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3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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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情，他们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只要你和他们拉上家常，先递上烟卷和糖果，他们就会打开话匣子，即使你中国话说得不流利也没问题，重要的是你必须听懂和事后的证实……”
于是，历史若不算是惊人地重复， 也不过是稍稍往前移了几寸——
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时的景象是：“‘顺民’之旗，户户高悬，‘德政’之伞，署衙千百！”
37年后，日军进入北平时，没有出现任何民间自发地抵抗，有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城市，街道上空无一人……
痛心于此的梁启超的结论是，正是自古以来政治体制中“国民权利”的丧失，才导致了国民国家观念的阙如及文化信念的崩溃：“其能受阉宦、差役之娈索而安之者，必其能受外国之割一省而亦能安之者也；其能奴颜婢膝乞怜于权贵之间者，必能悬‘顺民’之旗、箪食壶浆以迎他族之师也”。（《新民说·论权利思想》）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0）
胡适先生后来也说过大约同样意思的话——一个现代而又自由的国家，不可能是由一群听话的奴隶们建造起来的。
柯林斯的看法，则紧扣了当下的战局：“看来，蒋政府应该认真地考虑这种现象了。由于政府的无力，或者说是庸碌和腐败，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的许多事情都是可以让老百姓责难的，也许，汉奸们正是利用这种普遍的不满，为他们的行为作出辩解的理由。”
雷歌一般骤然（1）
到了1945年元旦，历史已在悄悄地为我们民族开辟走向胜利的通道，但当时，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还有老百姓们却并不知晓。
因为犯了兵家大忌的“酱油滴水”战略，也因总体上我军英勇地抵抗，日本未能像德国以闪电战在欧洲频频得逞那样完全占领中国，而且，随着40年代的到来，两者间渐进入相持阶段，这已经咬紧了牙关，实属不易；虽然在欧洲，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已是处处反攻，一片光明，但这片光明，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能降临到亚洲、中国来，许多人心里都没有数。有数的那只是在后来的电影与小说里……
元旦这一天，在上海的《申报》刊登了伪行政院代院长陈公博的元旦献辞《努力三大工作，完成复兴使命》。三大工作是所谓“肃正思想”、“保障治安”、“增加生产”。《申报》自己的元旦献辞里，则重申伪中央政府的“革新政治四原则”：一、强力政治，二、专家政治，三、亲民政治，四、廉洁政治。字里行间远看不出大厦将倾、狼奔豕突的意味。
这一天，重庆的《大公报》在显著位置刊载的也是领袖的贺岁演讲，题目是“蒋主席元旦昭告军民 安危胜败枢纽今年》，副题是《充实战力确立信心争取胜利 召开国民大会不待军事结束》。从标题可透露出，蒋介石正面临着扭转军事和政治颓势的双重压力。可以断定，此时蒋介石决难料到仅仅7个月之后，他就享有和杜鲁门总统、邱吉尔首相以三大战胜国身份在波茨坦发表联合声明的巨大风光。
元旦那天，延安《解放日报》的新年献词是《争取胜利早日实现》，基调是胜利仍在可能与不可能之间。不可能之处便在于“如果不驱除政府中的失败主义、法西斯主义分子，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而代之以代表人民意志与力量、能够领导中国走向胜利和自由的新人物，那么，日寇继续深入是无法阻止的，更谈不上配合盟国在远东战场上的海陆攻势。”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两封电报。
1945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正在实施南下战略（即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南方广大地区）的王震、李先念等：“美军由欧洲东调须要时间，日美决战当在明年夏季以后，故你们尚有一年至一年半以上时间可以利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
直至美国投放原子弹的前两天，8月4日，毛泽东在致李先念等人的电报中仍判断：“估计日寇明冬可能失败，还有一年时间供农民做准备工作。”（《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
8月6日，9日，美国在广岛、长崎分别投下原子弹。
9日，苏联对日宣战。当晚，约150万红军在苏联元帅华西里夫斯基指挥下，披坚执锐，势不可当，分东、西、北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另一路攻入朝鲜。仅仅十几天内，击毙日军6万多名，俘虏关东军高级将领148名和官兵60余万人。大批武器弹药日后移交给了中共军队，仅第一、第二两个方面军移交的就有：3700门火炮和迫击炮，600辆坦克，861架飞机，1200挺机枪，680座各种军用仓库，以及松花江舰队的船只。
15日，裕仁天皇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9月9日上午9时，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大礼堂。何应钦陆军一级上将代表国民党政府接受在华百余万日军正式投降，在投降书上签字的是日本驻华派遣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
就在中国人远没有意料到的时候，光明降临到了这片满是血泪与苍痍的土地上。
金箔一样辉煌……
天锦一样壮丽……
雷歌一样骤然……
在北平，上海，在重庆，在松花江沿岸和辽阔的中部腹地，乍一听日本投降的消息，许多人开始以为是哪个炮楼、那个城池里的鬼子投降了。当被告之决没有听错时，又如同从长久呆着的暗室里走到了强烈的阳光下，有一阵巨大的心理晕眩：是梦？是醒？是真？是幻？
这之后，才会感到体内连每一根神经末梢上都袭来的汹涌欢乐……
中国的神圣抗战，8个年头刚刚过去，就此画上了一个句号，不能不说是险胜。
非险胜之胜是胜，险胜也是胜。
两者都确切地指向“二战”中的日本必然要走向玩火者自焚的结局。
一个国家再无法无天，再高唱邪说，与世界深沟高垒，贻历史万世之羞， 但总有一天它会消停下来，它会气焰散尽，拆垒填沟，洗刷羞辱，承认并追随起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这其实是宇宙间无可更改的第一铁律。
