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2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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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越飞在9月4日提出的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一事，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委员们“表示极度惊诧”，他们一致认为越飞应该了解国家的经济状况，不该提出这样的想法。　　　
　　　　越飞收到俄共（布）中央的指示后非常失望，他深知“不能根据第一次对华宣言拟定具体指令”意味着什么。他无可奈何地对加拉罕说：“当然，只消耍上一点手腕，我们就可以把那些宣言里的东西化为乌有。可是我以为，这将成为我们对华政策的失败，而最终成为我们全面失败的开始，因为我们在对外政策中一旦以司空见惯的帝国主义者的面目出现，那么我们就更难以充当世界革命堡垒的角色了。”他和马林在1922年12月联合撰写的《关于我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尤其是中国的工作问题》（提纲）中针对苏俄的立场提出了他们自己的意见。这两位处于具体执行苏俄政策的第一线的人深深体会到：我们在自己的政策中不仅要批判帝国主义者，揭露他们的欺骗行径，而且丝毫不可做出任何不当的事，以免使人产生我们实行伪装的帝国主义政策的印象。　　　
　　　　尽管有自己的看法，但是他们必须执行苏俄政府的既定方针，不能打折扣。所以越飞反复告诉马林，让他再三向孙中山强调，孙必须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支持越飞同北京政府的谈判。为了切实保证越飞使命的完成，马林不仅同张继密切接触和表达越飞对孙的期望，而且同国民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作“场外”配合。　　　越飞和孙中山的书信来往加深了相互之间的了解，为直接谈判做了准备。（待续）
注释：
　　　　　〔1〕　维经斯基：《南中国的战斗》，《国际新闻通讯》第153期（1922年8月3日）第928页。
　　　　　〔2〕　达林：《中国回忆录（1921～1927）》，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26页。
　　　　　〔3〕　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9页。
　　　　　〔4〕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8月23日。
　　　　　〔5〕〔6〕　〔7〕　《越飞给孙逸仙的信》（1922年8月2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04、105、134～137、144～146页。
　　　　　〔8〕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3～164页。
　　　　　〔9〕〔10〕《孙逸仙给越飞的信》（1922年12月20日），同上书，第166页。
　　　　　〔11〕〔12〕《张溥泉先生全集》，台北1961年版，第243、195页。
　　　　　〔13〕〔14〕　《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关于广州政府的报告》（1921年4月2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63、63～64页。
　　　　　〔15〕《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给列宁的信》（1922年3月15日），同上书，第76页。
　　　　　〔16〕《越飞给契切林的电报》（1922年11月7日和8日），同上书，第148页。
　　　　　〔17〕《托洛茨基给越飞的信》（1923年1月20日），同上书，第200～201页。　　


　
新文学绝版书脞谈录
？　谢其章
　
　
　　新文学运动自五四发轫以来，八十年的岁月已骎骎流逝。新文学所处的那段时空（1919～1949年）是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的书刊，一方面在连绵不断的社会动荡中散失，流传稀少；一方面多彩的社会生活使其烙刻下璀璨与丰饶的内容。无怪乎，一些专家和学者说寻觅这段时期的新文学绝版书甚而比寻找古书还难，其中的精品堪与珍善古籍比肩而立（如鲁迅、周作人译《域外小说集》），可谓“现代善本”。　　　
