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8-第2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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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长统治人间的岁月，他将尽一切努力来推迟权力交割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年长的太子无异于一个准备抢夺玉玺的强盗。汉武帝对权力迷恋所产生的对太子的仇视心理，早已压倒一般的所谓父子之情，而正是这个时候，拳夫人的儿子出生了。延续交班时间的诱惑和人类偏爱幼子的特性在这里交相作用，促成了汉武帝易太子的决心。
对这位身居钩弋宫的拳夫人生的佳儿，汉武帝是寄予厚望的，所以武帝为他的将立为储君制造了一系列神话，用现代语言讲，就叫做制造舆论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怀孕十四月的奇迹。这种违反人类生理规律的胡说在当时是迷惑了一部分人的，何况还有一个在母亲子宫里住了十四个月的神圣的尧呢？芽尧母门的命名本身就是易太子的公开示意。
中国有句老话“疏不间亲”，确是概括了很多人世间纠葛的经验之谈。江充敢于间人骨肉，这的确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但是，对于江充这样的深通人情的人来说，他一定懂得帝王父子之情和常人是不能比拟的。帝王拥有众多妃嫔姬妾，众多的子女不过是他淫乐的副产品罢了。他们对子女的唯一要求就是保证家族的繁衍和保持政权在一姓内的传递。众多的子女，使他们能有较常人远为宽阔的选择余地。而在权力的诱惑下，则可以泯灭一切骨肉之恩。
另一方面，江充对长公主和太子的挑战显示了他强烈的复仇欲望，代表了当时中、小商人阶层对贵戚的仇恨心理。汉代所实行的抑制商人的政策，使他们对权势者怀有刻骨的仇恨。但江充从赵国逃出之后，虎口余生，痛定思痛。在那父兄之仇不共戴天的古代社会，江充的复仇之火在熊熊燃烧。然而事与愿违，他的仇敌赵王敬肃及已废太子丹仍然健在，并与朝廷贵戚声息相通。而江充所凭依的就只能是武帝的眷顾了，一旦这种圣眷稍有动摇，他江充将死无葬身之地。这种情况，与秦之商鞅的遭遇是极为相似的。对死亡的恐惧反而加强了他报仇的勇气。他相信，只有不断进击，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走投无路的人往往是最勇敢的”。这正是江充铤而走险的力量。在宫廷斗争的刀光剑影之中，他独立四顾，明察秋毫，具有猎犬般的警觉和狮子般的勇敢。
在弹劾了长公主和戾太子之后，江充进入了权力的顶峰，也走向了毁灭的边缘。到此，他已经没有退路了。如果不除掉戾太子，成为新太子的拥立者，必然在戾太子登基以后静待族诛之祸。他只能背水一战了。
征和二年为汉武帝在位的第五十年，这时的武帝已经六十六岁，离他归天的时间只剩四个年头了。由于长期和方士打交道，武帝的迷信是很深的。虽然皇帝玉玺上刻着“受命于天”的话头，但他并不相信自己拥有无上的权威。对于冥冥中的巫鬼，他仍然确信它们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正图谋结束他的生命。正是这样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巫蛊之祸得以蔓延的条件，致使数万生灵成为牺牲。
造成巫蛊之祸的直接起因是丞相公孙贺和他的儿子公孙敬声。
公孙贺出身世家大族，祖父公孙浑邪当过太守，封平曲侯，有著作传世。公孙贺年轻时身为骑士，并建有军功。在武帝为太子时，他官居太子舍人，成为武帝的亲近之臣。公孙贺的夫人为武帝卫皇后的姐姐，在卫子夫得宠的时候，公孙贺青云直上，并以军功封侯。但究其实，这些并非出自本人的能耐，而是得力于皇后的恩泽和大将军卫青的提携。所以每当他独当一面的时候，竟无尺寸之功，证明了他平庸无能，就这样一个靠裙带关系起家的公孙贺，竟被拔擢于丞相的高位。
