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研究丛书]第5卷乡之魂:钟理和人生和文学之路 作者:江 湖-第1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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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生和病友们常笑我是神经质，以为实在无需如此。当然他们那里会知道我的心境呢？你们的痛苦是多余的，不应该的，可是为我之故，你们必须如此？这是我的罪恶，我的责任，我必须拿出决心来，设法切断诱起变化的源头，给你们留一条生路。
最后，便是如此，亲爱的！我爬上手术台了。结果却如你们现在所知道的：和你们永远分离！
啊啊！亲爱而不幸的妻呀！你伤心么？你哭么？请不要如此，你听我的话，我是如此的爱你，爱你们！我爱你，活下来了，现在又以爱你，而勇敢的死去。你应该也勇敢的起来，勇敢的活下去，才不辜负我之死。我希望你这样做，你必须这样做去。
你是一个贤明的、坚强的、勇于生活的女人，我相信你必能比我还在时更强壮的活下去，活得非常之好的；但愿如此。
前年，母亲返家探视回来时，即告诉我说：屋漏已修盖好了，并且也已有了门窗；秋潦时，屋里也不再入水了。记得以前，我们的房子，是并不如此的。一到雨季，便总是雨来漏水，风来满屋回旋；地下更是洋溢成池。想不到，不及一年，你全给整理好了。可见你生活力坚强如此。又说，铁儿已学会了煮饭，每日你下田做活，三餐便由他去煮。我数一数，那时铁儿才只七岁呢！并且更激动人的是：连三岁的立儿，也懂得如何帮忙管家了。母亲下田，哥哥上学，山间如许大一只房子，只留他看管。午睡起来，眼睛尚未睁开，便先关心到天是否在下雨，外面是有衣服在晒着的，必须收起来。
我听着，既兴奋，又感动，也觉得羞惭。后来，即又变成了悲哀，因而不觉的便坠下几滴泪。
我十一岁时，还要姊姊给我洗澡。由学校回来，知道的只是玩、吃和撒野；更那去理会下雨天衣服是否该收，饭又如何做呢？然而你们，可怜的孩子，尚在稚年，就已尝受到你们还不该受的人间的悲苦了。比起我来，你们是如何的不幸啊！
但，这些都是好的，我正希望你们能如此坚强！
我曾在自己的床头，贴下白香山却病十语作为座右铭。里面第六句原是：“家室和睦，无交谪之言，六也”，我却将其改为：“妻贤子慧无内顾之忧，六也。”
果然，我期待、我相信的不差，你们离开丈夫、离开爸爸，竟过得比不离开丈夫、不离开爸爸，还要勇敢，还要稳定。我是多么自负和骄傲自己有这样的妻子，这样的孩子啊！
现在，去吧！亲爱的！强壮的活下去！不要畏惧！绊脚石我已给你们搬开了，以后只要你们向前走去就是。人间虽塞满了荆棘，只要勇敢起而打开，路还是平坦的展开来！你们必须拿起信心，鼓起勇气，迈开你们矫健的步子，向着你们应该走的地方走出；过去的，就让它永远留在后面，不要回头！
去吧！亲爱的，去吧！向前，向前，勇敢的，强壮的……
再与台妹：
一：吾尸可付火葬，越简单越好。
二：多多想你们自己的事，不必为已死之人伤心。
三：铁儿的病，似在轻微，尚有可为，千万不可延误。
四：对孩子：首要健康，然后学问；财产不必。
五：家庭的苦，我已尝尽，也因它而有今日。决不可再使孩子也受此折磨。
六：孩子勿使学我，可使种地，地最可靠；却也不可相强。
七：你自己的事，可自作主，勿以我之故，自甘束缚。
八：靠别人而能解决的事，只是些撂下了也不相干的小事，真临大事，只有自己可靠。钟理和：1950年5月10日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28—138页。
所幸的是，钟理和并没有死掉。5月11日，进行了胸腔整形手术，6月初做了第二次手术，共割除七根肋骨，始稳定病情，捡回半条生命。此后虽仍要再静养一至二年，但钟理和还是有了一种再次获得了生命的感觉。他发誓要好好地抓住和保重自己的健康，切不可浪费，因为这是他的新生。
