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个理由-第35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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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其间，重庆三次全城大火，陪都烧成一片白地，但重庆没有屈服，中国没有投降。
抗战八年中，虽有日本不断的诱降，虽有国际数次的调停，中国没有做过投降的打算。汪精卫等人的丑剧一上场，即为大多数国民所不耻。中国可以倒下却不能屈膝，中国可以战败却不会言降。这是百年屈辱后，中国咬着牙，饮着血，必须站起来的国格，必须拼出来的精神！
1945年夏季，终于结束与日寇的战略相持阶段，以湘西会战大捷为标志，开始了我方的战略反攻。
比起一败即降的一流强国法兰西和一串不战而降的欧洲国家，先辈们的慷慨悲壮为举世公认。美国历史学家易劳逸评论说：中国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准备上占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从1931年到1945年，坚持了整整十五年，与仅仅抵抗德国六个星期便崩溃的法国和一直从美国得到大量援助的英国相比，中国军队的抵抗乃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
中华民族抗战之慷慨悲壮，还有重要的一翼，展现在一支不拿枪的队伍上。
在这国破家亡、天柱欲断之时，中国知识界群体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自觉担当。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希前哲。
须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当战火日益逼近北平，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及南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合大学，师生们就是唱着这支歌，开始了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
从1937年下半年开始，大批科研机构内迁到西南地区。截止1938年，迁移来重庆的各类科研机构达近百家。其中有国立中央研究院、中央地质研究所、中央农业研究所、中央工业实验所、中央卫生试验院、经济部矿冶研究所、兵工署弹道研究所、中国工程师协会、中国地质学会、中国化学学会、中国科学社、中国生物学会、中国物理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植物学会、中国数学学会、中华自然科学学会等。
迁徙途中，暴土狼烟，风浴雨泼，盗骚匪扰，其惨状近乎“半人半鬼”，“曳尾涂中”。
损失更是巨大，仅中央研究院，抗战爆发后的两年里，大量设备仪器被毁、遗失，损失达72万余元之多。其心理研究所迁到重庆北碚时，仅剩下显微镜5架及若干小仪表，书籍杂志仅保存五分之一。
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如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再有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则集聚到一个名叫李庄的川东小镇。一时间，小镇上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或是民家小院，户户有蓝田之玉，家家握北海之珠。李庄成为了现代学术史上一个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
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书设备在辗转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抬头明月时的他乡旅愁，自己或家人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就连起码水平的衣食温饱也得不到保证。
“北大校长蒋梦麟家中山穷水尽，依靠典当衣物维持基本生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夫人和社会学家潘光旦的夫人一起做上海式的米粉碗糕，放到冠生园去寄卖；学者和诗人闻一多支撑着一个八口之家，他业余时候在街头摆个小摊，靠给人篆刻印章赚取家用；古典文学专家萧涤非任教于多所学校，收入仍然不足以供养子女，只好将刚出生的第三个孩子送给别人抚养；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家中连蜡烛都买不起，只好等天亮才开始写作……”（ 余杰《铁与犁》）
大悲壮，大不朽（8）
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 。无怪乎从来视权力与金钱如粪土、正在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任上的傅斯年自嘲道：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入，几夷为皂隶。”他不得不低下那本自由如风的脑袋，写信给当地的保安司令求助：“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
信中，他坦诚地说起上一次难得的陪宴，致使自己腹泻一周。
就在如此艰难困顿的环境中——
尽管亦有如考古学家吴金鼎等人投笔从戎参加战地服务团和同济学子慷慨从军等悲壮之举，但更多的则充分体现出了胡识所倡导的“健全的个人主义”：“救国的事业须要各式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国家的纷扰，外间的刺激，更加增加了他们同学的热情，培育了他们钻研的定力。在看似绝不关系时局的学问生涯中，他们信奉“在纷乱的喊声里，能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努力把你这块材料铸造成个有用的东西！”
……梁思成“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的高贵和斯文”；童第周在同济大学“点菜油灯，没有仪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线或太阳光在显微镜下做实验”，却做出了与国外权威学者不谋而合的胚胎学实验；董作宾在李庄板栗坳戏台子的工作室，孜孜整理一屋子甲骨，“以挣扎度此伟大之时代”。
……从昆明来此休假的金岳霖，亦抓紧时间，开始重写因躲防空警报而丢失的《知识论》书稿；凌纯声、芮逸夫完成了民族学的奠基之作《湘西苗族调查报告》；李方桂、马学良奔走于丛林深处，出事西南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完成了《撒尼倮倮语语法》；梁思永在病榻上撑着硬脊梁，赶写着山东龙山城子崖和河南安阳西北岗考古发掘报告……