　　　　新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其激急与繁复，是历代文学中所不曾有过的，彪炳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文学巨匠无一例外地产生于这一时期。当我们奋力追寻着先行者筚路蓝缕的拓荒足迹，自然而然地首先想到去搜集大师们的遗著、佚稿和初版本。岁月的洗汰，人为的毁弃，已使收藏新文学绝版书遭受到极大的困阻。并非迟至今日，而是早在当年，一些慧眼独具的藏书家已从传统的藏书观念桎梏中摆脱出来，勤力搜集几乎与他们同代的新文学书刊，今天回首，更加深刻感觉到他们的先知先觉。他们之中的突出者如阿英、唐彛�、赵景琛、丁景唐其庋藏之丰之精，后人无以胜之。即使是处于与新文学同代，当年这些藏书家聚首，谈到五四初期的版本已极难找到，同声感叹不已。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又产生了几位新文学版本书收藏家，北京的姜德明、林辰，上海的胡从经、倪墨炎为其中的特别代表。他们的成绩虽比不上“阿、唐”一代，却也足以傲视后来者。进入七八十年代，鲜闻有谁的新文学书籍收藏能超越前者了。1989年，为纪念“五四”七十周年，香港中文大学特邀唐彛�、姜德明、胡从经三位携带自己的珍品举办新文学绝版书的版本展览，足见这两代藏书家的实力。　　　
　　　　九十年代，拍卖业在我国兴起，新文学绝版书堂而皇之地走上前台，引起了爱书者的极大兴趣。笔者随手录下几次书刊拍卖的部分成交价，经过岁月的漶漫，这些沾濡历史风尘的珍籍秘本更加受到藏书家的萦怀与珍重。
　　　　施蜇存　《灯下集》　　1937年版　（赠沈从文签名本）　1650元
　　　　林　　庚　《春野与窗》　　1934年版　（作者签名本）　770元
　　　　王家棫　《扫帚星》　　1935年版　（赠沈从文签名本）　660元
　　　　钱玄同　《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　　1932年版　（作者签名本）　1200元
　　　　郑振铎　《海燕》　1932年版　（作者签名本）　1100元
　　　　张爱玲　《流言》　　1944年版　1500元
　　　　阿　　英　《海市集》　　1936年版　660元
　　　　冰　心　《春水》　　1929年版　460元
　　　　冰　　心　《寄小读者》　　1929年版　440元
　　　　陈独秀　《独秀文存》　　1922年版　1100元
　　　　丰子恺　《漫画全集》　　1949年版　570元
　　　　郭沫若　《虎符》　　1942年版　165元
　　　　蒋光慈　《最后的微笑》　　1929年版　440元
　　　　梁实秋　《浪漫的与古典的》　　1927年版　440元
　　　　刘半农　《半农谈影》　　1927年版　380元
　　　　日本厨川白村著　鲁迅译　　《苦闷的象征》　（鲁迅亲笔赠许寿裳珍本）　1924年版　4400元
　　　　茅　　盾　《春蚕》　　1933年版　570元
　　　　徐志摩　《猛虎集》　　1931年版　1100元
　　　　许广平　《鲁迅书简》　　1937年版　2750元
　　　　臧克家　《烙印》　　1933年版　770元
　　　　周作人　《苦口甘口》　　1944年版　660元
　　　　冯文炳　《水边》　　1944年版　880元
　　　　巴　　金　《爱情三部曲雾、雨、电》　　1936年版　（特大精装本）　2750元　　　
　　　　看着这些成交价，再回忆几十年前的书价，真使人发出“不需远溯乾嘉盛，说着同光已惘然”之慨。　　　
　　　　由于新文学所处的时代战乱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必然要受到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与制约，新文学由于直接反应和干预社会生活，因而成为敏感区，在它生成发展的进程中，总是不断受到传统思想和政治权力者的猜疑、干预、骚扰乃至迫害，因此大量珍贵的图书流失损毁。建国以后仍健在的跨代作家，往往为了适应“适者生存”这个天演公例，随时依照政治形势的变动和需求，涂改旧作，如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曹禺先生的《雷雨》、巴金老人的《家》，众多的因素堆积到一起，从而使早年间的“原汁原味”的新文学初版本更显珍贵。　　　
