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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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的概念。在他们看来，一个政党执政几年，积累些不满情绪，换上另一个政党对两者都有好处，前者可以反省思过，调整策略以求东山再起，后者也尝尝“当家方知柴米贵”的滋味。再者，政治上多党制、经济上市场化和尊重工会权利、回归欧洲这些基本方向在东欧政坛上是得到各方一致认同的，“钟摆”只是在这个范围内摆动。左派掌权既不说明要偏离转轨进程，更不是原来意义上社会主义的“回潮”和“复辟”。
　　左派上台的主要原因是右翼力量的政策和实践不得人心，左派抓住民众的求变心理以强有力的批评赢得了选票，但他们一上台就发现，马上面临角色转换。过去他们在野时所抨击的许多政策，可能正是他们上台后要经历的“别无选择的选择”。虽然转轨进程最困难的阶段已在原政权下熬过，社会党上台时面对的形势已有所改观，但部分由于右翼保守主义本身的问题，部分也由于在野左派的反对而未能完成的任务，现在却摆在了在朝左派的面前。总之，在东欧经济转轨中最关键、争议也最大的“休克疗法”与私有化这两个问题上，在野的社会党人一般都持反对态度，而他们一旦在朝，便往往对此乐而不疲，其积极性不仅超过右翼保守派，而且与中派自由主义相比也有青胜于蓝之势。这样，左派上台后就面临新的挑战，在前一回合中，越是政局不稳、经济状况恶化，左派就越容易上台，而上台后要挑起前任的“烂摊子”，日子会很不好过，在台上的左派又会面临反对派的考验。这样，或者左派上台后经过“艰苦闯关”，威望虽大幅度下降，但尚能取得选民的谅解而最终保住执政党的地位；或者在经济危机面前束手无策，逐渐丧失民众的信任，而最终又一次沦为在野党。
　　从一九九六至一九九九年东欧的政治轮回进入第三阶段——“东欧西行”时期。这一阶段，东欧国家“齐步走”的秩序已打乱，但大体而言，又进入新的一次左右易位。一九九六年开始左派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立陶宛、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大选中连连失利，但原来东欧国家“由右翼掌握全部大权的孤岛”——捷克，社民党大获全胜，使捷克在五十多年后又“恢复了真正的左派传统”（老社民党传统）。
　　对这一次轮回人们表现得十分平静，认为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评论界也认为，看待现在的选举结果“只用红白两种颜色是不对的”，选民们今天比任何政治家都英明，他们在选举自己领导人时首先想的是，这个人在领导岗位上能做些什么。人们对政党之间的冷战已经厌恶，对国家的经济状况和问题已看得很清楚，谁能从老百姓的利益出发就支持谁上台，谁能使老百姓过好日子就投谁的票。
　　因为在转制过程中，要变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地方、部门、个人分权的市场经济，就必须重新进行资源配置和社会财产再分配。在这个过程中，能否治理腐败并与前体制营私舞弊的权贵私有化划清界限，直接影响着各政党的形象。所有的大党都对此高度重视，不但出台了“阳光法”，还把“社会公正”列为头等大事。左派在这一轮中下台，许多都是败在腐败、以权力参与私有化而成为“特殊的受益者”方面。由于政治民主化后媒体的监督作用大增，任何执政党违规的行为都受到激烈抨击。立陶宛左派副总理利用掌握的信息，赶在银行破产前提走了自己的存款；罗马尼亚总统伊利埃斯库的许多朋友是“贪赃枉法者”；保加利亚社会党的官员利用经济危机中饱私囊；匈牙利社会党陷入“托奇克丑闻”（利用私有化向社会党转移财产）难以自拔。所有这些严重地刺激了民众的情绪，使他们产生了不公正感，因此在一九九六至一九九八年的选举中“把没有改过自新的共产党人选下台”、“把恶棍从政府赶出去”的思想十分流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到这时老百姓才真正感觉到自己手中的选票是多么重要。