1950年10月14日这一天天高气清，钟理和的心情也是不错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痰有显著的变化，以前那些硬黄的块没有了，手术的功效似乎到了这时才明显地表现。然而，就在同一天，他的好兄弟钟和鸣却走上刑场。在钟理和记述当日生活的日记中写着三个字“和鸣死”，据日记原本看，墨水浓度不同，可能是钟理和后来获悉当日钟和鸣死去后加上去的。
在前面的章节中介绍过，钟理和因故未能在盐埔公学校毕业后进一步深造，而钟和鸣则顺利进入高雄中学。在高雄中学读书时，钟和鸣常常喜欢和日籍老师辩论。那些日本人常常被他质问得无力回答。有一次，钟和鸣在课堂上偷偷阅读大陆作家的作品，被老师当场抓到而遭到辱骂。但钟和鸣亦不甘示弱地替自己辩护道：“作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能读中文书？”日籍老师恼羞成怒，举鞭抽打钟和鸣并大骂道：“无礼！清国奴！”钟和鸣不堪辱骂，随手抓起桌上的书，掷向日籍老师。事后，校方通知家长到校。但钟镇荣并不理会日本人，于是就由兄长钟里虎前去。到了学校，钟里虎直截了当地告诉校方管理人员说：“子弟既然送给学校教育了，好坏都是学校的事，与我家无关。”参见蓝博洲《幌马车之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56页。这件事对钟和鸣有不小的刺激，一种民族主义的抗日意识加深了。而他阅读三民主义、五四时代的作品，以及对祖国的憧憬，也曾经深深地感染过钟理和。钟理和日后带着钟台妹私奔东北，不能不说没有钟和鸣的影响。
钟和鸣后入台北高等学校，未念完时又以同等学历考进日本明治大学攻读政治和经济。抗日战争时期，钟和鸣辍学来到大陆，参加由丘念台（台湾抗日英雄丘逢甲之子，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常委、第七战区长官部少将参议、中国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领导的广东东区服务队。其时，丘念台为他取名“浩东”。以后回到台湾，供职于基隆中学，担任校长。当时的台湾虽已不再受异国统治，但国民党政权依然使台湾人民感到了压迫。钟和鸣早在大陆时即已看清国民党政府的本质，返台后就投入地下组织工作。在那里平常有小组的聚会，讨论时势，研读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理论。大家多去思考为什么有这么多贫穷人？怎么有这么多人吃不饱？另一方面，又为什么有如此多的大富豪？大家穷根究底社会变迁的历史、社会制度的演变，才了解贫穷与富豪的来源，以及社会的不公平、不公义。如何去改变这个制度，使它能更公平、大家都有饭吃，大家探讨为了这件事自己该怎么做。
在钟和鸣任校长的时期，也找来几位青年邱连球、钟国辉、李南峰、林献春、李旺辉，以及钟理和在北平时结识的挚友蓝明谷任教基隆中学。1948年夏，钟理和也到基隆中学担任总务主任，还兼一个星期四至六节的国文课，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同年冬天便回松山疗养院，但他始终未曾加入钟和鸣组织的行列中。
钟理和在台北松山疗养院住院期间，中国内战转剧，国民党政府失利后迁台，为巩固政权展开“肃清”工作，大搞白色恐怖。1949年，钟和鸣遭到逮捕，接着是表兄邱连球。两人先后遇难。以前最要好的四个小伙伴，如今只剩下钟理和一个人（堂兄钟九河已在光复前病故），还是因病获免。再其次是好友蓝明谷被枪毙，钟国辉也在这一时期遇难。50年代政治大肃清枪决三千人以上，囚禁至少八千人。钟理和病中病后也遭到多次盘查，虽然没有被查出任何证据，但已让他深深体会到台湾人民所遭受到的政治迫害有多么强烈可怕。
事隔八年，钟理和在阅读从文友廖清秀那里借来的史东著《梵谷传》一书，书中梵谷（即梵高）幸福地拥有一个彻底理解、同情和爱他的好兄弟西奥，引起了钟理和的无限感慨，不禁悲叹：“啊！和鸣！你在哪里？”见钟理和1958年2月22日和23日的日记，《钟理和全集》第5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250—251页。