　　　　新文学书籍之所以引起那么多藏书家历经数十年热情不衰的追捧，除了已有定评的文学价值和文学史研究上不可或缺的文献价值外，还有就是作为一种特殊艺术品的观赏性。像古籍收藏家那样斤斤计较于古书的纸张、墨色、字体、版式、牌记、讳字、序文、印章、题跋，新文学书籍虽然历史短暂，但作为开辟文学一畴新地而破土的第一畦犁痕，同样留下了丰饶的内容，诸如初版本、签名本、毛边书、禁书、大型丛书、伪装书、自印本、线装诗集、编号本、自用本、藏书票本，使得藏书家从中获得无限的书趣，也推动了新文学书价的飙升。　　　
　　　　新文学绝版书中有几种类型的书尤其为藏家所重。举例说来：
　　　　一、凡鲁迅所序跋过的书，旁及所编辑、校阅、评骘的书刊无不被爱书人宝之，单论鲁迅著译版本的搜集就是一个浩繁的藏书专题。《故乡》是许钦文的处女作，由鲁迅编入《乌合丛书》之二，并为之擘划封面、垫付印费、校读书稿，字里行间确乎浸透了先生的心力。在鲁迅煜然如星的几十年文学生涯中，《故乡》是他为众多文学新人编校序跋的第一本书，封面画由鲁迅选定采用陶元庆于1925年间创作的《大红袍》。鲁迅曾对许钦文说：“璇卿（陶元庆）的那幅《大红袍》，我已亲眼看见过了，有力量；对比强烈，依然调和，鲜明。握剑的姿态很醒目！”鲁迅先生不仅是新文学书籍装帧艺术的热心倡导者，又是积极的身体力行者，对版式、开本、天地、行距、封面、扉页、插画、题花设计莫不细微备至。鲁迅先生在这方面的劳作与努力，有明显的轨迹可供我们探循：《域外小说集》日本东京版、《呐喊》、《桃色的云》、《心的探险》、《三闲集》、《二心集》、《准风月谈》、《坟》、《海上述林》、《奔流》、《朝花周刊》、《引玉集》、《死灵魂百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不一而足，灿若星汉，流传至今，藏书家无不视若拱璧。由鲁迅、西谛（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当年仅限印一百部，堪称书林瑰宝，编号为第65的一部为日本“城户文库”旧藏，1996年在日本以58万日元卖出。正如当年鲁迅先生所言：“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其实用不了那么久，仅隔半个多世纪，《北平笺谱》已成为藏书家重金悬购、百计得之的文物了。　　　
　　　　二、线装新文学诗集。现在，线装书成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其实新文学的书也有用薄纸印制线装装订的。例如，刘半农的《扬鞭集》（1926年北新书局）、徐志摩《志摩的诗》、王统照译诗《题石集》（1941年自费印行）、白宁《夜夜集》（1935年桂林雅典书局代印）。新文人的旧体诗喜爱用线装装帧，取其古趣盎然，如沈尹默《秋明集》　（1929北京书局）、刘大白《白屋遗诗》。被书界誉为“新诗人的鸿爪，先行者的足迹”的《初期白话诗稿》，开本廓大，方近径尺，堂皇富丽，书品精美。书角包绫，线装一帙，分绵连纸与毛边纸两种版本（1933年北京星云堂印）。诗稿的编辑者刘半农把从1917到1919年间担任刊物编辑时“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过，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而搜集到的李大钊、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陈独秀、鲁迅等八家共26首白话诗手迹按原大原色影印成册，用以纪念白话诗十五周年。诗稿成书之后，刘半农曾送鲁迅先生绵连纸本五册，鲁迅将复本转赠许寿裳、沈雁冰、端仁等好友。现北京鲁迅博物馆珍藏着所余的二册。此书当年印数不多，藏书家遍访不获，毛边纸本尚偶然可见，绵连纸本殊为难觅，不料，前年一次书刊拍卖会上竟有此书露面，惊鸿一瞥，机不可失，笔者遂以重金购得，宝为镇库之物，若迟至今日，恐非别人对手。　　　
　　　　三、毛边书及名家装帧本。所谓“毛边书”其实就是平装书的初级形式，也称“毛装本”。书芯在印刷厂经过折页、订书、包本等工序后，三面裁边，使书口不齐，保留书的朴素自然的美，读者在阅读时自己裁开，更能增加对书的亲切之感。　　　
　　　　新文学书刊收藏家唐彛�对“毛边书”特注情感：“我之爱毛边本只为它美——一种参差的美，错综的美，也许这是我的偏见吧；我觉得看蓬头的艺术家总比看油头的小白脸来得舒服。”他对“毛边书”从起源到演变形式都有很深的研究，甚而对“毛边书”如何码放也有自己的见解，更对鲜有人提及的在书根处题写书名的专门人才也关注到了。前年，十卷本《唐彛�文集》出版，其中留有十套毛边装，也算是对唐公的一种怀念。　　　
　　　　鲁迅先生更是“毛边书”的积极倡导者，他在致曹聚仁信中说：“《集外集》付装订时，可否给我留十本不切边的，我是十年前的毛边党，至今脾气还没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