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雅典到北京-第2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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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井义薄，日本兄弟集团总裁、前赞助商，在发言中说：〃国际奥委会对奥林匹克运动的所有贡献中，最突出的是，在保留奥运会的悠久传统和声誉的同时，在商业上也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在传媒和市场收入方面的增长使国际奥委会有能力给国家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组委会提供强有力的财政支持。超过93％的收入分配给奥运会的各分支机构。长期合同使得国际奥委会能够提前支付组委会预算的大部分支出：自1980年以来的24年内，该项支出在夏季奥运会上增长了10倍，在冬奥会上更是增长了30倍。同时，建立于1971年，由奥林匹克传播收入资助的奥林匹克团结基金，也增长了15倍。而对大多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说，国际奥委会的资助是他们收入的最大来源。
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奥委会签订的转播和国际赞助的合同总价值超过120亿美元。国际奥委会向200多个国家奥委会提供资助，并向所有参赛运动员提供旅费和住宿费用。
20年来，传媒覆盖率增长惊人：220个国家的37亿观众得以观看奥运会，夏季奥运会的观看时间总计达到3 600万小时，冬奥会为2
000万小时，而且这些全部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免费收视频道。国际奥委会是通过直接谈判获得这一增长的，它没有使用代理商和第三方签订合同。从1984年到2008年，转播总收入超过99。25亿美元，从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1。01亿美元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17。15亿美元，增加了15倍；冬季奥运会的转播收入在1980至2006年间，从2
100万美元增长到8。32亿美元，增长了40倍。
1980至2008年间，非美国本土的奥运会转播权的价格也在飙升，这使得奥运会降低了对美国传媒的依赖。
笔者在
61章中提到过，1985年的奥林匹克计划（TOP）不仅为所有的国家奥委会提供资助，对组委会相应的关键技术资源进行援助，还要为奥林匹克吉祥物在220个国家的推广提供资助。最主要的是，TOP使国际奥委会开辟了一个新的市场空间，使它不必过于依赖转播权收入。比较而言，TOP计划二期不仅继承了一期的理念，还为其他赞助商提供了机会。国际奥委会严格遵守与客户的合同，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更新这些赞助合同。当然，它与TOP最大的赞助商之一IBM的合作没能继续下去，其？因是因为合同太过复杂，而且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出现了严重的通讯故障。但现在，赞助商们都已？知道如何在客户中启动广告项目，而不仅仅是使用奥运的五环标志。
第47节：回归（4）
奥运会收入用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那一部分，是根据夏季奥运会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的内部公式分配的，这通常要？过激烈的辩论。而最激烈的一次当数2002年12月在科罗拉多召开的会议了。急于介入这一分配过程的是新加入的三项全能和跆拳道两个项目。夏季奥运会项目联合会主席丹尼斯o奥斯瓦德（Denis
Oswald）力图使分配比例达到适当规模。他对同事们说：〃如果我们不想被外界强制，而接受某一解决办法的话，就只能开出一个比较折中的数字。〃要价大幅增加的是国际业余田径联合会，因为，它现在开始有了独立的锦标赛。两者最终达成了一个新的分配模式，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分为如下5个大类：A组：田径；
2 630万美元；B组：篮球、自行车、足球、体操、游泳、网球、排球，1