公孙贺拜相后，他的儿子公孙敬声代他担任了太仆，从而父子并居三公卿位。这种表面上烈火烹油的荣耀使老于世故的公孙贺感到惶惶不可终日，却使他的儿子公孙敬声更加骄奢违法而肆无忌惮。
贵族子弟的骄奢豪横为当时社会的通病，何况敬声又是皇后姊子，父为丞相，自己身为公卿，所以所作所为无所不用其极。征和中，竟擅自动用北军钱一千九百万，终于被发觉而下狱。
对于儿子的种种不法行为，公孙贺应该是知情的。但是，由于他爱子心切，不打算对自己的亲子绳之以法，而是异想天开，打算立功来赎敬声之罪。这时，朝廷正诏捕京师大侠阳陵朱安世。当时的游侠，都是“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他们交游王侯，权行州域，是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所以虽然“上求之急”但仍不能得。为了救儿子的性命，公孙贺亲自请捕朱安世。在得到武帝的批准后，他立即行动，居然大功告成。
但是，朱世安的捕得，却给公孙贺造成了新的祸患。当朱安世得知公孙贺捕自己是为他儿子赎罪后，竟幸灾乐祸地笑道：“丞相这下可要遭灭族之祸了。”
当时的游侠都广结党羽，互通声息。由于他们来往于花街柳巷，活动于市井之中，所以对豪门的隐私了如指掌，而公孙敬声这位浪荡儿的丑行，早已在他们之中广为传播了。朱安世说，公孙父子的罪过，“南山之竹不足受我辞，斜谷之木不足为我械”，于是他狱中向武帝上书，揭发了敬声的种种不法行为。其主要事实为：一、与武帝的女儿即他表妹阳石公主私通；二、使巫在祭祠时诅咒汉武帝；三、在上甘泉宫的驰道上埋下木偶人等等。
上列罪状，除第一条为当时常事，不值深究外，第二、第三条都是很难证实的。这正如后来戾太子少傅石德就太子宫巫蛊一案所说的：“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邪，将实有也，无以证明。”这是最容易做手脚、最容易栽赃、最容易陷人于罪的地方。然而，正是在这一问题上，最犯武帝的忌讳。
在武帝的授意下，有司穷治所犯，结果是公孙贺父子俱死狱中，家族无一幸免，并连及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及皇后弟弟的儿子长平侯卫伉偕坐诛。经过这一大案，武帝已处于妄想与怀疑的狂热之中！
经过公孙父子之案，卫氏势力已接近彻底瓦解，而作为卫氏集团核心的戾太子，更是陷入了重重包围之中，他与父王的关系，此时已势不两立。
帝王的传统是母爱则子贵。虽然古人规定各种立长立贤的原则，但对唯我独尊的皇帝来说，一切原则必须是服从他本人的感情。由于卫后的宠衰，武帝与戾太子及卫氏集团的矛盾已处于对抗状态，待到杀阳石、诸邑两位公主，则表明武帝对卫氏集团已断绝一切恩情。
武帝感情的转移，在他身边用事的江充洞若观火，他知道决战的时刻已到，看来他已稳操胜券了。
在处置公孙父子一案之后，武帝已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数不清的巫诅和偶人，使他日夜胆战心惊，寝食难安。“上心既疑，常昼寝，梦木人数千，持杖欲击上，上为惊疑，因是体不平”。睡午觉也梦见攻击，甚至吓出病来，其精神之紧张可以想见。为了消除这神秘的隐患，他委派江充为专治巫蛊的使者。于是，一场统治集团内部的大比拼随之开始了。
专治巫蛊的权力，为江充彻底清除卫氏集团的残余提供了方便，由于他“知上意”，所以可大胆施为而无所顾忌。于是他从后宫希幸夫人开始，然后涉及皇后，最后又在戾太子宫挖出了桐木人。这接二连三的战果，使主持者处于极度的兴奋之中。在这种狂风暴雨的影响下，民间也互相举报。当时，凡是犯巫蛊罪的都被劾为大逆不道，是十恶不赦之罪，所以前后因巫蛊而死者数万人。
当时，武帝因年高有病，避暑在甘泉宫。皇后和戾太子却在京师，双方消息隔绝，而情况对太子十分不利。于是戾太子召见他的少傅石德，请问应变之策。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太子的师傅是十分危险的，无论左袒右顾，他都难逃诛杀的命运。危急中，石德劝说戾太子效法楚庄王之父商臣“行大事”，或可以转祸为福。因他给太子献了矫节逮捕江充发兵造反之计，从而点燃了武装冲突的导火线。从征和二年初丞相公孙贺下狱死，到七月巫蛊之祸发展为父子交兵，半年时间，京师长安处于一片恐怖血泊之中。
