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0-02-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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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代表人物中，的确也证实了当代大陆学术史上一段令人扼腕的空白。在《书札》中，我们也能读到赵元任和杨联陞帮助在台湾的梁方仲、全汉昇、劳干、李济、严耕望赴美访学的文字。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二日胡适在致杨联陞的信中谈到他们培养人才的计划：
　　我去冬在台北时，有一天，蒋孟麟兄约了台大、中研院七八个朋友谈话，说有一位朋友曾对他说，哈燕学社颇想在台湾做点有益于学术（文史方面）的事，所以他（蒋）约我们谈谈。谈的结果，由沈刚伯、刘崇�盗较壬�起草，把意思归纳成几条，大致是希望哈燕学社与台大、中研史语所发生“人的交换”，每年有二三人从哈佛到台北，利用史语所的资料，做点研究，同时也可以给台大带点“新血”“新力”去；同时每年由哈燕社资助一两位“自由中国”的文史学者出来到哈佛作一二年的研究，使他们可以得点“脱胎换骨”的新空气、新生命。
　　而在此时，海峡这边的学者已身不由己地被卷入政治的漩涡。周一良先生在《毕竟是书生》中回忆了他与翦伯赞于一九五五年在参加荷兰莱顿大学举办的第七届青年汉学家会议时，由于政治这根弦绷得特别紧，因此作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对费正清等也壁垒森严拒人千里；而在杨联陞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致胡适的信中说，这次会议“正好叶理绥、费正清也去了，都与周一良谈过，（周一良在《历史研究》那篇《西洋汉学与胡适》文中曾说费正清是文化特务，见了面倒很客气）”。两种叙说稍有出入，仔细品味，冰冷的政治底下还存有一丝温暖的人情。
　　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九日胡适在日记中留下了一首诗，是“寄杨君及周一良君”的，诗云：“喜见新黄到嫩丝，悬知浓绿傍堤垂。虽然不是家园柳，一样风流系我思。”胡适此诗中洋溢着发现两位新学人的喜悦，而今胡、杨两位先生均已乘鹤西去，但流存于世的书札遗文却依然散发着一种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这种精神力量“一方面固然足以供后世读者凭吊二十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沧桑，但另一方面也必将会激发来者的弘愿，踏在前人的遗留的业绩上，重振‘中国文史之学’！”（见余英时先生序）。
　　（《论学谈诗二十年：胡适杨联陞论学书札》，台北胡适纪念馆编，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3月初版）

　　黎锦明晚年二三事

　　
　　？　黎牧星
　　一九九九年三月，我住进湖南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老干病房，得知黎锦明先生与我同住一层楼，便立即前去看他。
　　走进他的病室，只见他半躺着，面容清瘦，颧骨高耸，双目微闭，一顶绒帽盖到了齐眉处。我轻声喊：“黎先生，我是您的读者，来看您了。”我说是他的读者，是我在中学时期读过他的作品，知道他是二三十年代的知名作家。这时，他的夫人符立志女士也在一旁叫他。他睁开眼睛，点了点头，但说不出话来。他因吞咽困难，不能进食，靠输液补充营养已有几个月了。
　　此后，我经常去病室看他。符女士赠我一册《黎锦明中篇小说集》（收其中篇4部，1987年香港南方书屋出版），使我对他有了进一步了解。他早年在北京读书，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随后又得到鲁迅先生的关怀与教诲。他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侥幸》（后改题《小画家》），是一九二四年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发表的。从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三六年，仅十年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十部，中篇小说六部，文学论述三部，近百万字，成就是可观的。一九三○年他由田汉介绍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令人惋惜的是，他在解放后由于脑病等原因，基本上辍笔了。
