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_旧唐书-第19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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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宝元年正月一日赦文：如闻百姓之内，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已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侍丁孝假，免差科。」广德元年七月，诏：「一户之中，三丁放一丁庸调。地税依旧每亩税二升。天下男子，宜二十三成丁，五十八为老。」永泰元年五月，京兆麦大稔，京兆尹第五琦奏请每十亩官税一亩，效古什一之税。从之。二年五月，诸道税地钱使、殿中侍御史韦光裔等自诸道使还，得钱四百九十万贯。乾元以来，属天下用兵，京师百僚俸钱减耗。上即位，推恩庶僚，下议公卿。或以税亩有苗者，公私咸济。乃分遣宪官，税天下地青苗钱，以充百司课料。至是，仍以御史大夫为税地钱物使，岁以为常，均给百官。
大历四年正月十八日，敕有司：「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上中户三千五百文，上下户三千文。中上户二千五百文，中中户二千文，中下户一千五百文。下上户一千文，下中户七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见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其内外官，仍据正员及占额内阙者税。其试及同正员文武官，不在税限。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收税。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如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诸道将士庄田，既缘防御勤劳，不可同百姓例，并一切从九等输税。」其年十二月，敕：「今关辅垦田渐广，江淮转漕常加，计一年之储，有太半之助，其于税地，固可从轻。其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宜准今年十月二十九日敕，一切每亩税二升。仍委京兆尹及令长一一存抚，令知朕意。」五年三月，优诏定京兆府百姓税。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八年正月二十五日，敕：「青苗地头钱，天下每亩率十五文。以京师烦剧，先加至三十文，自今已后，宜准诸州，每亩十五文。」
建中元年二月，遣黜陟使分行天下，其诏略曰：「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郡县税三十之一。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各有不便者，三之。余征赋悉罢，而丁额不废。其田亩之税，率以大历十四年垦数为准。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违者进退长吏。令黜陟使各量风土所宜、人户多少均之，定其赋，尚书度支总统焉。」三年五月，淮南节度使陈少游请于本道两税钱每千增二百，因诏他州悉如之。八年四月，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
