文艺创作》相继停办，以致失去发表机会。钟理和曾三度向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张道藩写信呼吁，又向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提出陈情，但都像水滴大海，了无反应。钟理和“不晓得它几时能从那漫长的无期徒刑解除苦役，重见天日”，令他伤心至极。钟理和在致友人的信里发泄了满腔愤激之情：“说到拙著《笠山农场》真叫人伤心，既然是自己的心血结晶，何异自己的孩子，珍爱原是每一个作家应有的心情，然而仅仅一万元奖金便把它死死扣住，不再让它重见天日，何异于儿子让人用小可钱买去了打入丰都地狱，永不超生？人心同此，为父母者的心情，兄可想象而得。去年（按，指1957年）9月间，我曾遵从清秀兄的指示直接写信与张道藩先生要稿，信，寄出去了，我等了再等，却一点消息也没有。”“我实在不知道它几时才得被释放出来。私人的刊物是少数人的专有，官办的机关又不负责任，我们的文坛，漆黑一团，几时澄清？思及于此，不禁令人投笔而叹。”钟理和：1958年2月4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4页。经过各种渠道，终于在1958年7月索回《笠山农场》书稿。钟理和曾为《笠山农场》印书一事到高雄去跑了一趟。那些出版界的老板们不是摇摇头，便是摆出晦气的脸色，言下之意大有这年头大作家的名作还卖不出去，凭你这无名小卒？于是来几个“对不起”，拒人于三千里之外。有的干脆一看见原稿就摆手，连说话的工夫都不给你留下，只好怆然退下。1959年，钟理和又抱着试一试运气的想法投寄香港的亚洲出版社，也遭退稿。《笠山农场》在钟理和生前始终未能出版，成为他一部生前没有读者的代表作品。　
　　这件事的影响当然不限于《笠山农场》一书，它对默默笔耕的作家精神上的打击更大。钟理和暗自思忖：我们写来写去，到底为什么？如果只是自我玩赏，那岂不是在做“天地间最不智”的事？何不干脆来卖杏仁茶、油炸鬼（油条），至少还可以喂饱肚子。面对当时台湾文坛“主流”的“反共八股”和所谓“现代潮流”的文艺，他无奈地说：“战斗文艺满天飞，我们赶不上时代，但岂是我们的过失？何况我们也无须强行‘赶上’，文学是假不出来的，我们但求忠于自己，何必计较其他。”钟理和：1958年11月19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46页。在钟理和看来，“在我们中国，‘卖文为生’已经是最没出息的了，倘写了文章又卖不出去，那该多么可怜！”钟理和认为，自己的作品不容于时下的杂志，并不是有意如此，若说这是清高自赏，那是冤枉的。他说：“我写作之为发表，为争稿费，和别人不会有二样，甚至我愿意多多获得稿费，所以也未尝不力求迎合他们。虽然如此，当我执笔时，却愿按自己的意思来写。如果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是冷僻、孤独，不受欢迎，也没有办法。我只求尽心做去，假使尽了心而仍不为接受，也算对得起自己就好了。若硬要我拗着心写东西，姑无论自己愿不愿意这样做，也无此种才干。”钟理和：1958年2月8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130页。　
　　钟理和益发觉出周围生活之简单无聊，“没有惊奇，更没有思索的内容，好像凡有的事物都是向人毫无掩饰的翻开了底里，告诉人那里并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毋庸思想，不，或者它已早变成了多余的东西了。然而果然如此么？那不是意味着心灵的迟钝和空白么？迟暮的又一例证——也许有需要给自己唱挽诗了呢！”钟理和：1953年7月25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72页。钟理和向文友倾诉：“我的生活中嗅不出一点文艺的气息：它是平凡、庸俗、零碎，充满了忧愁、艰难、疾病和苦闷。我个人在这里独往独来，不为人理解和接受，没有朋友、刊物、文会……”钟理和：1958年8月2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37页。这种情形可在乡人对其作品获奖的态度中见诸一斑。《笠山农场》获奖的消息在乡间不胫而走，周围几十里地不管相识与不相识的都议论纷纷；也有说是得彩的，彩金多少多少万。乡人所关心和所羡慕的是奖金，至于为何得奖、得什么奖，他们不管，也不会有兴趣。“你真好运道！”一个妇人曾对钟理和这样说：“我每次都买一两张，已经买了好几年，就没有得一次彩，连十块钱都没有得过。”钟理和听着，真有啼笑皆非之感。细思之，反倒还是中彩实在些。像现在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没人要，要的东西却也难得出版，呕了心血，还算白费。谁甘愿永远做没有报酬的工作？然而，钟理和没法不让自己坐下来，而且一旦拿起笔来，依然会严肃、虔诚、一丝不苟。