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多少事-第3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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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她的历史使命。
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大举行结业典礼。距1938年5月4日开学，联大在昆整整八年。
八年办学，共约八千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教育，联大历届毕业生一共二千五百二十二人。
这年7月31日，西南联合大学正式宣布结束校史。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史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檄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春城，情弥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悲壮激越的校歌再次唱起，满眼热泪的联大师生深情凝视校园的一房一路，一草一木，告别自己永生的精神家园。
为了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史上这最不平凡的一页，留住人生最值得怀念的岁月，三校筹备回迁之时，联大人倾心倾力，建起了一座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
一千一百七十八字的碑文是：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掠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碑文由联大文学院长冯友兰撰拟，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篆刻，中文系主任罗庸书丹，号称“现代三绝”。碑体庄严雄浑，气势恢宏，流溢着无言的神圣。
一位花了三十年时间来研究西南联大校史的美国学者，在西南联大建校五十周年纪念时说：“正当某些国家大量借鉴于西方教育的经验之时，中国人却能以他们现代化的教育制度引以自豪；并且在半个世纪以前，就能够产生一所具有世界水平的大学，这所大学的遗产是属于全人类的！”
一座无形的丰碑同时在联大师生及后世的心里巍峨树起。
为报答云南父老八年的恩情，应云南省政府请求，西南联大回迁时将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单独办起了国立昆明师范学院，发展为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云南师大本部校园东北角，云南师大本部大门边墙上有朱光亚题写的“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两行金色大字；旧址上今留存有教室两间，纪念碑一座，另有闻一多衣冠冢和“一二·一惨案”四烈士墓。
瑰宝浩劫：清东陵的民国命运
一
历史千头万绪，如果只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复杂的过程，其中一个答案可以是：人类历史的过程就是一代代人出生又死去的过程。
人总会死，在火葬远未被理解、接受和流行的时候，逝者的遗体总得埋葬起来，这就产生了坟墓。
人是感情的动物，不会让亲人暴尸野外，亲人逝世躺在地下了，还要以阳间的舒适奢华标准来打理其墓地，仿佛死者还能享受到；人是等级社会的成员，死去是人生的完成，便要以墓葬来总结和证明生前地位；人是万物之灵，天生追求“永恒”、“不朽”，总希望自己的功业、思想、精神乃至于肉体能长久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可人生短暂无法扭转，就把这些企望都交付给了死后的墓葬……
正是包含了这么多的情怀和梦想，墓葬，成为凝聚人类智慧和财富的一大历史文化成果。沉睡地下的墓穴，形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墓葬文化，在世界各地都源远流长。
在中国，旧石器时代的晚期，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把山洞上室做为居住地，下室做为葬地，体现了中国人对墓葬的初步经营；到新石器时代，仰韶聚落遗址四周壕沟有南北两处公共墓地，墓葬逐渐形成文化；而在被称之为“东方文明曙光”的内蒙古红山文化遗存发现，社会上层分子不葬入普通社会成员公共墓地，而是另外选择地点，被安葬于山顶之上，封土积石，形成独具特色的山上积石冢。
