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1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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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良身染脊椎结核，竟至于变成驼背残废。“人们是更振振有词了，还是那句话；天不允许！”195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十二），对于钟理和家来说是个悲痛的日子。这一天，同样时值九岁、健康活泼的次子钟立民因一场急性支气管肺炎不幸夭折。骨肉分离，痛不欲生。在钟理和眼中，钟立民“生得结实聪慧，活虎虎地像一只幼狮，不时都在准备向人生的旷野扑去，我们夫妻俩都把最大的希望放在他身上”。但立民的死，使钟理和夫妇的身心遭受到巨大的创痛，感到了天地无情和人生无望。钟理和在《小冈》一文中曾这样写到当时家中的气氛：“这以后，我们避免在言语上谈及立儿的事，我们不去接触那些收藏着这孩子的用物的抽屉，我们愿意让那些惨痛的记忆沉睡在意识的最底层，永远不去碰醒它。有时我们俩午夜梦回，妻用被儿堵着嘴嘤嘤地低泣，我则在另一边悄悄地流泪。我们彼此知道为什么难过，但我们谁也不安慰谁，我惧怕安慰话会触到成为双方的忌讳的名和事，那要使我更痛苦，更难过，那是我们所怕的。我们只是无言对泣，哭够了，便各自沉沉地睡去，仍旧不说一句话。”接二连三的不幸的巧合，却似乎证实了世人的看法完全正确：钟理和所行之举真的是违反天意。乡人在钟理和的内心放了一把山火，差一点把他整个烧毁。钟理和表述当时的心境说：“我们感到天地变色，感到对人生无望，而失去活下去的兴趣和勇气。我时时想到自杀。如果没有理想和愿望在支撑，我相信我已经不在人世了。次儿的死，使我从未有过的对自己感到失望。这些不幸，归根结蒂地说都是由我而起。为人丈夫，和为人父亲，我都没有尽到扶养和保护的责任。我对不起我劳苦憔悴的妻，驼背的长子，和已死的次儿。良心像一条皮鞭，日夜抽打着我，使我时刻负着痛苦的记忆。如果我是一个生意人，或者是一个农夫，那么我的妻儿都会有更像样的日子过。若只限于我个人说，我有理想，有希望，那么多受些人世的挫折磨难、多尝些痛苦，都是活该，罪有应得。但是他们——我的妻儿，她们是无辜的，我有什么权利要求他们做我的替罪之羊？”钟理和：1957年10月30日致廖清秀函，《钟理和全集》第6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17—118页。
对于钟理和来说，本已十分艰辛的笔耕变得更加困难重重，也使作家身体大损。钟理和此时已觉仿佛到了穷途末路。由于贫穷，甚至连最起码的药物也服用不起。兹举日记二则，足见其穷极困顿：
携铁英往小儿科诊病。
这孩子自一个月以来，面色苍白，不长肉，饮食不香，近二日又呕吐几次。
诊断的结果，据说是缺乏维他命——营养不良。
听着医师的话，我不觉心中惭愧。一时无话可应。看完后，回到候诊室，手里抱着铁英，几乎想哭。
我能说什么呢？
对着孩子，觉得头有几万斤，抬不起来。钟理和：1956年4月13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96页。
五时起床。天上乌云稍敛，无雨象。
依在炉边，锅里已烧得冒起青烟。是不是煎个鸭蛋给铁民带饭呢？
烟蒙蒙四散。
一阵难过，于是把鸭蛋打到锅里去。
人到了连煎枚鸭蛋给孩子都成了问题的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钟理和：1956年4月30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01页。
