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2-01-第2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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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所说的改朝换代，仅仅指的是江山易姓，如汉取代秦，唐取代隋，清取代明，至于一家一姓之内的帝位更迭，则不在此例。如韩愈、白居易等一生历仕多位李唐皇帝，谁也没有说他们不是忠臣。当然也有例外，如明朝的朱棣取代朱允炆，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原本是一家人，你让做臣下的如何是好？方孝孺等人只承认既成事实，选择了维护旧主。当时作这种选择的，有一大批人，光李贽在《续藏书》中以“逊国名臣”名目开列的名单，有名有姓的就有约二百人，尚有四百余人没有留下姓名；据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株连而死的，竟多达两千余人。为了一个孱弱的皇帝，竟然有那么多人付出了生命，那景象，也真令人惊心动魄！但也有些人作了另一种选择，即拥立新主，除姚广孝外，还有不少是建文帝所倚重的大臣，如当朱棣打到南京时，开门迎降的，竟是原来受命讨伐朱棣的大将军李景隆。这是一种地地道道的背叛，但《明史》也没有将他列入奸臣名单。
朱棣当上皇帝以后不久，就将首都迁至北京，南京成了“留都”。历史仿佛真的有着某种轮回，谁能料到，过了二百多年以后，明朝又会再一次以南京为首都呢？那是在崇祯吊死北京，明朝正式灭亡后，南方的一批明臣又挑出了个皇室后裔朱由崧充当皇帝（即所谓弘光皇帝），在南京又支起了摊子，史称“南明”。但这个小朝廷只支撑了一年，公元1645年6月，清兵占领南京，这个小朝廷便宣告灭亡。这是一次真正的改朝换代，江山不只易姓，而且易族，由汉族的朱氏王朝，改易成满族的爱新觉罗氏。可这一次却没有那么多的人前赴后继为这个小朝廷殉难了，留在南京城中的大臣，绝大多数都选择了投降，其中包括礼部尚书钱谦益。
在明末清初的政治舞台上，钱谦益可是一个很有点影响的人物。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他于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直到崇祯十七年明亡，在前后长达三十五年的时间内，三起三落，旋进旋退，全部任职时间加在一起也不过五六年左右，谈不上什么政绩。他的出名，是由于他出色的文才，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因为他曾经参与了东林党人反对魏忠贤阉党的活动，还被视为士林领袖之一。
明亡后，他作为留在南方的大臣，参与了南明小朝廷的建立，此时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当时可供作为皇帝的人选，有两个，一是福王朱由崧，他是崇祯之弟；一是潞王朱常膟，他是崇祯之叔。按资格，应当是福王朱由崧当皇帝，可此人早已以昏聩著称，有七大劣迹：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人主张立潞王朱常膟，钱谦益也同意这一主张，可奸臣马士英和阮大铖先斩后奏，抢先一步将朱由崧推上台。阮大铖原属阉党，是东林党人的冤家对头，此时重新得势，要寻机报仇，准备以反对朱由崧为由，对东林党人下毒手。当正义与邪恶又一次较量时，钱谦益表现了可鄙的软弱，他居然上书，称颂马士英拥立之功，并为阮大铖鸣冤，这样，他便背弃了自己的过去，向恶势力妥协投降，成为一个大节有亏的人物。
而当清军兵临城下时，他又参与了开城迎降的活动，这更被视为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而为青史所不齿。直到今天，依然被某些史学家视为知识分子的反面教材。
笔者无意也无力对钱谦益一生的功过是非做出全面的评价，但他最为后世所诟病的降清一事，是否就真的一无是处了呢？