210万美元；C组：手球、曲棍球、马术、划船，760万美元；D组：包括16个项目，每个项目620万美元；E组：跆拳道、三项全能，每项540万美元。
对奥林匹克团结基金及其旨在帮助国家奥委会的多个项目资助，其资金来自转播权收入。国际奥委会的资助是团结基金的唯一来源，目前，其2001年…2004年计划的预算总额高达2。095亿美元，比1985年…1988年的计划增长了7倍，这样，它在世界范围内就可以组织1万项赛事。包括从盐湖城到雅典的4年中TOP的9
500万美元的资金在内，国际奥委会对国家奥委会的赠款总额达3。045亿美元。这是很公平的，按罗格的估算，国家奥委会参加奥运会的费用应在1。5亿美元左右，主要是派遣自己的运动队参赛，以及在预赛中作一些准备。自从布伦戴奇主席拒绝任何国家奥委会的联合组织后，其组织方式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
从庞德开始，到后来的海伯格在管理上的突出表现，也许不能和萨马兰奇近20年的成就相比，但可以与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
作为国际奥委会委员的成就相比。他是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的管理和商业的关键人物，这位当时最有商业头脑的〃增补〃官员，未来前程无量，甚至可能是主席的继承人。但基层委员们却不喜欢尤伯罗斯，正如他们不喜欢霍斯特o戴斯勒（Horst
Dassler）一样，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利益上太精明。只有洞悉并关照别人的利益，才有可能成为国际奥委会的领袖。虽然如此，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对源自尤伯罗斯和戴斯勒的钱却是来者不拒，这为现在使奥运会大受裨益的财务状况奠定了基础。
对尤伯罗斯的否决被看做是萨马兰奇的失误之一。这种失误并不多，也有人怀疑是他惧怕尤伯罗斯的潜力。萨马兰奇的魅力和声誉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位体育官员兼具总统、国王和独裁者的气质（虽然很少有人看到这一点），他的大门向所有人敞开。不高兴的运动员、无名的秘书和最不起眼的国家奥委会主席，他都一视同仁。有些批评家嘲笑他把自己当做国际发言人了，但他准外交官的角色却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他将来自中国、南非、朝鲜和其他地区的政治家们团结到一起。他？历了外界对他21年主席生涯的批评浪潮之后主要指责他在洛桑创建了一个路易十四式的专断的〃法院〃，以施行铁腕统治。萨马兰奇在洛桑的食堂中与员工们共进简朴的午餐他无愧于他的责任。1993年，当他被问到1976年的非洲抵制事件时，他说：〃非洲各代表队在离奥运会开始仅两天时发难……我相信，如果有机会（沟通），问题是有可能解决的。我可以向你保证，我那时的确不能为非洲各队的离去负责。〃
虽然他疏忽了，也很难发现少数委员的不法行为申办城市的官员们是知道的。萨马兰奇依然使国际奥委会平安度过了1999年的危机，并通过改革，使国际奥委会恢复了生机。这些工作是危机管理的典范，他也因此使这个组织成为全球瞩目的组织，这是他追求的目标。自1981年汉城成为主办城市以来，为了它的正常运作，萨马兰奇去了15次韩国。正如庞德指出的那样：〃他围绕着这条龙转。〃有些委员，包括庞德和德国的巴赫，认为萨马兰奇对某些国际奥委会委员的判断是错误的，尤其是在为了追求广泛性而走向世界的时候。庞德认为他应该免去马克o霍德勒主管访问主办城市的职责，转而委托给更年轻和精力旺盛的人去办。但1999年，当萨马兰奇的声誉降至最低点时，他躲在洛桑的城堡中，电视公司和赞助商依然坚决支持他，佩恩和庞德每天都要不断地许诺马上进行根本的改革这才为度过危机奠定了基础。
与原来猜测的相反，因为病重，萨马兰奇提前6个月，于2001年宣布退休。他获得了终身荣誉主席的殊荣，并在洛桑保留了办公室以及秘书。退休时他仅作了礼节性的问候和拜访。回顾过去，有很多东西与他的意愿并不一致，他承认：
第48节：回归（5）
我们的公共关系很差，总是在保护自己，却不知道如何去正面推销自己。我们在体育政治方面有所作为的只有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朝鲜、南斯？夫独立以及重新承认南非等问题。我最大的遗憾是没能说服一些委员尊重宪章。尽管我在执行委员会作过努力，但我没在会议上通过禁止访问的议案。但是，我还要感谢危机，它为改革铺平了道路，否则改革是永远无法获得通过的。