钟理和在贫病潦倒中，仍以顽强坚忍的毅力，利用劳动余暇，坚持写作不辍，继续着看似没有指望的文学创作。儿子铁民从父亲的许多言行动作里好像读出一句话：“我不相信我比谁都不行！”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然而，穷苦潦倒的生活以及乡野农村的农耕体验倒成了他文学的养份，对他的小说创作，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一方面，由于他思想纯洁坚贞，安贫若素，培植了“贫贱不能移”的高尚情感。像小说《贫贱夫妻》里说的：“物质上的享受，我们没有份，但靠着两个心灵真诚坚贞的结合，在某一个限度上说，我们的日子也过得相当的快乐，相当美满。”这种情操注入他的小说之中，闪耀着动人的光泽。另一方面，也使他勤于思索，富于对社会的洞察力，为他的小说创作开掘了不竭之源。
钟理和的居宅原是香蕉干燥工厂，面积虽不算小，但除开中间两间勉强还像个房间外，四围都是走廊，连厨房都只好隔开一段走廊来充设。在这种居住条件下，非但不用谈什么书斋，简直连书桌也没有的。家里除开有一张小茶桌，就只有一张可称是“四代功臣”的饭桌，桌面二处破洞“大得几乎碗都漏得下”，两只桌角已腐朽得不得不拿木头绑住。最初钟理和便在这上面写东西，单是那像摇篮似的摇摆不定，就够使人难过：“你必须时刻留心，稍一疏忽，或撇笔时稍用点劲，它便摇摆得吱吱作响，使你心惊胆颤，说不定你的灵感便会因此骇跑得一去不回头。是再伤心不过了。”钟理和当然也想拥有自己的一间书斋，那里面的摆设和装璜都按着自己的个性和审美趣味加以安排，一切都配合得十分得体，在那里面工作、休息或坐下来冥想，都感到自由、舒适和安宁。
钟理和家有一面宽广的水泥庭院，是用于晒香蕉干的。钟理和曾沿庭坎下种了几株墨西哥种木瓜。几年后木瓜树长得丈多高，一丛丛地伸张着茂密的掌形大叶。倘在晴天，树下就有几堆凉阴阴的树影。一年之中由秋分至春分的半年间，这树影便斜过庭边来。在一个冬日，当树影斜过庭边来时，那荫凉的黑块触动了钟理和的心机。于是他搬来藤椅及一条置放稿纸和钢笔水等的圆型几凳，便在那下边开始写东西。他的“书桌”竟是一块长不及尺、宽约七寸、厚约半寸多的木板，结实致密，沉甸甸的，发着暗紫的亮光，一端手托着，另一端则架在藤椅的扶手下。妻子外出劳动，他在家里带病操持家务，带着三个孩子在家，常用背带把小孩子绑在门前树上，让小孩子在一定范围内玩耍。然后搬一张破藤椅，坐在树荫下，拿起垫板进行写作。树影时时移动，因而坐在下面书写的钟理和也不得不追随着移动，差不多每隔半小时便要移动一次。钟理和这样写道：
我极高兴自己的发现，它实在太美了。在那里写东西既写意、又痛快。那阴暗蔽塞的屋子和那窳破摇摆的桌子是连比都不能比的，就是世上所有的建筑得最华美最富丽的书斋，都不会比它更好吧！
你的书斋也许是明窗净几，雕金饰玉，也许案头有一盆古梅，壁间悬有名人的书画，但比起我面前壮大的山河，深邃悠远的蓝天，阡陌横斜的田野，就显得那么渺小寒酸，俗不可耐。
你的书斋也许华贵，而我的则简朴，但我不爱你的华贵而爱我的简朴。它因为是在天底下，光线富足；因为在山腰，居高临下，前边的山川、田园，村庄的云烟、竹树、人物，尽收眼底，眺望绝佳，你的书斋把你局限在斗室中，使你和外界隔绝；而我的书斋既无屋顶又无墙壁，它就在空旷伟大的天地中，与浩然之气相往来，与自然成一整体。有时我写得倦了，便放下纸笔，抬起眼睛。白云正悠悠地在舒伸、在变幻。有时它们集团地向西北方静静地移动着，云影在下边的山头和田野上驰走奔逐，一忽光，一忽暗，气象万千，变化无穷。
田野像一片绿色的海洋。如果碰在农忙时期，则一面尽是繁忙地蠕动着的灰色点子。他们在翻掘大地，给人类找寻生命的养料，那景象紧张，但是和平、勤奋，而且快乐。
还有袅袅的炊烟，远山如黛。
大自然给我装璜了一幅伟大壮观的国画，那是任何人造的书斋里都不会有的。那是一首宇宙的诗！
到了立春以后树影渐收，一过春分，它便缩短得容不下人了。但由木瓜树影所引起的灵感，使我走到别的树影下去。好在我家周围不会短少这种树影，不管草坡上、果树园，或屋后山腹，到处有的是。只要有一堆树影，再加上一张藤椅、一方木板，我就有书斋，就可坐下来写字，再不必为阴暗的屋子和摇摆的桌子而伤心了。
木瓜树在去年那几阵台风中不是被吹折，便被吹倒，一株不留。但马上我又往回种下几株小的，并且种得更靠近庭子，现在已三尺多高，也许到了明年冬后，它就会给我几堆深厚凉爽的阴影，于是我又将领有我那上好的“书斋”了。钟理和：《我的书斋》，《钟理和全集》第3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5—126页。