　　经过左右一个轮回后，两大党轮流执政的程序已比较稳定，每派都能视上下台为正常行为，改变了过去一上台先“报复”的做法，不再大批撤换对方的工作人员，政府工作逐渐中性化、事务化、程序化。所以尽管东欧一些国家政坛形势跌宕起伏，但对经济的冲击却很小。左派在经历过这三个发展阶段后，大致方针已表现得很明确，在野时要凸现自己的批判立场，必然要言辞“激烈”地宏扬左派价值，重掌国柄后要维护政策的延续性、承担政府的社会责任，又会显得“保守”一些。另外，政治派别混乱无序的局面已成为历史，左右翼阵营都以一个核心党为中心实现联合。低调、温和、理性的党、组织机构健全的党保留下来；极端势力衰落，基础薄弱的小党或倒台，或攀附其他势力，或成为远离政治的俱乐部，各国普遍修改或重新制定宪法、政党法和选举法等有关法律文件，政治体制正稳步有序地向西方多党议会民主制迈进。
　　比起政治民主化来，东欧各国的经济市场化步履要艰难得多。不管搞不搞“休克疗法”，各国全都出现过一段经济滑坡，就连有西德扶助的前东德也不例外。但回升的情况则相差很大，且一些国家还有反复。其中，前东德地区在一九九一年下半年回升、波兰在一九九二年回升、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在一九九三年回升，保加利亚、克罗地亚等多数国家在一九九四年、而俄罗斯除一九九七年出现弱回升外，仍在“平底锅”内徘徊。罗、保、阿等巴尔干国家后来又出现再度下降。就近期情况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一九九八年波兰经济已达到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一百一十七点二，捷克为百分之九十五点六，斯洛伐克为百分之一百零一点四，匈牙利为百分之九十六点四，斯洛文尼亚为百分之九十八点三。而世界银行的数字则更为乐观，它认为一九九七年波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达一九九○年的二点四倍，捷克两倍，斯洛伐克一点三七倍，匈牙利一点二六倍，斯洛文尼亚一点一二倍。两种估计之差可能主要在于是否考虑“灰色经济”。而一些家庭计算调查数据也可参考：一九八九年波兰家庭平均食品支出占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六，到一九九六年下降为百分之三十七点八。近三年来私人小汽车销量每年增长五十万辆，而一九九九年头八个月就增加四十多万辆，再创纪录。在人口仅三千八百六十万的该国，这无疑是相当可观的。现在波兰三分之二的家庭有私车，其中百分之三十五的家庭不止一辆。
　　在所有制改造方面捷、匈、阿、波、斯（洛伐克）均达百分之七十以上，罗马尼亚超过百分之六十，克罗地亚、马其顿、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达到百分之五十。在治理宏观经济方面也取得相当可观的成绩，北四国（波、匈、捷、斯洛伐克）的状况一直比较好。波兰的通胀率是一路绿灯的减下来，从一九九○年的百分之五百八十六降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八点一，匈牙利从九十年代初的百分之三十降至一九九九年的百分之十，二○○○年将降至百分之十以下。捷克的通胀率和失业率均属中东欧国家的最低水平。地处南欧的保、罗、阿三国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因金融危机、假集资案等事件一度出现通胀、失业率上涨的反弹，进入九九年以来已恢复正常。总之，经过十年的私有化改造，成绩虽大小不等，但经济基本上都得到恢复和发展，波、捷、匈等第一方阵国家已进入稳步发展阶段，在较短时间里建立了有效运作的市场体制，从而提高了竞争力和效益，给经济注入了活力。东欧在平稳发展，已很少有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以至于不少业内人士调侃说，今年若不是有“科索沃”，恐怕大家会忘了还有东欧存在。的确，它已变得更像西欧，从这个意义上说，“东欧西行”是没错的。