公元1645年，清兵在豫亲王多铎的率领下，大举南进。此时南明的小朝廷在干什么呢？皇帝朱由崧忙着选美女；马士英、阮大皐等忙着排异己，杀忠臣；几支主要的军事力量，即所谓“江北四镇”的首领们，忙于内讧；另一支部队的首领左良玉，以“清君侧”的名义，忙于向南京进兵；被倚为国家柱石的史可法，忙于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苦苦周旋。谁也没有将抗清的大事放在心上，于是，清兵一路长驱直入，四月中旬，直逼扬州城下。史可法困守孤城，部下纷纷投降，他以四千人之众，抗击数万清兵，处于绝对劣势。他自知难免一死，事前曾写信给家人，嘱咐他死后将他安葬在朱元璋的陵旁，又嘱托部下，兵败后，将他杀死，不要落入敌手。这一场守卫战是惨烈的，使清兵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但最后终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四月二十五日，扬州陷落，史可法以身殉国。扬州人的坚强抵抗，使清兵十分恼火，入城后，便以血腥的屠杀进行了报复，十天之内，杀人多达八十余万。后世将这一惨案称之为“扬州十日”。五月初一，清兵列阵长江，南京群臣居然向朱由崧说什么“北马畏热，必不渡江！”当初九黎明，清兵出现在长江南岸时，江防驻军全部溃逃；当京口溃兵逃回南京时，南京大为震惊，而那个昏皇帝尚沉醉在酒宴中。十日半夜，他骑马逃出南京。十一日，马士英以四百贵州兵为护卫，挟逼朱由崧的母亲及妃子逃往浙江。此时的南京，上无可忠之君，下无主事之臣，内无守城之将，外无勤王之兵，已经成为清兵的囊中之物。十五日，多铎进驻南京，于城北扎营。
此时此刻，尚留在南京城内的大臣们，应当如何是好？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抵抗，二是逃命，三是出降。抵抗的后果是显然的，个人的牺牲固然可以博得个“忠贞”的好名声，如史可法，但南京数十万生灵的性命，将可能遭到同扬州人同样的结局，甚至更悲惨；逃命能否成功，尚是未知之数，即使个人捡得一条命，南京城数十万百姓的身家性命难道应当置之度外吗？出降是可耻的，个人的名节从此扫地以尽，在历史上也会留下千古骂名，但南京城近百万百姓的性命也许可以得到保全。
以京营总督赵之龙、大学士王铎，包括钱谦益在内的数百名文武官员选择了后者。他们何以作这种选择？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不排除贪生怕死，有些人甚至还想以此为契机，改换门庭，在新主子那里重新谋求功名富贵，但有没有避免扬州悲剧重演这个因素在内呢？至少在钱谦益那里是有着这种考虑的。南京百姓保住以后，钱谦益在给苏州等四郡长官的亲笔信中提出，如今是“大事已去，杀运方兴”，“为保全百姓之计”，不如举郡以降。有人以为这是为虎作伥的劝降书，钱谦益自认为此举有保全江南百姓生命财产之功。我们又如何来评价其间的功过是非呢？
让我们还是以圣人之是非为是非吧！儒家说过“君君，臣臣”，这是封建政治伦理纲常的核心。首先是君要像个君的样子，然后臣才应该和能够尽到臣的职责；如果君不君呢？臣也就难以为臣了。钱谦益走上政治舞台以后，历仕万历、天启、崇祯、弘光四帝，这四个人，哪一个可以算得上是个称职的国君？万历、天启向来以昏聩著称，我们姑且不论；就是那个自诩为“朕非亡国之君”的崇祯，他初时了了，后则不佳，听信谗言，用人一再失误，枉杀袁崇焕，自毁长城，明朝的灭亡他难辞其咎；至于朱由崧，他连称昏君都不够资格，他根本就是一个出身皇家的流氓无赖。这样的君，难道还应该忠、值得忠吗？
有的论者以为，“在当时，南方半壁江山尚在，江南各地军民都在浴血奋战，共同的信念是宁死不做亡国奴。那么，钱谦益以江南缙绅文人领袖与降清大臣的双重身份，写信差人到各地劝降，究竟是在帮谁的忙呢？即使他当时的动机确实是保护民力生齿，而客观上则起着瓦解南方抗清志士的斗志的作用。历史上每次爱国保卫战中，都有举城投降与血战到底两大类型。主动请降则可保生齿，血战到底则全城遭屠，对这两种方式几乎无法用一种统一的价值标准去衡量。主动请降固然有保全民生的客观效果，但我们能说这比血战到底更明智、更可取吗？何况在钱谦益晓谕四郡速降免戮之时，还很难说当时的抗清斗争已经是无谓的牺牲了。”（张仲谋《贰臣人格》）
的确，南京沦陷后，又一批明朝大臣先后拥立了几位皇室后裔唐王、鲁王、桂王，在浙东、福建、云贵一带，各自称帝，继续坚持抗清斗争达十几年之久，钱谦益的得意门生郑成功、瞿式耜便是这些抗清势力中的中坚力量，直到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桂王朱由榔被俘身死，这场抗清斗争才算最终结束。