元和十五年八月，中书门下奏：「伏准今年闰正月十七日敕，令百僚议钱货轻重者，今据群官杨于陵等议，'伏请天下两税榷盐酒利等，悉以布帛丝绵，任土所产物充税，并不征见钱，则物渐重，钱渐轻，农人见免贱卖匹帛'者。伏以群臣所议，事皆至当，深利公私。请商量付度支，据诸州府应征两税，供上都及留州留使旧额。起元和十六年已后，并改配端匹斤两之物为税额，如大历已前租庸课调，不计钱，令其折纳。使人知定制，供办有常。仍约元和十五年征纳布帛等估价。其旧纳虚估物，与依虚估物回计，如旧纳实估物并见钱，即当于端匹斤两上量加估价回计。变法在长其物价，价长则永利公私。初虽微有加饶，法行即当就实。比旧给用，固利而不害。仍作条件处置，编入旨符。其盐利酒利，本以榷率计钱，有殊两税之名，不可除去钱额。中有令纳见钱者，亦请令折纳时估匹段。上既不专以钱为税，人得以所产输官，钱货必均其重轻，陇亩自广于蚕织。便时惠下，庶得其宜。其土乏丝麻，或地连边塞，风俗更异，赋入不同，亦请商量，委所司裁酌，随便宜处置。」诏从之。大和四年五月，剑南西川宣抚使、谏议大夫崔戎奏：「准诏旨制置西川事条。今与郭钊商量，两税钱数内三分，二分纳见钱，一分折纳匹段，每二贯加饶百姓五百文，计一十三万四千二百四十三贯文。依此晓谕百姓讫。经贼州县，准诏三分减放一分，计减钱六万七千六百二十贯文。不经贼处，先征见钱，今三分一分折纳杂物，计优饶百姓一十三万贯。旧有税姜芋之类，每亩至七八百。征敛不时，今并省税名，尽依诸处为四限等第，先给户帖，余一切名目勒停。」
高祖即位，仍用隋之五铢钱。武德四年七月，废五铢钱，行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絫，积十文重一两。一千文重六斤四两。仍置钱监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齐王各赐三炉铸钱，右仆射裴寂赐一炉。敢有盗铸者身死，家口配没。五年五月，又于桂州置监。议者以新钱轻重大小最为折衷，远近甚便之。后盗铸渐起，而所在用钱滥恶。显庆五年九月，敕以恶钱转多，令所在官私为市取，以五恶钱酬一好钱。百姓以恶钱价贱，私自藏之，以候官禁之弛。高宗又令以好钱一文买恶钱两文，弊仍不息。至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造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周年之后，旧钱并废。
初，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及铸新钱，乃同流俗，「乾」字直上，「封」字在左。寻寤钱文之误，又缘改铸，商贾不通，米帛增价，乃议却用旧钱。二年正月，下诏曰：「泉布之兴，其来自久。实古今之要重，为公私之宝用。年月既深，伪滥斯起，所以采乾封之号，改铸新钱。静而思之，将为未可。高祖拨乱反正，爰创轨模。太宗立极承天，无所改作。今废旧造新，恐乖先旨。其开元通宝，宜依旧施行，为万代之法。乾封新铸之钱，令所司贮纳，更不须铸。仍令天下置炉之处，并铸开元通宝钱。」既而私铸更多，钱复滥恶。
高宗尝临轩谓侍臣曰：「钱之为用，行之已久，公私要便，莫甚于斯。比为州县不存检校，私铸过多。如闻荆、潭、宣、衡，犯法尤甚。遂有将船筏宿于江中，所部官人不能觉察。自今严加禁断，所在追纳恶钱，一二年间使尽。」当时虽有约敕，而奸滥不息。仪凤四年四月，令东都出远年糙米及粟，就市给粜，斗别纳恶钱百文。其恶钱令少府司农相知，即令铸破。其厚重径合斤两者，任将行用，时米粟渐贵，议者以为铸钱渐多，所以钱贱而物贵。于是权停少府监铸钱，寻而复旧。则天长安中，又令悬样于市，令百姓依样用钱。俄又简择艰难，交易留滞。又降敕非铁锡、铜荡、穿穴者，并许行用。其有熟铜、排斗、沙涩、厚大者，皆不许简。自是盗铸蜂起，滥恶益众。江淮之南，盗铸者或就陂湖、巨海、深山之中，波涛险峻，人迹罕到，州县莫能禁约。以至神龙、先天之际，两京用钱尤滥。其郴、衡私铸小钱，才有轮郭，及铁锡五铢之属，亦堪行用。乃有买锡熔销，以钱模夹之，斯须则盈千百，便赍用之。
开元五年，车驾往东都，宋璟知政事，奏请一切禁断恶钱。六年正月，又切断天下恶钱，行二铢四絫钱。不堪行用者，并销破复铸。至二月又敕曰：「古者聚万方之货，设九府之法，以通天下，以便生人。若轻重得中，则利可知矣；若真伪相杂，则官失其守。顷者用钱，不论此道。深恐贫窭日困，奸豪岁滋。所以申明旧章，悬设诸样，欲其人安俗阜，禁止令行。」时江淮钱尤滥恶，有官炉、偏炉、棱钱、时钱等数色。璟乃遣监察御史萧隐之充江淮使。隐之乃令率户出钱，务加督责。百姓乃以上青钱充恶钱纳之，其小恶者或沉之于江湖，以免罪戾。于是市井不通，物价腾起，流闻京师。隐之贬官，璟因之罢相，乃以张嘉贞知政事。嘉贞乃弛其禁，人乃安之。
开元二十二年，中书侍郎张九龄初知政事，奏请不禁铸钱，玄宗令百官详议。黄门侍郎裴耀卿李林甫、河南少尹萧炅等皆曰：「钱者通货，有国之权，是以历代禁之，以绝奸滥。今若一启此门，但恐小人弃农逐利，而滥恶更甚，于事不便。」左监门录事参军刘秩上议曰：
