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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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知识分子往往会面对这样的两难处境：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学者，你会被你选择的研究课题的重大社会意义与价值所吸引，想通过研究来体现你作为一个关注社会命运的知识分子的人生意义；另一方面，这些研究却可能一时得不到体制内的认可与评价，从而得不到体制内的资源，如职称、博士导师与学术带头人的荣誉、大量的研究经费，以及学术津贴之类。而且，由于在现在的情况下，社会多元化程度并不高，民间社会提供的资源相当有限，各种稀缺资源高度集中于体制内，一个以研究为职志的知识分子将不得不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去从事某些具有重要思想意义与价值的体制外的研究工作。
人们会注意到，所谓体制外与体制内研究并不是绝对分离的，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两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趋势。例如，有一位大学老师，在从事教学之余，对当代中国的农村社会学有相当深入的研究，他通过朋友在经济上的支持，多次深入各地农村进行田野调查。这位学者在对北方农村某地进行了半年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独立完成了数十万字的书稿，他的著作出版后引起国内外学术界与社会上广大读者的重视。由于他采取的研究方法相当独到，由于他通过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贵信息，由于他对所调查的问题提出许多深刻的解释，许多研究所与大学均把他的研究成果当作研究生上课的教材。由于他在社会学方面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各方面的经费支持，而他的研究方法进一步运用到自己的教学中去，许多研究生都在运用他的研究方法从事新的课题的开发。由此可见，体制外与体制内的研究正在相互渗透。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种文化转型时期的学术研究双轨制的界线，将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而渐渐消失。
中国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社会转型时期，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分野存在是这一转型阶段的客观现实。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某些研究课题，以及某些研究领域，某种观点的表达，受到体制内标准的限制与制约，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要的。我并不认为体制内与体制外研究哪一种更为重要，对于一个民族的进步来说，社会上存在着体制外的研究领域，存在着学术文化的多元化，这体现的正是社会文化的进步与繁荣趋势。
体制内与体制外这两种不同的领域内都可能产生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学术产品。关键在于，人们应根据自己的特点来进行选择。不要对不属于自己类型的研究“文人相轻”。每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研究方向，走自己的学术道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根据自己的条件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发展道路。
正如马克思所说过的一句话，人们并不要求玫瑰与紫罗兰发出同样的芬芳。人的选择、学术的生存方式在一个日益开放的社会中也是多元化的。社会需要是多元化的，学术研究本身也应该是多元化的。在我看来，体制外的研究尤其值得人们理解、支持与尊敬。人们要理解体制外学术研究者的独立性、尊重他与学术主流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感。他作为知识分子所体现出来的边沿性，不但在古代重要，在现代世俗社会中同样重要。恰恰此类体制外研究，往往会产生很多思想性很强的东西。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些公共话题，问题比较尖锐敏感，但却往往由于涉及社会重大的矛盾、困境而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些领域的课题往往需要学者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目光，以知识分子的激情，以独立的态度来提出自己的看法。
知识分子应该有一种真正甘于寂寞、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学术为崇高的事业。我又想起了青年时期的费尔巴赫那句名言：“你知道，真理决不会在敲锣打鼓声中来到这个世界上，它决不会头戴皇冠地到来。你知道，经常受到世界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普通人。”
学术商品的供应与需求
？ 党国英
把学术与商品联系起来，是要招人骂的。但如果仔细研判一番学术成果的供给条件，便会发现把它看做一类特殊商品，大抵是讲得通的。
学者著书立说，大多想拿著作给人看，为的是求得声誉或换得金钱，很难找到例外情形。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做学问虽然不是为金钱，但为在自己的交往圈里求得闻达，却是有的。一切衣食无忧的人士都可能不为金钱而做学问，但干脆不为声名而做学问却是极为罕见的。肥马轻裘的阔佬与衣不蔽体的穷人有不同的偏好，前者拿学问作为交往的手段，但在后者面前却浪得一个风雅的名声，让后者以为他们的风情雅习是天生的。其实，旧时代的学者要么想把自己的学问做给皇帝看，要么做给同好看；恐怕是因为做学问给皇帝看的风险太大，或者成本太高，才有人乐意在同好之间交流学问。也有人做学问变得穷了起来，但那绝不是初衷。在当今时代，做学问成了一种职业，一种安身立命的行当，就连声名也成了换饭吃的手段。追求做学问的乐趣还是有的，但不是首要目的。于是，学者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也就是平常事了。如果有人做学问既不追求安邦定国，也不是为了安身立命，而是纯粹追求一种所谓特殊的“生存状态”，一种生活的乐趣，而从不考虑自己的学问有没有人欣赏，更不去考虑把自己的著作当成商品来兜售，那么，除非天道相助，使他们衣食无忧，否则他们的学问是做不好的。这番道理有史为证：中国历史上鱼米之乡出才子。学术商品要丰产，物质商品投入要充足，这恐怕是学术商品生产的最基本的规律。