一步步地，帝王将相、贵人富豪那宏大、奢华、精美、神秘的墓葬出现了。
为了这些豪华大墓的建设，开始出现一些专为墓葬服务的工种，比如石工、木工、漆工、窑工、画工以及专门从事制造明器（指专供墓中死者在阴间用的器物）的工匠等；当然，看“风水”的“地师”就更加兴盛。
在社会财富被大量埋藏于地下墓穴陪伴尊贵的死者的同时，一个新的“行业”不可避免地产生——盗墓。
盗墓是和人类道德准则相违背的犯罪活动：一则侵扰亡魂，侮辱尸体；二则不事生产，窃掠财物。更重要的是，墓葬本身包含了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信息，盗墓活动则严重破坏了丧葬文化遗产，使我们本可通过墓葬对历史获得的准确认知无法进行——这也是除了是否由国家组织认可、是否非法占有墓穴财物之外，同为刨坟，考古和盗墓的本质区别。
在世界范围内，由国家有计划、有组织进行的考古活动至今不过一百年左右，而盗墓却由来已久。历史上有记载的最早的盗墓事件出现在二千七百七十多年前的西周晚期，有人从掘开的古墓中得到一个玉印，上有十字，当时无一人识得；而被盗的最古的墓是商朝第一代王商汤，距今约三千六百年。
盗墓那神话般的暴利，驱使着人们一代又一代对此“殚精竭虑”。在全国已经发掘的数千座汉墓里，据说目前只有三座是完全没有被盗过的。
盗墓者的“智慧”几乎和建墓者一样发达，甚至更高超。他们是历史学家，能够根据坟墓的朝代、墓主的身份等判断墓穴的建设特征、墓内财物的价值，并做出准确的盗掘方案；他们是技术专家，再牢固、凶险的墓地，都能得其门以入。大墓一般四周坚固不可摧，他们就从墓旁往下挖一深井，再横挖一段至墓底，然后再向上挖，这样就从墓室底部进入了墓室内，这一过程长的会持续一两个月；为了掩护，他们会先在打洞处周边种满高粱之类遮掩，或者在打洞处先买地建上房子，然后在屋内动工。尤其神奇的是，高明的盗墓者能打十几米的深坑而不在地面出现一点挖出的土！
盗墓的工具也是历代盗墓技术的结晶。著名的洛阳铲，由一个外号叫“李鸭子”的人在20世纪初发明于河南这块历史积淀极其丰厚、墓葬极其丰富的中原大地。这种呈半圆筒形的铲子长二十至四十厘米，直径五至二十厘米，装上富有韧性的木杆后，可打入地下十几米，通过对铲头带出的土壤结构、颜色和包含物的辨别，可以判断出土质以及地下有无古墓等情况。洛阳铲的制作工序有二十多道，最关键的是成型时打造弧度，需要细心敲打，稍有不慎，打出的铲子就带不上土。这种铲子至今也只能手工制造。
在气候湿润的南方，洛阳铲难以发挥作用，一代代盗墓者因此而练就了“望、闻、问、切”的绝活。这四项俏皮地借助中医“四诊法”来概括的技巧就是：望，即掌握看风水之术，凡“好风水”的地方，地下就容易有大型墓葬；闻，即挖出地下的土闻气味，精通者能从土的气味判断出朝代；问，即走访乡村老人，在闲聊古事中获取墓葬信息；切，一是指摸捏尸身，获取从嘴里到肛门里的宝物，二是指以手摸墓内物品，即可判断价值大小。
在盗墓者如此“精心钻研”之下，大批古墓被盗，多少生前威风无限、奢侈无度之人，死后被刨坟辱尸，价值连城的陪葬宝物更被洗劫一空。而且越是皇帝这样的地位尊贵者，越是盗墓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出于对墓地被盗掘洗劫的担忧和忌惮，“反盗墓”方法也层出不穷。
最基本的是增加盗掘的难度。比如使用石椁铁壁，让一般金属工具不能破坏；在墓穴边储水积沙，遭盗凿后可以反扑盗掘者；在墓室设置机弩飞箭、伏火毒烟等机关，对盗墓者予以狠狠杀伤。
或者是设置“疑冢”，即建立多个陵墓，释放虚假、混乱信息，让盗墓者不能找到真实墓葬所在。据说曹操就有七十二处“疑冢”；而那个施琅“大将军”，也有七处“虚墓”。
还有蒙古人独特的丧葬方式。他们的大头领死后，派重兵在下葬之处大面积封锁，将遗体深埋，再将地面留下的丧葬痕迹以“万马踏平”。这样的做法，别说让盗墓者束手无策，在那地貌单调的大草原上，就是亲身参加过葬丧的人，过些时日恐怕也指认不出下葬处。所以至今，成吉思汗的陵寝所在是海内外史学界争论不休的一大谜团。
那么，这样的丧葬方式，后人怎么能找到准确地点来祭祀呢？蒙古人自有其独特智慧：落葬之时，在墓地当着羊妈妈之面杀羊羔一只，完成葬礼后将母羊带走；祭祀之日，再将母羊带来，羊妈妈就会一路哀鸣着奔向孩子被杀的那个地方——也即下葬地。当然，这样的辨认方法无法传之久远。
蒙古族人的这个不留标记、万马踏平的方法虽然很保险，但很难被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同、使用，原因很明显：受不了让万马在坟头上践踏倒在其次，关键是，建个豪华大墓本来就是宣扬死者的气派的事，既是向后人炫耀，又是为后人留下纪念，如果一点标志都不留下，没人知道，那跟不建有什么两样？极尽哀荣的厚葬而不留名留迹，也跟穿好衣服走夜路、发达了而不回家乡一样，一点滋味也没有嘛！
这真是一个两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