开始我受到一些媒体的批评，说我生活在王宫中，每天坐直升飞机旅行，对我过去在西班牙的生活大加渲染。但是人们应该看一看国际奥委会在1980年和2001年的情况。虽然女运动员在管理中的比例仍然是少数，但在悉尼奥运会上，女运动员达到42％。开始时，我的梦想是让国际奥委会囊括一切运动。现在，我们除了拥有13名女委员，4个分支机构，以及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外，还拥有活跃的运动员可笑的是，如果不是1999年的一场危机，几乎不可能说服委员们迈出这一步。我曾呼吁，执行委员会中必须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运动员的位置。最后，我们也做到了这一点。
2002年，尽管两位活跃在兴奋剂战线的对手，曼富莱德o艾瓦德（Manfred
Ewald）和德o梅罗德王子去世了，但在这项运动中，要做的仍然是行动。艾瓦德曾经是东德体操协会主席，体育协会和国家奥委会主席，他有效控制着这个前苏联卫星国的全部体育机器，虽然他最大的野心曾是在洛杉矶奥运会的金牌战中打败他的前苏联老大哥，可惜这届奥运会被抵制了。是艾瓦德在引导官方的政策，利用体育上的成功，为〃被占领的〃德国的政治服务，并为此开发提高成绩的药物。很多不知情的运动员都采用了〃科学食谱规划〃，后来证实，这对身体有严重危害。2000年，艾瓦德曾和他的生物学助手曼富莱德o霍普纳（Manfred
Hoeppner）博士进行了142例身体损害试验。他自己的健康也于74岁开始恶化。在体育管理生涯中，艾瓦德曾在1964年率领德国联队参加东京奥运会，1973年成为东德国家奥委会的新任主席，领导着他的不到1200万人口的国家，在1976年、1980年和1988年的金牌榜上位居第二，在1984年萨？热窝奥运会上位居第一。
为了阻止这种不正之风，作为国际奥委会药物委员会的主席，梅罗德王子做了种种努力，虽然该委员会不能杜绝日趋严重的违法行为，并经常因此招致批评，虽然这种行为的主角是那些没有医德的医生、教练和运动员。从1967年直到去世，他一直担任药物委员会的主席，并两度担任国际奥委会副主席。梅罗德王子是一位世袭的贵族，他温文有礼，经常被与他的委员会作对的复杂的科学技术搞得晕头转向，其解决问题的方式更是非常智慧而温和。他认为，就像在其他工作中有工作时间的限制一样，运动员也应该有限制过度训练的条例，以保护他们的利益。
在这一领域，没有人像梅罗德王子一样，具有如此专业的和有道德深度的观点。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WADA）开始全面运作时，药品委员会的事务自然减少了许多。随着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第一届国际会议于2003年3月在哥本哈根召开，这种趋势日见明显。4年前（1999年2月），该组织召开的第一次会议受盐湖城事件的影响，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媒体当时正在如饥似渴地探寻贿选事件，反而忽略了来自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新闻事件。而现在，众人的注意力都聚焦在这个统一的行动上。世界反兴奋剂组织主席庞德把这叫做〃思想的高度一致〃。国际奥委会主席雅克o罗格说，威胁着奥运会的生存的兴奋剂问题，现在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对所有奥林匹克主要部门作了前所未有的咨询，在所有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中都进行了充分讨论（其中某些讨论仍在继续），然后认可并签字，之后谨慎地出台了《世界反兴奋剂法案》。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63个政府签字，此后，另有27个政府允诺将随后签字。如果没有法律和行政层面的通力合作，法案的影响力将会大打折扣。
药检和罚则的标准化是世界反兴奋剂组织的主要胜利，虽然在诸如自行车联和足联还有争议，在对于服用旨在提高成绩的药物致使药检呈阳性者，需处以2年禁赛这一基准的适用性问题上，大会仍然取得了40年来最大的突破。违禁药品不仅玷污了所有体育运动的形象，而且使公众丧失了信心，从而威胁到了体育项目的前途。
2003年4月，美国国家奥委会复查1988年的药检结果，以证实长期以来对滥用兴奋剂行为的怀疑，并准备对刘易斯和其他药检阳性的运动员施加压力。庞德的讲话在这个时候更具重要意义。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在行动上必须决断。在会议召开后的几周，有消息称，英国2000年七项全能冠军丹尼斯o刘易斯（Denise
Lewis）选择了名声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