对这场斗争，钱谦益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知道，钱谦益降清后，被送到北京，清廷授他以礼部右侍郎之职，可他投降而未投靠，只干了半年，便借口有病还乡，从此隐居不出，一直到十八年后病逝。在这十八年里，他同抗清势力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为他们出谋划策，并倾全部的财力物力，支持抗清势力，以及那些在抗清斗争中牺牲者的家人。他本来有个颇为殷富之家，到他临死时，竟然家徒四壁，他甚至没有为自己留下一点操办后事的钱财。他在自己的诗文里，更是抒发了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清政权的敌对情绪，也正是因此，使得乾隆皇帝龙颜大怒，下令为明朝降清的官吏创修《贰臣传》。中国的“二十四史”没有“贰臣传”这个名目，直到清朝才出现，而这可以说是专为钱谦益等人而设的。
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钱谦益所说的“为保全百姓之计”，并不是一种自辩，而是可信的。亚圣孟夫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也是儒家要义之一。笔者以为，对钱谦益的降清之举，可以从这里得到解释。
明朝的皇帝没有几个像样的，到了崇祯，它也该寿终正寝了。它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弘光帝朱由崧，在明朝皇帝系列中，是一个编外人物，却集中了明朝皇帝的一切劣根性，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纨绔子弟。在那国难当头的严峻岁月，他毫无抗击清兵、重整帝业的打算，终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的宫中有一副对联：“万事不如杯在手，一年几见月当头”，这是一个什么人，也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小朝廷，连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都没有，只是一派尸居余气，难道还应该要求人们为它而殉葬吗？为保留它而做的任何努力，都是保留黑暗，保留腐朽，这难道值得肯定吗？如果那种节操是值得肯定的，那么，独擅南明小朝廷大权的马士英倒应该算是一个具有节操的人了，因为他始终没有投降清人，南京危机之时，他挟弘光帝的母亲出逃，最后被清兵捕获，斩首而死。但谁都知道，他是一个罪大恶极的大奸臣。
孙越会谈始末（上）
？ 黄修荣
孙中山和苏俄特使越飞在上海举行的会谈，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是孙中山革命一生中的重要一页。
（一）
孙越会谈出现在陈炯明叛变大约半年之后。1922年6月陈炯明的叛变，不仅使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遭受了严重挫折，而且也导致中外关系发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首先，陈炯明叛变后，美国驻华公使舒尔强烈要求美国政府帮助北洋军阀政府消灭孙中山的革命势力，从而达到使陈炯明同北洋军阀政府合作，共同控制全中国的目的。英国政府更是直接支持陈炯明叛变。帝国主义列强的行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孙中山对它们的幻想。
其次，陈炯明的叛变促使苏俄、共产国际实行同孙中山友好的政策。1922年8月，维经斯基发表文章指出，陈炯明叛变后，“国民党可能会得到更好的发展和巩固；同时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国民党这个民族资产阶级政党的性质，这个党内的劳动分子将会聚集在最先进的中国社会主义分子周围，形成党的左翼，最后再经过分裂；可能在中国南方组成工人政党；中国南方的运动是同国民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他认为，陈炯明和孙中山斗争的结局乃是中国政治生活的转折点。
第三，孙中山既然已经被陈炯明逐出了广东，也就不再对帝国主�
![[204]十年封面](http://www.tzy2.com/cover/noim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