钟理和就是这样在满目山野田园风光的大自然“书斋”里，进入了他创作成熟和丰收时期，陆续完成数量可观、质量可贵的佳作。
不过，在乡下过着“简单淡泊、没有变化、与人无争”的生活，又因所居之地交通不便，平时深居简出，与外界绝少往来，故对外面的事情尤其是对台湾文艺界的情形十分隔膜，就是原来在北平从事创作时用的笔名“江流”亦已另有他人使用，于是次第更改用过“钟铿”、“钟铮”、“里禾”等笔名。当时文学创作的环境很不理想，政治风暴及文艺政策压制了台湾本土文学的生存空间。从历史上看，光复初期，台湾文坛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复苏时期。在日据时代受尽日本侵略者压迫的台湾作家，接连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积极投入文学活动，和那些由大陆赴台的作家一道，为在台湾重建和振兴中华民族文学而辛勤耕耘，各种刊物亦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出现。但是，这种热切的期待和努力，很快为国民党政权的高压政治所破灭。国民党执行残酷的“肃清”、“清共”政策，许多人因言论触动了国民党当局而身陷囹圄，如从大陆去台的老作家许寿裳和台湾省籍作家杨逵、朱点人等，还有作家遭到杀身之祸。这无异于给满腔热情的台湾作家当头一棒，使他们噤若寒蝉，开始高涨的文学热情冷却下来，一度出现的文坛生机很快沉寂下去。加之历史的巨变带来的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对大多数台湾作家来说都是陌生的，一时还难以在文学作品中做出迅速的反映，尚处于对新的现实生活了解、审察的过程之中。除了吴浊流的《波茨坦科长》那样能迅速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之外，大部分创作还是揭露日本殖民统治、控诉异族野蛮的压迫。光复初期的台湾省籍作家遇到的再一个困难，是在短时间内无法逾越语言的障碍。在整个日据时期，日本殖民者推行的“皇民化”运动，明令禁止使用中文和汉语，强迫台湾人民学习日文、日语，造成了许多台胞不懂中文。因此，光复初期，除了个别年纪较大的作家外，包括在台湾文坛已经颇有声望的杨逵、张文环、吴浊流等，都几乎无法用中文进行写作。在台湾回归祖国之后，需要重新磨练中文写作的能力，学习中文就成了台湾人民特别是有志于文学创作的人的“入门第一课”。所以这时候，除了杨逵、吴浊流等少数作家外，其他作家都趋于沉默。国民党政权迁台后，当局全面推行“反共复国”政策，严密控制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以“反共抗俄”、“反攻复国”为任务的“战斗文学”就是国民党当局在文学领域的强制统治的具体表现，也是50年代台湾文坛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台湾作家吴浊流在《要经得起历史的批判》一文中说，写“战斗文学”的人“出入有关机关，蝇营狗苟，玩弄文艺形式和政治口号卖钱，并以此为正业”，读他们的“反共八股”，“味同嚼蜡”。另一方面，受西方文学思潮影响，侧重个人潜沉的心理描写、逃避现实的现代主义也开始在台湾风行。对于现实题材，大家惟恐避之不及，许多小说、新诗都有意无意地与生活脱节了。赖和等早期台湾作家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面临着一个如何继续发展的问题。钟理和深居乡村，躬耕田亩，并与农民日夕相交，得以深刻地观察了解并亲身体验农民的生活与心声，在艰难的环境中默默地耕耘，坚持独树一帜的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不仅在台湾当地文学史留下了华采篇章，同时也为中国文学宝库留下了珍贵的文学遗产。然而在5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并未成为台湾文坛的主流，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