　　只有俄罗斯传来的数字令人触目惊心，统计的经济总量已累计下降一半，关于寡头暴富与人民贫困化的谴责充斥俄传媒。一九九八年的金融危机更给俄罗斯雪上加霜。这些年来，关于俄将要发生饥荒、将过不了严冬、要发生社会爆炸等等的预言除一九九五、一九九七年外几乎年年不断。但另一方面，与许多人关于俄罗斯“魏玛化”的预期相反，各方面民意调查表明，俄罗斯近一年来倒是出现了“中派化”趋势，安皮洛夫与日里诺夫斯基等极端派已不成气候，俄共与“家园”等左、右派也在衰落，而“祖国——全俄罗斯”和“亚博卢”等中左、中右派则影响上升，尤其在去年经济再现危机而叶利钦总统的行为又日益变得乖戾和病态的情况下，这种通常显示社会情绪稳定的“中派化”就更令人纳闷了。
　　于是，现在很多人对“俄罗斯之谜”感到困惑不解，有些学者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便从“俄罗斯传统文化”中找原因，认为俄这个民族特别有忍耐力，有逆来顺受的文化传统。其实，说穿了这根本不是什么民族差异、文化传统问题，而是宣传上有一定的误导。首先对“俄罗斯现状”要有客观的评价。如今的俄罗斯的确处于困境，尤其与处于经济增长期的中国相比很能令国人沾沾自喜。但其实困扰俄罗斯的许多问题在中国不仅也存在，而且有的并不比俄乐观。例如俄社会如今最敏感的国有资产流失、拖欠工资、失业下岗问题等，中国决不比俄罗斯来得轻。只不过我们的新闻媒体习惯了“报喜不报忧”，老百姓无从知道罢了；只不过素来缺乏社会保障意识的国人不以为这是个问题，也无法谈论这类问题罢了。如今俄罗斯传媒充斥着关于“暴富的寡头和贫困的大众”的激烈抨击，那里的贫富分化也的确比许多中东欧国家更严重。但就最能反映贫富分化程度的统计指标——居民收入分配吉尼系数而言，按俄罗斯政府国家统计委员会的数据，一九九四年为零点四○九，一九九五年降为零点三八一，民间大多数专家学者估计得更严重些，为零点四○○至零点四○五不等（吉尼系数为“○”表示绝对平等，为“一”表示绝对不平等，在这两极之间数值越小表示越平等，越大表示贫富分化越严重）。而中国大陆一九九四年据社会学家李强为首的一个课题组调查统计，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按户计的吉尼系数为零点四四五，按人计为零点四三四。一九九九年据经济学家李实为首的课题组调查统计，按户、按人户、与按人计的吉尼系数分别为零点四○九、零点四四四和零点四四五。因此，哪里的贫富分化严重便一望而知。
　　关于俄罗斯经济滑坡程度的数字也是如此。如今俄罗斯逃税成风，统计外的灰色经济到底有多少，谁也说不清，但俄的实际经济实力与人民实际生活水平并不像数字反映的那么糟糕则是肯定的。有人说，如今的俄罗斯是人人都喜欢把事情说得越坏越好，反对派喜欢说坏自是理所当然。自由知识界与传媒要张扬社会批判精神与迎合大众情绪也不奇怪。而政府呢？有趣的是政府也喜欢说坏——由于近年来叶利钦频繁更换政府，更换的理由自然是原政府不好，而新政府也喜欢宣传自己面临的形势如何严峻，以显示自己的回天无力。然而他们又总是位子没坐热便被撤换，来不及为自己评功摆好。当然，西方近年来与俄关系越搞越僵，他们也就越来越难得说俄的好话了。于是俄罗斯的情况是否真的那么坏，便很值得研究。以这些说法与喜欢说好的舆论相比较，就更须谨慎了。看来俄罗斯仍将艰难地继续她的转轨历程，直到柳暗花明。

　　财富的“图腾”

　　
　　？　陈彩虹
　　一九九九年《财富》全球论坛年会招引了国人的高度关注。全球五百强中有六十强首脑参加上海的年会论剑。电台、电视、网上、报纸等媒体蜂拥而至，大量的时间和版面让位于仅为三天的会议，将国人对于财富的向往心情激扬得可以。那几天，豪华的座机轰鸣于上海天空，一帮富可敌国的公司或集团纷纷报告出它们巨额的资产量，加上各媒体“透漏出了”这些公司老板们个人的巨额财富，大抵是只要有点心高且气血尚足的中国人，都会生长出这样那样的财富幻想——巨头们在论坛上的讲演与研讨，恐怕是由于强大的财力支持来得“金贵”而被争相报道。什么时候，咱也生长出几十个、数百个巨头来，或者说，自己就是一大老板，到下一届、再下届年会上以自己强大的财力背景来纵横捭阖？这是不是在说明当今世界上，“财富就是力量”？如果说，以往的《财富》论坛年会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