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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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天，越飞还给吴佩孚写了一封信，说：“只有您与孙逸仙先生一起建立的政府，才是惟一能够使中国摆脱严峻局面和建立统一而独立的中国政府。这个政府完全可以指望得到俄国的全面支持。”信中还说：“同时我并不抱有这样的希望：中国现政府在受外国人左右的情况下能够同俄国的谈判进行到底并取得理想的结果。”
这以后，越飞又派格克尔多次与吴佩孚和孙中山联系。但无论是吴佩孚还是孙中山，都对越飞提出的联合起来组建政府不感兴趣。
9月26日，格克尔在上海与孙中山进行会晤，马林也在场作陪。格克尔转达了越飞的孙、吴联合观点，并希望孙、吴联合防止爆发新的内战。孙中山认为，防止吴佩孚和张作霖之间爆发新的战争是不可能的；他预料，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将是张作霖。格克尔认为吴佩孚的军队要比张作霖的军队强大得多，他是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
格克尔与孙中山对吴佩孚、张作霖两人的看法展开热烈的辩论。格把吴佩孚看成一个“为中国的统一和独立而奋斗的民族主义者”。孙却认为，吴“对新思想感兴趣是不容易的”，但“土匪张作霖是个可以进行加工的‘原料’。认为他只是日本人的工具是不对的”；“吴佩孚依附于英国和美国。他不止一次地欺骗过中国人”。孙十分怀疑吴对俄国的友好姿态。格向孙表示将会再劝说吴要摆脱英美的影响，并提醒吴佩孚必须同孙中山合作。他告诉孙：“吴佩孚已经知道，俄国把孙逸仙看做是民族主义运动的领袖。”尽管格克尔反复指出张作霖是日本的工具，与俄国所有的敌人勾结，但孙中山只是表示会劝说张作霖改变对苏俄的态度，不会同张作霖决裂。孙向越飞的代表提出俄国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格克尔表示，首先必须实现民族主义力量的联合，然后才有可能利用俄国的帮助〔6〕。格克尔还询问是否可以同孙中山在洛阳的代表建立联系，以便着手安排苏俄援助的工作，但被孙中山婉拒。
格克尔告诉孙中山：“俄国原则上准备帮助孙中山的统一事业，毫无疑问，俄国认为孙逸仙是能够实现这种统一的人。正如越飞同志已经指出的，最好与吴佩孚联合并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新的内战。”格克尔和马林都极力劝说孙中山放弃同张作霖的合作而转向吴佩孚。格还告诉孙，吴对孙“很有好感并且同意成立在孙中山逸仙领导之下的政府”。
尽管孙中山对同吴佩孚合作并不热心，但他还是派代表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结果是令人失望的。11月2日，孙中山在给越飞的信中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他写道：“从我们最近一次交换信函时起，我就同吴佩孚进行了接触，试图弄清在统一中国和建立强大而稳定的政治方面同他合作的可能性，很遗憾，我不得不指出，与他打交道确实很困难。我所掌握的情报使我认定，他现在对我的态度实际上很强硬，原因是，他指望一旦同张作霖发生冲突，能预先得到贵国政府的军事援助。”孙中山认为，如果吴佩孚在和张作霖发生冲突时得到俄国的帮助，张作霖很可能就会求助于日本，而且英、法、美都可能会出来干涉，因这几个大国对苏俄持明显敌意。其后果对中国来说是不堪设想的。因此，孙中山明确反对苏俄向吴佩孚提供军事援助，并说：“吴佩孚想让我抛弃张作霖为对与他合作的一种酬谢。这样的行动方针我是不能接受的。”〔7〕
孙中山和吴佩孚各怀戒心，双方合作举步维艰，但越飞仍不死心，坚持要促成孙、吴联合，并对双方展开说服工作。对于孙中山，越飞建议他亲自到北京，积极开展政治活动，干预北京事务。对于吴佩孚，越飞更是苦口婆心，竭力劝说。11月18日，越飞在给吴佩孚的信中强调说：“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北京这里的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处境更加严峻地表明您有必要与孙逸仙联合。”越飞认为：“中国人民的两位领袖……由于个人的怀疑和彼此不信任，怎么也联合不起来”，是一种荒唐的现象。他还表示：“您与孙逸仙和解并建立你们的联合政府是最重要的。……我准备竭尽全力促成此事。”