生产学术商品的人，便是学者。钱钟书曾刻意区分学者和文人，推崇前者，鄙夷后者，这好像有理，其实经不住推敲。揣摩他的意思，对做学问的人，他是把德行好的看做学者，把德行不好的叫做文人。这不对。学者的德行也就在一般人的平均水平上下，德行差的可以做出好学问，德行好的却未必一定做出好学问。不是有材料说罗素的德行也不怎么样么？学养对学者的行为的确有影响，例如，中共党史上有学者背景的人物，比起其他人物，往往更多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无畏气魄，其原因也可能是学养深浅影响了人的价值观，而价值观不完全是一个德行问题。价值观对人产生一种内在约束，而德行对人只是一种外在约束。当大众景仰一个人的价值观时，常常误以为他们在景仰这个人的德行。我说这番话，是想指出学术商品生产的另一个规律：学术商品是道德中性的。
对学术商品，在社会上有几种不同的需求。
一是大众的需求。以我的经验，大众需要一些教条式的政治判断、政治口号或其他时尚语言符号。大众并不需要真正新颖的思想，或者对新颖的思想接受起来极为缓慢；新颖的思想使他们不放心。如果有人把新颖的思想变成教条，并与大众的利益联系在一起，大众才会为之欢呼。大众也不需要复杂的东西，这种东西他们理解起来太难。实际上，满足大众对理论的需求，往往是通过政治化的学者来实现的。
另一种是一般读书人的需求。这种人喜欢新奇的东西，尽管他们所喜欢的新奇往往可能是平庸的东西。这些人往往把自己看做是有相当鉴赏能力的人，其实其中的一些人也实在是附庸风雅。但这些人对学者的著作有极大的需求能力，是最大的图书购买群体。这些人极易受媒体的操纵，而媒体也常常看这些人的眼色行事。有证据表明，那些浅薄的学者很可能赢得这种人的青睐，而真正的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要赢得他们的欢心实在很难。原因很简单，这些聪明的人并没有时间去认真读几本书，对学问的好坏不具备判断资格。但是，他们为了表明自己的智高一等，一定要去捧新奇的东西。这就像叔本华说的那样，因为人人都读不懂黑格尔，所以人人都说黑格尔好，黑格尔伟大。
第三种需求是学者圈子的需求。学者的自命不凡的毛病，其实是对新东西的恐惧，是想守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只有少数站得很高、不害怕谁超过自己的学者，或者已经被偶像化的学者，才显示出一种宽容与大度。学者的圈子里原本有一种互相吹捧的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垄断资源，求得自己的长期安全。于是，有一种表面上看来奇怪的事情，就是一大批学者聚集在一小撮并不懂学问为何物，或者已经告别学问的“学阀”或“学贩”的门下。
政府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要复杂一些。政府官员作为个人，对学术商品的需求表现为上述三种需求中的一种；作为官员，对理论的需求程度和需求方式则取决于政府的结构。我们可以多侧面地分析这个问题，但这需要一篇大文章。这里我只想说我的一个体会。常听人们说学者们对政府发生多么大的影响，有人甚至把政府的一些错误归咎于学者的“坏点子”。这种看法实在是夸大了学者的作用，是一种外行之见。在和平时期，政府往往有自己的信息搜集和信息处理系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来过滤信息，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是非常间接的，短期看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斯蒂格里茨甚至说过，理论经济学对政府行为干脆没有影响。真正对政府行为发生影响的，是现实的压力，包括各种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紧张程度的压力以及国际环境的压力等。学者对政府行为的影响可能在大的时间跨度里才有意义，特别是通过教育这个环节，学者们对年轻一代的知识结构发生影响，官员从这些年轻人中产生，学者们对政府的影响才间接地得以体现。
按照常理，领政府薪水的学者该为政府说话，但因为政府的运作有一个成本问题，所以学者们也有可能并不竭力去满足政府的需要。所以，他们对政府的俸禄坦然受之，同时又以批评政府为己任。从历史的经验看，政府与学者之间的这种博弈并非一定有很糟的后果；如果有好的历史条件，这种关系还能推动民族的进步。
左派！是吗？不是吗？
？ 雷池月
从正反两方面提出的问题要从两个方面回答，通过这种“反复论证”之后，从逻辑上说，问题的答案会更接近真理（真相）。但事实上却未必如此，有时往往像风靡一时的大学生辩论会上的交锋一样，离结论越来越远。汉武帝刘彻悼念李夫人的名句“是邪？非邪？……偏何姗姗其来迟！”属于纯粹的抒情，并不要求答案（当然也得不出答案，不过中了齐少翁的骗术而已）；而在周星驰的《大话西游》里，“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不需要吗？”这段脍炙人口的台词，就成为极具思辨色彩的问题了。然而如果有人真要去论证，那也是绝对没有结论的。
虽然这种提问方式并无补于求得真相，但人们都还是习惯地想依靠它来解除别人或自己认识上的困境。作为常人，岂能免俗？于是便有了本文这样一个标题。
话说大约四五年前，我写过一篇关于议论苏俄历史得失的文章，一位当记者的熟人看过之后说：“最好寄到《XXX追求》去。”他说话时表情平静，看不出任何褒贬的意思，而我偏偏又孤陋寡闻之至，根本不知道《XXX追求》是何方神圣！过了许久，才明白那是某些文化人所戏称的“左派据点”。当时我想，他如果不是开玩笑就一定是误解了我文章的意思，小事而已，一笑置之。过了两年，又渐渐地风闻有人议论我是“新左派”。直到最近，终于亲耳听到一位先生在电话中对别人说：“雷池月啊……这人好像很左！”——顺便声明一句，我并非有意偷听，而是适逢其会——总之，看来我是真正被某些人定性为“左派”了。事已如此，不得不采取“是吗？不是吗？”的形式反躬自问，并把心得昭告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先问“是吗”？答曰“不是”——按惯例得先进行无罪推定。根据是什么？想了很多条，觉得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从十八岁被划定为极右分子，二十余年间，为这顶帽子受尽了非人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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