夏鼐不畏故里沦陷、经费困窘等困难，完成西北科学考察……
陶孟和组织社会所的同人进行战时经济研究……
他们抱着挽斯文于不坠的恒固信念，在山坳的书案上焚膏继晷，播火传薪；在动心忍性困心衡虑的艰苦生活中，仍尽着一介知识分子的本分责职。
——（张国功 《国难期间的“李庄精神”》）
1941年，美国学者费正清来李庄，住在朋友梁思成家中。目睹了这一切，他由衷地感叹道：
“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淳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所承担的社会职责，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费正清对华回忆录》）
人文科学如此，理工科学亦如此。从1937年起奔赴大后方的工程技术人员，达2万多人。
其聪明才智、工作热情与创造精神使得后方的科学技术事业日新月异，科技发明以几何级数增加，如酒精代汽油、松香炼柴油、桐油汽车、木炭汽车、棉杆造纸、旋蓖式锅炉及竖立回火管锅炉等。化学家范旭东领着200多名技工入川，在自流井推广德国的晒盐卤技术，对于四川盐业改进影响极大。化学家侯德榜潜心研究制碱技术，实现了生产的完全连续化，开辟了世界制碱业的新途径，他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化学家。光学专家龚祖同，研制成了中国第一台军用望远镜和机枪瞄准镜，并与他人合作制成第一台倒影测远机。女工程师丰云鹤在重庆办厂，从肥皂废液中提炼甘油以制造炸药。又以麻杆制成丝绵一样的物料，以补当时军队棉布之不足……
大后方科技，尤其是工业科技的发展，成就了中国近代工业科技史上少有的浑厚气象。从民国初年北京政府核准中国第一件发明专利到1929年，中国的科技专利发明仅73件，从1929年到1936年共160件，而从1937年到1944年达到了423件，发明专利的数量是前两个时期总和的182％。除了适应战时需要，完成了大量应用科学的研究外，也在基础理论的研究方面，有所发展和创造，这为战后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见 《1937：深重的灾难与历史的转折》）
如果说在后方的许多知识分子，在用自己专业的开掘与发现，去向侵略者宣战；在沦陷区的一些知识分子，则是磨砺着民族气节之剑，以其闪闪寒光昭示中华民族的不可亵渎，不可征服。后者的代表人物便是陈寅恪先生。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北平随即沦陷。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1852——1937）忧愤交加，遽然病发，拒不服药而死。陈寅恪料理父亲的丧事完毕，携家眷仓皇逃离北平，辗转到长沙，1938年秋天本人亦随西南联大南迁。不久，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职称。因在昆明不适应高原气候，时有病痛，又欲与家人团聚，陈寅恪遂决定离开西南联大。次年暑假到香港，准备全家乘轮船赴英。此时欧洲战事激烈，地中海已完全不能通航，只能在香港等候，并应邀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授。
大悲壮，大不朽（9）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旋即香港沦陷，进入了三年零八个月的黑暗时期。日本人很快找上门来，一是为着送面粉给陈寅恪。当时生活物质极端缺乏，据陈哲三《 陈寅恪轶事及其著作》（ 台湾《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1970年3月）所述：“大概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陈先生陈师母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二是，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闻香港日人以日金40万圆强付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寅恪力拒之，获免。”
时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教席的陈君葆先生，在他1942年4月22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刘孙二人昨携米16斤、罐头7罐予陈寅恪，今日回来报告陈近况，据谓他已捱饥两三天了，闻此为之黯然。”米、罐头正是陈君葆安排校内两名职员送去的。（ 《陈君葆日记全集》香港商务印书馆 2004年）
同年5月5日，陈寅恪取道广州返回内地，随即任教于在桂林的广西大学。
八年抗战的内容无比丰富：武器抗战，血肉抗战，气节抗战，谋略抗战，教育抗战，文化抗战，科技抗战……
八年抗战的内涵则是——所有的舍生忘死，所有的惊天动地，所有的颠沛流离，所有的青灯黄卷，所有的忍饥受冻，大抵都在一个极衰弱、极混乱之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一个大悲壮、大不朽之中国。
最终，中国并没有倒下成为一块被日本人踩着的残壁断碣，却耸立起一块中华民族足以照耀千古的丰碑。
草根卖国，“精英”也卖国（1）
李宗仁曾疑惑：“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为何不一鼓作气，倾全力由北而南打下中国，却改变此向，逐次增兵，因淞沪一战而变成由东向西？
他在回忆录里说：“……侵华战事既已发动，而日本人又没有气魄来大举称兵。等到中国民愤达到最高潮，以致‘芦沟桥事变’无法收场，大规模用兵势在不免之时，日本又不愿倾全国之师来犯。只是在华北、华东用少数兵力与中国作战，到兵力不敷时，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战。这种‘逐次增兵法’便犯了兵家大忌。中国地广人密，日军一个师团、一个师团地开入中国，正如把酱油滴入水中，直至把一瓶酱油滴完，为水吸收于无形而后已。日本人便是这样一滴滴地，滴进了六、七十个师团在中国大陆，但是还是泥腿深陷，坐以待毙。”
在指挥了台儿庄大捷而名声大噪的李宗仁将军眼里，此种“酱油入水”战法，无疑是侵华日军的致命死穴。
或许，为避免元朝的蒙古人和满清征服了后却又被中华文化给同化、颠覆的前车之鉴，日本并不想全面侵华，一个早上吃出个胖子。它要采取的是将中国一块块地加以吞并，“分而治之，渐之殖民化”——即由甲午战争后染指朝鲜、台湾开始，直到伪满洲国成立、华北“自治”，无不重复着这一套路——驻军，策反，积蓄力量，发动事变，不宣而战，完成吞并，近而成立“独立”国家，或建立独立殖民区。
以台湾为例，1941年春，成立了看似民意团体的组织“皇民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