失业、失去健康、贫穷、政治压迫，每一样都可能使的家庭遭受毁灭，必须小心戒备，他不能不重新调整对人生对社会的态度。
10月21日，钟理和走出了疗养院的大门，搭夜10点半卧车南返。次日，便回到了久别的家中。
第五章 跋涉在艰辛的文学道路
当钟理和再次回到高雄美浓尖山老家时，已不是早年意气风发的模样了。因手术切除了七根肋骨，虽然保住了生命，但只剩下半边的肺，连走路都气喘吁吁，从此无法正常工作劳动，三十六岁的他便过上了半休养半写作的乡居生活。“笔耕度日，身后萧条”，成为钟理和后半生的真实写照。
由于多年辗转病榻，钟理和虽在返台后继承了父亲的一部分产业，但住院期间差不多已变卖一空，负债累累，境遇极为困窘，一家数口人生活的重担完全落在妻子的双肩，由钟台妹耕种仅存的几分山田独撑家计。也就在这个时候，钟台妹充分体现了中国劳动妇女所特有的坚强、勤劳、贤慧的性格和美德。她下田耕种，上山伐林，养猪喂鸡维持生计，甚至冒着坐牢的危险去掮木头，对她而言，再也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常常是在黄昏时分，钟台妹和十来个同样为生计所困的农民一起扛着剥了皮的柚木，机灵地闪躲着警察，从双溪出母树林一路走到埤头下，气喘嘘嘘、全身湿透地把木头卖给做烟楼的贩仔，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用小跑的速度跟暮色比赛，赶回朝元寺的穿凿屋……此时，钟理和已暖好水做好饭，提心吊胆地盼她归来。在钟理和看来，“在一个有压倒之势的不幸命运的连续打击之下，就是一个最勇毅的男子，要他尚能平静地支持自己的信心，那是很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倘使一个人不分日夜的献身劳苦，而犹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报酬，不但如此，甚至还须眼看自己心爱的家庭在自己面前沉落下去──这样子，而还要她对这个世界继续抱持善良的德性，那也同样是很难的”。钟理和：《野茫茫》，《钟理和全集》第1卷，（高雄）财团法人钟理和文教基金会发行，春晖出版社1997年10月第1版，第151—152页。
但是钟理和并不愿躺在家中，也想外出工作。1952年3月，体力稍一恢复，他就去参加招聘考试。考试那天，参加者除钟理和外，其他都是刚由学校毕业的小伙子，他们虽都落选了，然而这些年轻人的勇敢和明朗活泼的姿态，颇令病弱的钟理和感慨。钟理和被录取为镇公所里干事，每天来回骑自行车上班，单程八公里，早出晚归，碰到里民大会等事还要晚上工作。钟铁民说：“母亲早上送他出门，傍晚就眼巴巴等着他回来，只要时间稍晚了一点，她就要不安得进进出出了。我还记得母亲时常不时地站在庭尾高坎上远眺。有一次，父亲一天黑还不见影子，我们点着火把出去迎他。一直走尽了山路才看到他在黑暗中推着车子过来。”钟铁民：《父亲，我们》，（台北）《台湾文艺》1卷5期，1964年10月。终因体力不支，于6月辞职。无力外出就职，钟理和便打算在家中多尽责任。他养过鱼和鸡，并计划出外做生意，为的是希望减轻妻子的负荷。他还接管起家事，学会全套炊事，学会割猪菜、剁猪菜和喂猪，学会缝纫和照顾小孩。
此时，灾难也接踵而至。钟理和当年不顾世俗忌讳，同姓结婚，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他们结婚数年之后回到故乡，仍然不被谅解，继续在无形枷锁的桎梏下痛苦地呻吟着。他们饱受乡人指责诅咒，以为破坏道德必遭到报应，并期待其受天谴。钟理和大病失去工作，卖掉祖产，“人们有了抨击叛逆者的机会。他们私议起来了；天不允许！”这本已属很大的不幸。然而这并未能摇撼钟理和的信心。他鞭策着自己，让自己挣扎起来，心想还有儿子们呢。可是接着第二道打击又来了。1950年，九岁的长子钟铁民因营养不良身染脊椎结核，竟至于变成驼背残废。“人们是更振振有词了，还是那句话；天不允许！”1954年2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