　　锦明先生一九六六年六十一岁，是步入晚年遭受“文化大革命”这场劫难的。那时挨批挨斗，工资被克扣，每月仅有十五元生活费。而使他更为痛心的是多年的藏书和收集保存的资料被洗劫一空，他的著作也被当作“封、资、修”横扫了。他曾忧心如焚地说：“不要文化，会亡国啊！”他一度神经错乱，只身外出，流落他乡，家人和亲友四处寻找，才把他领回来。直到粉碎“四人帮”，他才摆脱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后在党的关怀下，在省、市政协的帮助下，他先从农村搬到湘潭市居住，一九八六年又从湘潭迁到长沙，过上了宁静的生活，精神的创痛也逐渐得到恢复，生病医疗也有了保障。他所在的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对他住院治疗是甚为关切和支持的。
　　锦明先生越到晚年，越怀念过去。他对于自己走过的文学道路是眷恋的，对于自己过去所写的作品甚为珍爱。但他近百万字作品，手头仅剩孤零零的一页。这还是“文革”中他从小女儿买回食盐的包装中发现的。他如获至宝，将它用清水漂洗、去污、晾干、压平，保存了下来，他以为这辈子只能留下这“一页”了。但还幸运，一九八二年，他看到康咏秋先生收集、编选的他的小说选复印件（这个集子后名为《黎锦明小说选》，1983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真是喜出望外。他在该书序言中深情地写道：“在文化大革命年代，我的这些东西自然是属于‘四旧’之列，成为横扫对象。自此，家中片纸只字，荡然无存，我不但与文学彻底绝缘，而且与文字也绝缘了。没有‘四人帮’的被粉碎，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我是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些旧作的，当然更谈不上重新出版了。”接着，他又说：“今天，我之所以有勇气让它与读者见面，只不过是为了让大家看看，在我国新文学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中，也曾有过我这样的作品存在。它的价值，仅在于它曾经跟随新文学的前驱者做了一点呐喊助威的工作。”这自然是他的谦词。他的作品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值得后人认真研究的。
　　与此同时，锦明先生也常追忆鲁迅先生对他的爱护与教育。一九八一年，为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由康咏秋先生为他代笔，回忆了他多次与鲁迅先生交往、求教的情景。他第一次拜访鲁迅先生是在一九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鲁迅刚到广州不久。他连当时鲁迅房间的书堆了一地，让他在桌子旁边坐下，平易近人地同他交谈的细节，都记忆清晰。一九二七年十月，他以海陆丰农民斗争为背景、较早反映农民运动的中篇小说《尘影》写成，在“四·一二”政变后的严竣形势下，出版社有顾虑，不敢出。鲁迅看了原稿，对内容作了肯定，欣然为之作序，热情支持它的出版。一九三五年三月，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对黎锦明的作品作了中肯的评价，称他为“湘中的作家”，作品中“蓬勃着楚人的敏感和热情”，他深受鼓舞。一九九四年在他九十岁诞辰时，他的内弟符荫辏�特意恭录了鲁迅在上述小说二集序中的一段文字，作为寿礼向他呈献，他十分高兴，将其挂在小厅显眼的地方，经常佇立凝视。
　　锦明先生到了晚年，体弱多病，但对生活仍是热爱的。在湘潭市居住时，他常去公园锻炼身体，去邮亭买杂志，并将看过的杂志十本一捆，编号，署上黎艮甫（幼年的名字），放进阁楼。也许是想留存备用吧，可惜后来被人拿走。到长沙后，有较长一段时间由符女士搀扶，在院内散步，行走不便时，坐轮椅在门外看云，看风景。晚上看电视，必看新闻联播，也爱看人与自然一类栏目。他看到那具有野性的活泼可爱的动物，神情特别专注，好像完全陶醉在大自然中。