伏奉今月二十一日敕，欲不禁铸钱，令百僚详议可否者。夫钱之兴，其来尚矣，将以平轻重而权本末。齐桓得其术而国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诸载籍，国之兴衰，实系于是。陛下思变古以济今，欲反经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询之刍尧，臣虽蠢愚，敢不荐其闻见。古者以珠玉为上币，黄金为中币，刀布为下币。管仲曰：「夫三币，握之则非有补于暖也，舍之则非有损于饱也。先王以守财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与之在君，夺之在君，贫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亲君如父母，用此术也。是为人主之权。
今之钱，即古之下币也。陛下若舍之任人，则上无以御下，下无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贱则伤农，钱轻则伤贾。故善为国者，观物之贵贱，钱之轻重。夫物重则钱轻，钱轻由乎物多，多则作法收之使少；少则重，重则作法布之使轻。轻重之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于人？其不可二也。夫铸钱不杂以铅铁则无利，杂以铅铁则恶，恶不重禁之，不足以惩息。且方今塞其私铸之路，人犹冒死以犯之，况启其源而欲人之从令乎？是设陷阱而诱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许人铸钱，无利则人不铸，有利则人去南亩者众。去南亩者众，则草不垦，草不垦，又邻于寒馁，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则不可以赏劝，贫馁则不可以威禁。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贫富之不齐也。若许其铸钱，则贫者必不能为。臣恐贫者弥贫而服役于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汉文之时，吴濞，诸侯也，富埒天子；邓通，大夫也，财侔王者。此皆铸钱之所致也。必欲许其私铸，是与人利权而舍其柄，其不可五也。
陛下必以钱重而伤本，工费而利寡，则臣愿言其失，以效愚计。夫钱重者，犹人日滋于前，而炉不加于旧。又公钱重，与铜之价颇等，故盗铸者破重钱以为轻钱。钱轻，禁宽则行，禁严则止，止则弃矣，此钱之所以少也。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在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夫铜不布下，则盗铸者无因而铸，则公钱不破，人不犯死刑，钱又日增，末复利矣。是一举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
时公卿群官，皆建议以为不便。事既不行，但敕郡县严断恶钱而已。
至天宝之初，两京用钱稍好，米粟丰贱。数载之后，渐又滥恶，府县不许好者加价回博，好恶通用。富商奸人，渐收好钱，潜将往江淮之南，每钱货得私铸恶者五文，假托官钱，将入京私用。京城钱日加碎恶，鹅眼、铁锡、古文、綖环之类，每贯重不过三四斤。十一载二月，下敕曰：「钱货之用，所以通有无；轻重之权，所以禁逾越。故周立九府之法，汉备三官之制。永言适便，必在从宜。如闻京师行用之钱，颇多滥恶，所资惩革，绝其讹谬。然安人在于存养，化俗期于变通，法若从宽，事堪持久。宜令所司即出钱三数十万贯，分于两市，百姓间应交易所用钱不堪久行用者，官为换取，仍限一月日内使尽。庶单贫无患，商旅必通。其过限辄违犯者，一事已上，并作条件处分。」是时京城百姓，久用恶钱，制下之后，颇相惊扰。时又令于龙兴观南街开场，出左藏库内排斗钱，许市人博换。贫弱者又争次不得。俄又宣敕，除铁锡、铜沙、穿穴、古文，余并许依旧行用，久之乃定。
乾元元年七月，诏曰：「钱货之兴，其来久矣，代有沿革，时为重轻。周兴九府，实启流泉之利；汉造五铢，亦弘改铸之法。必令小大兼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