是逆境把钟理和推上默默笔耕的艰辛道路。他之所以甘心如此，是因为对文学事业有一股难舍难分的感情。钟理和的写作态度极为认真，因为在他看来，“写作一道，固须勤，但它终非和人比赛，不必忙，不必争，须坐下来安静地做，多产固好，但若止于量的增多，又有何用？写几十篇让人今天看了，明天就忘得一干二净，或生浪费时间之感的作品，则何若写一篇结结实实的作品来得有用”。钟理和：1958年5月31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40页。钟理和对作品的态度是：“对一篇未成熟的作品决不轻易予以发表，（即使有人采用的话）一篇原稿可以随我之意加予修正直到它像一篇东西，但一经印成文字，便已定形了，不像东西也没有办法了。而这样一来便要给良心加上负担。”钟理和：1959年5月23日致钟肇政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61页。他自称：“我写好一篇文章后必须经过一段时间，待自己完全冷静下来后再读一遍，觉得满意了，好了；如不满意，便再改作，改好，又是等待和重读，须到认为满意，或者根本弃掉，这才罢休，才敢拿出来见人。”钟理和：1958年1月4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7页。不仅他的小说稿子常常三番五次反复修改，就连他的书信也是整齐地写在双面信纸上，一面十行，两面二十行，行行整齐，字字清楚，一点一划、一撇一捺，从不草率。为了高质量的笔耕，他不顾病累，勤于读书，手不释卷。钟铁民记得父亲看过一本日文版的《世界大思想全集》，讲的是世界各大思想潮流。他留下的书不管是经济学的还是社会学的，上面都有眉批，可见其用功。文学方面他看的书更多，仅在钟理和日记和书信里提到病中和病后生活读过的书目就有鲁迅的《华盖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狄更斯的《匹克威克游记》，福楼拜的《巴伐利夫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门索夫兄弟们》，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海明威的《战地春梦》、《雪山盟》，勃朗特的《简爱》，毛姆的《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勃南克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之主潮》，密思尔的《飘》，法布尔的《昆虫记》，安德森的《安德森选集》，西周生的《醒世姻缘》，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吾国吾民》，史东的《梵谷传》，梭维斯特的《爱的哲学》，沈石寂与石琪的合集《捞金记》，横光利一的《欧洲纪行》，星云法师的《释迦牟尼佛传》，古之红的《蒙恩记》，邓文仪的《游踪万里》，黎中天的《生活教育》、《戏剧编导概要》等，文学作品篇目包括吴祖光的《后台朋友》、《捉鬼记》、《林冲夜奔》、《嫦娥奔月》，莎士比亚的《好事多磨》，鲁迅的《在酒楼上》，艾芜的《我的青年时代》，张天翼的《蜜蜂》，废名的《桃园》，郁达夫的《过去》、《瓢儿和尚》，巴金的《煤坑》、《将军》，郭沫若的《叶罗提之墓》，叶绍钧的《秋》，张维祺的《赌博》，老舍的《牺牲》等，涉猎范围相当广泛，而他写的读后感往往也颇有见地。钟理和还细心搜集整理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地方传说、山歌歌词及乐谱、谚语、童谣，甚至草木鸟兽土名和医药偏方等，零零散散记在各种簿本和纸片上，有数百条之多，也是多次整理抄录成册，以为日后创作的素材；同时将之投稿《民间知识》杂志社，但未见刊出。客家人爱唱山歌，山歌是生活中不可少的部分，歌词类似江南的竹枝词，七言四句又像唐朝绝句，只是比较俚俗。以美浓早期生活为背景的小说《初恋》、《笠山农场》、《故乡》等作品中引用多首山歌，场面显得特别生动真实。钟理和那些记录自己生活和心灵感思的日记，也是文字精美、叙事生动、感情细腻，极富文学色彩，内容森罗万象，看似琐碎却因记事体裁之率真直接，让我们看到钟理和心灵丰富厚实的一面，显现出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学观。这些素材资料和日记虽然都因为病愈后体况孱弱和天不假年，未能在其创作中派上用场，但足可显现他创作态度的勤奋和认真，用以见证一个作家对于文学事业的虔诚和敬重。　
　　钟理和一边养病，一边写作。由妻子钟台妹独力支持家业，才能勉强维持温饱。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2月14日，钟理和再度外出任职，到美浓镇内“黄腾光代书处”当助理，任土地代书。这是一家私人机构，除去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