　　锦明先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文革”中，儿女们受他的连累，吃苦不少，但如今都有了工作，有了幸福的家，使他放了心。他想给子女们留点什么。他一生俭朴，两袖清风，物质上谈不上留下什么遗产，他也从不朝这方面想。他认为，惟一值得留给儿女们的，是他失而复得的著作。于是，他将新近出版的中篇小说集，郑重地签上名，给每个子女和孙子辈各送了一册。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日，黎锦明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九十四岁。据他老伴符女士事后告诉我，她和子女们已将他的骨灰盒送回老家——湘潭县石潭坝乡长塘村，与他已故多年的老父亲黎松安葬在一起。（黎松安老先生是晚清秀才，长于诗词书法。他秉性刚直，一生不仕，潜心居家教育子女，其中八个儿子以后都成了专家、学者，人称“湘潭黎氏八骏”，如黎锦熙、黎锦晖等）黎锦明从小热爱父亲，现在长年与父亲相依相伴了。

　　痛忆故人

　　
　　？　张国擎
　　在我的日记中夹着一张普通的礼仪电报收据，那是一九九七年六月四日下午三点四十分由镇江发往南昌市第一附属医院特优病房内科四区五十二床的。收件人是朱焕添。内容是夹在鲜花里的祝愿，盼他早日康复。
　　后来，我从他夫人那儿知道，他的病情很重。
　　再后来，从突然中断赠寄《百花洲》刊物中感觉到了老朱的不幸，但我还是希望他能够从医院出来。再后来，朱子南先生告诉了噩讯，遗憾的是老朱的追悼会已经开过多时。当我从邮局书店的《百花洲》上读到真正的噩讯，我无言以对这位年长于我、宽待于我、诚识于我，却未曾谋面过的兄长。
　　作为作家，与刊物的交往，那是多种多样的形式。而我和《百花洲》恰是罕有的故事。一九八五年，我应邀到杭州初阳台创作园参加首届开园仪式，应邀的还有著名学者毕朔望等。我因工作关系，没有能够留下来写作原计划中的中篇，三天后即回单位了。不久后的一天，我收到一封来自南昌的信，信中提及杭州一位我认识的人，并介绍相识。写信者系《百花洲》文学刊物的编辑邹镇。邹镇说，从上海回南昌时，可能到镇江来看我，并希望有作品给他。这封信，我没有在意。一星期后，又一信，说是不能到镇江了，希望能有作品支持他。我也没有重视，也没有回信。又是一个星期后，一封来自南昌的信，让我认真地对待起来了。如此连续对一位从来没有见过面，没有读过作者只字片言而去三封信，实在是少有。这次信中，邹镇非常恳切地说他想组到一些好稿。
　　什么是好稿呢？也许文学编辑们能说上一通。但是，作家们坐到一起，很难说拢这一话题。问题就在这个“好”字！各种不同的眼光，能够说得出“好”的，怕也是“You　can't　step　twice　into　the　same　river”。于是我更有另一种难言，那时的我真正是默默无闻，退稿如云，不见哪家报刊垂青于我，连个笑脸都少有。对于邹镇的信和热忱，我少有搭理。但在这几信之后，我还是把手边一组三篇小说寄于他。这是已经有过几番退稿，而且多家编辑一致认为没有达到发表的程度。只有《清明》的孙叙伦，念念不忘，说是自己没有定稿权，否则他是一定要发的（若干年后，他还那么记得其中一篇的主人公“冯老八”）。寄于邹镇，并非敷衍，实在是自己钟爱那组小说。倒也是怪，不久，邹镇来信说已经送审。过了几天，说是通过了一篇《二先生》。又一星期，说是发稿了。后来就没有消息了。过了一阵子，邹镇说是离开了《百花洲》，稿子问题，他让我直接找蓝力生。我写了一信给蓝力生，蓝很快回信说，发一组有困难，还是先发《二先生》。
　　不久，《二先生》在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百花洲》发表。
　　一九九○年前后，《钟山》徐兆淮转来消息说《百花洲》的洪亮向他打听我的地址。接着，在南京徐兆淮家遇到洪亮。一别有日。洪亮来信说希望强化《百花洲》的散文，盼我给他写些。正好我手边有几篇，便寄于他（《远远地看你》《故栖》）。一九九二年，我在深圳采访，洪亮知我正经历了深圳那场股票风波，也在写这一题材的报告文学。但是否给《百花洲》，我自己也说不清楚，因为这是江苏文艺出版社出资让我去采访的。在一次通电话时，洪亮让朱焕添与我通话。他那浑厚而一锤定音的感觉使我久久难忘。后来，一九九三年第一期《百花洲》几乎用整本的篇幅登了《最后的晚宴》。我与朱焕添的电话就多了，许多时候，是他主动来电话。后来，是我打给他多。他向我打电话是打听一些选题，而我打电话则是向他寄稿。记得有些时候，百花洲出版社数人都分别与我约稿，造成了个别同志说我乱投稿。解释是没有用的。朱焕添同志知道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没有想到像你这样并不愁发稿的人会一点不计较我们的态度。我说，我的吴域文化小说能够在全国有一点点的立足，首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