许多日本人对此总有些不明白，仿佛不是中国的险胜，日本就能抵挡得了“天要下雨，娘要嫁人”……
1946年，对日本有深入研究的《大公报》总编辑、著名报人王芸生到日本考察后，他发现许多日本民众中有一种对中国的普遍看法，即“以为中国人不是自力战胜日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满心不佩服。”
此外，时下中国人并没有享有和平，更没有重建国家，鸽子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在哪棵树或阳台上打个盹，天上又是战云密布，“时间过了一年多，听听中国国内还陷于战乱，看看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地位之无足轻重，又轻视中国人了。”（ 王芸生 《中日关系七十年》）
雷歌一般骤然（2）
或许，这正是日本至今未肯向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低头认罪、虔心谢罪的深层原因之一。
对于一向奉行实力崇拜的日本来说，它只心口一致地承认、屈从强者，而在骨子里鄙薄、歧视弱者。
第十三章 拒绝遗忘
真正的强大（2）
天晴风暖，山光树影，秀蔚天成……
中国的这个新高度，在2005年的“两会”上已清晰可见——这就是“和谐”。
因为这两个字的出现，往年在“两会”上必定站出来为富人们讲话的一位经济学家，这次却成了富人们的导师，他告戒他们说：你必须让别人活好，自己才能活得更好。往年怎么也拉不住的那架冲向两极分化、几近疯狂的马车，这次却切切实实地被一股坚韧的合力给拉住了。
有社会学家如是描绘这个高度——
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结构合理的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各阶层利益关系能够不断得到协调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没有身份歧视，每个社会阶层之间相互开放，阶层关系融洽，社会流动畅通的开放社会；应该是一个社会事业发达，社会保障体系完善的社会；应该是一个各阶层人民有共同理想，讲诚信、守法度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人民安居乐业，社会治安良好，社会稳定有序的社会。
倘若有一天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任沧海横流，天下板荡，却始终标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就切实地在实践着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马克思的话。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更重要的是，站在了这样的高度上，中国必然拥有了真正的强大——
这是一种大音稀声的境界，静水深流的力量，从容不迫的气度。
无须任何炒作与包装，她将对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进程透射出深刻而又深远的影响。
历史，在精神家园里（1）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
只要文化的根脉不断，不管政治上经历怎样的天崩地坼，经济上如何地撕肝裂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便依然能在这个星球上繁衍、生长。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冷战时期，在与中国发生最激烈论战的苏联，在斯大林铁腕统治的阴影远没有驱散的莫斯科，仍可看到法国印象派艺术家的作品，听到门德尔松小提琴协奏曲演奏会。仍有30多家剧院提供丰富多采的剧目，从果戈里、契诃夫到布莱希特的剧作……
在柴可夫斯基音乐厅，一名日本记者注意到，有两个十几岁的女孩挤在一个座位，他不知道她们是怎样用一张票子进来的。一个女孩正飞针走线，给膝盖上的布娃娃缝上最后几针。音乐会结束时，她推开众人冲向台前，把布娃娃作为礼物献给了走上台的作曲家……
窃深深以为，这个金发碧眼的女孩当年飞针走线的，并不是一个布娃娃，而是近半个世纪后浴火重生、依然英气逼人的俄罗斯！
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历史则是这个精神家园里最幽深也最生动的部分。
倘若没有俄国早期的革命者——十二月党人英勇地倒在枢密院广场的血泊中，又无畏地踏上去西伯利亚漫天风雪的流徙之途，就很难展现俄罗斯文化本质的特征——博大沉雄而又蕴籍典丽的人文主义精神，以及丰沛的人民性传统。
倘若抹去被德寇围攻了900个日日夜夜，一副焦黑的身架没有哗然倒地成炭，却锻打为钢筋铁骨的列宁格勒，当年柴可夫斯基音乐厅里就不会出现那个走向台前的女孩，以及她手里飞针走线、虽饱经折腾却总在不懈地寻觅再生之途的俄罗斯……
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呢？
经过革命铁与血的洗礼，多年里威力不亚于武器的批判的批判武器，又走过“文革”的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再顿然进入时下红尘万丈的商业化社会，我们还有多少传统文化的传承？
远些的历史，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几乎就只剩一片帝王们的停尸场了。不过这些帝王们都被从棺椁中请了出来，秦始皇，汉武大帝，明太祖，康熙皇帝，乾隆皇帝，雍正皇帝……一个个经涂脂抹粉后，大都变成了宵衣旰食、席无暇暖、兢兢业业、文韬武略，为人民打天下为百姓坐江山的好公仆。
近些的历史，亦幽明难分，时有剪裁，屡见空白。
16年前，我的一个正在读小学的外甥女，问老师：什么是“文化大革命”？老师回答说：学生斗老师，坏人整好人，林彪、“四人帮”欺骗毛主席。
一场人神共愤、浩歌长哭、长达10年的举国动乱，就这样被颠覆为三句话，二十几个字——几近对口词，还有一个答后便可以置于脑后的幽默。
许多时候，中国人的集体叙事不过是掩过取功，中国人的集体记忆则沦为隐恶扬善。而且，因掺和了太多的政治功利和伦理意图，有些属于“功”和“善”的部分也轻描淡写，或者干脆一笔勾销。
于是，有着太多太多鼎鱼焦烂、幕燕倾危的中国历史，却未能在自己白发万丈的岁月里培育出深刻的悲剧意识，以至于总在不断更迭的悲剧中重复着令后人唏嘘不已的历史……
于是，许多年里，对抗战的宣传与评价，以及相应的对日本侵华罪行的调查与清算，总显得有些低调与游移。我们近代以来的历史教育似乎太专注民族的苦难，反而对胜利抱着谦谦君子的态度。曾在报纸上看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