七月壬午日，太子派人假扮使者收捕江充。当时，与江充共同负责典治巫蛊的按道使韩说曾对使者的真伪表示过怀疑，但他终于被太子派去的人所格杀。江充被捕获，与他共事的御史章赣在受伤的情况下突围逃出，“黄门苏文亡归甘泉言状”。江充遭到暗算，也许是他已往的成功过于容易的结果，由于他对武帝和他自己的力量过分信赖，从而排除了任何非常事变的可能性，以致在韩说等都能识破的伪诈面前，反而判断不清而行动迟疑，终于束手就擒。一个以“因变制宜“自许的人，在关键的时刻却缺乏应变的机敏，这种情况只有用“胜利冲昏了头脑”来解释。这也应验了西方的一句格言：“上帝对一个人最大的惩罚，莫过于让他轻易地取得成功。”
戾太子捕获江充后，立即派亲信持皇帝的符节入未央宫长秋门，将情况告诉了皇后，然后调集宫中的近卫军和太子的宾客杀了江充，大开牢门，放出了长安的囚徒并组织起来，部署人马在京城内外开始了叛乱的军事行动。
这时在京师内坐镇的是丞相刘屈氂。这位刘屈氂，就是蜀汉先主刘备的始祖中山靖王的一百二十多个儿子的一个，是一位除了血统“高贵”外，无其他能耐的庸人。在公孙贺被诛之后，由他来收拾这个乱摊子，实在是一个很不合适的人选。所以，当太子的人马攻入丞相府时，他惊惶失措，只有“挺身逃”而亡其印绶。倒是丞相长史乘马跑到甘泉宫，将京师兵变的消息报告了武帝。
汉武帝得知消息后，忙问：丞相如何处置京师的局面？芽长史回答说：丞相封锁了太子兵变的消息，没有敢发兵。于是武帝大怒，他说：既然已是明目张胆的叛乱，还有什么秘密可言，丞相完全没有周公的作风，周公不是还讨伐过叛乱的管叔和蔡叔吗？芽的确，处于变乱中的刘屈氂是很不称职的，而且他根本未弄清武帝的真实意图。汉武帝接着下令：积极捕斩反者的有赏，不力者罚。用牛车构筑工事，不要与反者短兵相接，以免造成更多的伤亡，同时坚闭城门，使造反者无法出城。这一场临战处置，表明武帝实在不愧为高明的军事家，特别是不准戾太子兵出城，斩断了他与外界的联系，保证了最后的一举消灭。
这次事变复杂而激烈，二十多天的时间，造成逾十万人的死亡和不少大臣的诛杀，也有不少人因此建功封侯，而一场新的清洗又随之而起。
戾太子败后，逃到了长安之东的湖县泉鸠里的一个农家，“主人家贫，常卖履以给太子。太子有故人在湖，闻其富赡，使人呼之，发觉。吏围捕太子，太子自度不得脱，即入室，距户启经”。戾太子过不了贫贱生活，终于在寻找富友生活时，被围捕而自杀身亡。对于汉武帝来说，巫蛊之祸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胜利，他终于实现了易储君立少子的愿望。
太子兵败，武帝反而显得更加焦躁不安了。他虽然贵为皇帝，仍然担心天下的舆论，他不能做无骨肉之恩的忍人，所以他以后的行为充满矛盾而反复无常，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当太子逃亡生死未卜的时候，壶关的一个三老叫令狐茂的上书为太子申辩，其中虽然将武帝的责任完全推给江充，但骨子里矛头仍然对准武帝，所谓“子无不孝，而父有不察”。他将太子起兵说成是“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这样一篇上书，肯定后面是有谋主的。书中提到“往者江充谋杀赵太子”，不言而喻，这篇上书代表了那些骄奢不法的贵戚近臣的声音。不过无论如何，武帝还是从这位乡间三老的书中感到了人言可畏，他不愿承担信谗杀子的恶名。在太子叛乱被平息后，他一方面杀了那些捕斩反者不力和在事变中可能怀有二心的臣下，同时又将死于太子之手的江充灭三族，并且在围捕太子有功者封侯时，又将加刃于太子者族诛。这些互相矛盾的做法，一半是出于真情，一半是为了文过。至于为思念戾太子而作的思子宫，更是为了向天下表白自己的心迹。按今天的说法，完全是一场掩人耳目的“作秀”。
其后车千秋复诉太子冤，武帝擢升千秋为宰相。车千秋的拜相，正是因为他对于武帝父子之间难言的隐情作了合理的解释，使天下明白他们的权力斗争完全是受人挑拨。后来，匈奴单于在评论车千秋拜相一事时，认为这是“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正好说出了武帝的心病。
在这场复杂的宫廷政变中，江充最后仍然是一个牺牲品。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