越飞的努力很快就被证明是徒劳的。11月20日，吴佩孚给越飞写了一封信。信中不但没有提到与孙中山联合的问题，而且在蒙古问题和中东铁路问题上，采取了与北京政府一致的立场。
面对孙中山和吴佩孚都不想合作这一实际情况，越飞再次向苏俄领导人建议：“如果我们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我们决不能支持吴佩孚去反对孙逸仙。”所以他建议苏俄领导人应把在中国联络的主要对象放在孙中山身上，并给孙以必要的经济和军事支持。
正当孙中山同越飞的关系日益密切时，他从越飞的来信中得知苏联红军为了消灭在中国的白匪据点，准备进军中国东北。这使他感到惊讶和不满。 12月 6日，他给列宁写了一封言辞恳切的信：
亲爱的列宁：
我借此机会就一个重要问题给您写这封短信。我得知，苏联的武装力量正在满洲边界集结准备占领北满。
我担心，这种占领将对今后的俄中关系造成严重后果。对中国人民来说过去俄国占领北满，是沙皇制度一个明显的证明和证据。如果您占领这个地区，那么我相信，我国人民就会把这个步骤说成是旧俄帝国主义政策的继续。
我个人并不相信，莫斯科的这种举动是出于帝国主义的动机。
实际上，我确信，您要占领北满是出于对张作霖的不信任。
但是请允许我再一次强调指出，通过我并同我一起行动，您就能迫使张作霖在理智的范围内做到为保证苏维埃俄国的安全所需要的一切。
遵循这种政策，您不仅可以避免危险的反动派在中国对您的攻击，而且还可以帮助我创造一种便于加速俄中共同工作的局面。
您以前对中国所作的声明（指1920年9月27日《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告中华民国政府书》——引者注）曾激起我国人民极大的希望并促使他们把俄国看做是能保证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奴役而获得民族解放的朋友。
我请您不要采取任何不明智的行动，诸如占领北满。我打算在不久的将来派一名全权代表去莫斯科，与您和其他同志一起协商为俄中合法利益而共同采取行动的事宜。
同时我还要再重复一句，与中国现政府的谈判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看来也是危险的，北京（政府）现在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仆从和工具，所以，和北京打交道，实际上也就是和列强打交道。这是危险的，因为始终有可能，北京和这些列强耍手腕使我们在中国人民面前处于不利的地位。
再次向您致以崇高的敬意。
顺致兄弟般的敬礼！
孙逸仙〔8〕
除了在东北问题上对苏俄政府的举动表示反对外，孙中山对苏俄政府始终不放弃与北京政府建交这一做法也很不满，他告诉越飞：“如果贵国政府的政策是把北京的官府作为中国形式上的管理机构而长久加以保留的话，那么您想同北京政府举行谈判，那当然是正确的。这样一来，您就可以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上承认等步骤，为它树立威信。但是我必须指出，您同北京举行谈判，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解决中国问题必须采取人们称之为进化的缓慢渐进变革方法，而不是可以称之为革命的苏联方法或急剧变革方法。”
12月20日，孙中山在写给越飞的一封信中指出：“总的形势现在处于这样一个发展阶段，我还可以提出一项建议性政策，即我作为我的受压迫的同胞的代表，同贵国政府实行合作。”他在信中表示：“我现在可以调大约一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希望能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他问道：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在哪些方面？他在信中建议苏俄政府派人来，进一步讨论这个计划。如果计划在明年即能付诸实行，那就会有成功的良机。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巩固它们在中国的地位”〔9〕。
在这里孙中山清楚地说明了他的西北计划的要点，并引人注目地取消了他们要求苏俄出兵的内容，改为自己由四川北上甘肃、内蒙古，接通外蒙，获得军事物资，并开辟一条由西北打到北京的进攻路线。
在对待吴佩孚及其控制下的北京政府方面，孙中山不赞成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做法。他认为，苏联派越飞同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加强联系是一个失误，其客观效果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通过国际承认等等为它树立威信”。而在中国，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在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孙中山深知吴佩孚有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他说：“我的真正敌人肯定将是吴佩孚。英国和其他国家肯定将支持他反对我”〔10〕。
1922年秋，孙中山派张继前往北京“致书越飞”。12月，张继在北京“会见越飞两次”〔11〕。双方商讨了越飞与孙中山亲自会谈等问题。张继后来回忆他肩负的这次使命时说：“当时我带了总理的信去见他。他正在害神经痛的病，躺在床上。他说：‘这是革命者应得的病’。他看完总理的信以后，要我口头上带话给总理。我猜想总理的信里，一定是说中国是我创造起来的，你来中国，应该来见我，为什么到北京去找军阀？那时北京是曹锟的势力。越飞要我带话给总理，解释说：‘苏联革命刚成功后，形势很危险，不能不拉拢，革命是要经过曲折的道路的，不是可以直线的。’他说的话，初听也颇近情理。”〔12〕
苏俄与孙中山结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曾在中国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书记索洛科夫·斯特拉霍夫早在1921年就明确指出：“广州政府可能被我们用作进行东方民族革命的工具，这场革命最终会把中国抛向协约国敌人的阵营。”〔13〕因此，必须“同广州政府尽快建立联系”，“建立这种联系的目的是在居民中和在广州政府中物色一些能够在中国发动全民起义来反对日美资本对整个远东的奴役的人物”〔14〕。他们估计中国政府即将发生更替，孙中山有成为总统的可能，苏俄政府驻华代表建议“俄罗斯联邦可以考虑作为一支积极的力量参与中国的政治生活，何况在中国存在为未来的中俄联盟做大量工作的必要前提”〔15〕。为了保持同北京政府的联系，苏俄政府领导人指示其代表同孙中山的接触应秘密进行。
在中国工作的越飞由于感受到中国人民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强烈情绪，他曾建议苏俄领导人在外蒙和中东路问题上向北京政府做出让步。他说：“当然，我们支持小民族反对大民族的暴行，但是，如果蒙古人的斗争不会引起任何反响，而中国人的斗争却会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话，那么就未必值得为了在世界没有任何作用的200万蒙古人而损害我们同正在起着如此巨大作用的 4亿中国人的关系和整个政策。”〔16〕在中东路问题上，越飞本着苏俄对华宣言精神，提出应放弃帝国主义的做法，无偿地向中国转交中东铁路财产权。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了俄共（布）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的批评〔17〕。
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曾在1922年8月31日召开过一次讨论这些问题的会议，加米涅夫、托洛茨基、斯大林、托姆斯基、李可夫和候补委员加里宁、中央委员库贝舍夫和拉狄克与会。会后，斯大林以中央委员会书记的身分给越飞发了一个电报，告诉他，中央委员会以为不能根据1919年的第一次对华宣言为他拟定什么指令，因为中国政府并没有就那个宣言及时做出回答，对于中东铁路问题——务必坚持由苏俄、远东共和国和中国共管。我们无须再要任何史料就明白历史的真相了，斯大林的话事实上否定了第一次对华宣言载入的“无偿归还”的内容。在涉及苏俄利益时，他告诉越飞——必使俄国在此铁路上享有居于优势的利益保证，这是答案之一。
在关于外蒙古问题上，斯大林指示越飞：“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国本身。”
对越飞在9月4日提出的给予中国政府2000万美元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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