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3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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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不是现代人，但不等于不是现代人就不聪明。聪明跟现代不现代的没有关系，只跟能不能痛痛快快的办事有关系。
万历二年正月十九日，大明皇帝宫内的会极门张灯结彩。文武百官服装鲜亮，肃立两旁。12岁的小皇帝昂然而出，官员虔诚地三叩九拜，“万岁”声直冲云霄。
大太监冯保高声宣读获奖廉能官员名单，模范们鱼贯而出，伏地谢恩。
廉洁干练者扬眉吐气，这才是国之大幸啊！
张居正位列百官排头，春阳照在他的脸上，神采非凡。在他的身上，相权之重，古今未有；治国之才，古今未有！这也是帝国之大幸。
大明的国运，眼下正有如祖宗祭坛上的香烟，蒸腾直上。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
否！
他张居正，永远不会有这种悲叹。
为什么呢？时也，势也，千载难逢的机运也。
腐朽与新生，沉沦与崛起——这中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天堑，而是只一苇可渡、举手之劳。
之所以做不到，是没有人在认真地做；之所以做不成，是没有人真正想把它做成。
朱老皇帝以一农民，赤手空拳，揭竿而起，建立了一个伟大的帝国。这是奇迹。但是当这个帝国具备了所有完善的国家机能以后，为何反而创造不出奇迹来了？是因为：哀莫大于心死！肉食者，既然有肉吃，他就不再想创造什么奇迹了。食不着肉的人，裹腹尚难，他们没有什么义务去创造奇迹。
国家之老，老于人心。
既然大明这条宝船是永不沉没的，那还用管它往哪里开？
——但是，船真的是永不沉没的么？
可惜，夏虫不可语冰，跟他们说这些是没的。贪酷之官，只知道财富是无尽的；庸惰之官，只知道太阳是每天都要升起来的；奔竞之官，只知道宝塔尖上的风光是最好的。
对他们来说，民力，可以无止境地使用；人心，可以无顾忌地踩踏；笙歌，可以无终结地演奏下去。
这一切，永远不须偿还。
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脚下三尺土中，“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昏睡百年的大明，就这样不可挽救了么？
历史，恰在这个时候选择了张居正。
书生报国，惟以智慧。还有就是——“慨然以天下为己任”。
他起自布衣，登入庙堂，“且受深恩，义当死报，虽议谤有所弗恤也！”
人力可胜天，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难道世路多荆棘，他不知道吗？
他当然明白。
但匹夫若不思国家兴衰，那就不止是一个人的祸福！如此情状，是五尺男儿，能罢得了手吗？
正所谓“无限沧州渔父意，夜深高咏独舷鸣”（张居正《泊汉江望黄鹤楼》）。
这内心里最深刻的啸声，有谁听，有谁听！
张居正的“江陵柄政”十年间，最值得人称道的还有善用将帅、安定边陲之功。
在隆万交替之际，大明的天下还不能算四方晏然，各处仍时有闻警。这都是正德、嘉靖两朝留下来的烂事。
那两位自我感觉良好的皇帝，在国防决策上实属低能儿，对外战略完全短视，忽战忽和，缺乏长期打算。对所启用的边将也是信疑不定，让人很难愿意卖命。仗要是打输了，那就都是下面的错儿，蓟州前线在十七年中，竟更换大将十人，没有一个不是获罪撤职的。总督王忬与杨选两人，还因吃败仗而被皇上杀了头。
只有低能的下属，没有低能的上级。皇帝的心理倒是平衡了，但事情却毫无起色。
兵备松弛，到了近乎儿戏的程度。
军官们普遍强迫士兵服劳役，十分残苛，导致兵卒大量逃亡。当官的正好吃空饷。以京军、边军的编制论，合计有百万，但实际有多少鬼才知道。以京军为例，嘉靖时的编制14万，按人头一个个数的话，只有不到6万，而能打仗的，大概也就2万。
明初的军屯到后来已经无法生效，军费均由财政支出。一年军费70余万两，一打仗就超过上百万两，占全国年总支出的70％！从太仓发放到边境的军饷，年年不足用。这个大包袱，哪个背得起？
花这么多银子要是养一批精兵，也还不算冤枉。可是大明的军人情况如何？军官都是世袭，吃惯了空饷，骂惯了士兵，哪里懂得带兵。一遇检阅会操，就临时拉来一批老百姓充数。兵部的大员下来，检阅阵前，只见一片嘻嘻哈哈，“呼舞搏笑而已”。兵部官员受了贿，也不见怪：弟兄们好啊！
这就是大明军。无怪在庚戌之变时，京军一听说要出城打鞑子，竟人人号啕大哭！
边防溃烂，这“溃烂”二字一点都不过分。
就在张居正入阁那年，隆庆元年，仍有一次俺答犯境，兵锋直薄北京城。经过张居正与高拱经略，边防才有所复振。到他完全执掌了最高军事权之后，更是加紧调兵遣将，整饬武备。大明的千里边防，画角连营，渐渐的有了一支虎贲之师！
书生稳坐帐中，决胜万里之外。
张居正在入阁后的16年中，与边防将官频频通信，指点机宜，部署措当。这些函件舍弃了公文套路，事无巨细，详为谋划，在他的文集中收录的有百余封。
“燕然未勒归无计”。他知道，在前方的将领选得好不好，是边防安宁不安宁的关键。
他选将，要的是既骁勇善战、又足智多谋。
他用将，是授予大权，坐镇要害，统辖一方，用之不疑，曲为维护。
有了称职的统帅，自会有不怕死的大将。
有了称职的大将，自会有不怕死的雄师。
那时四方皆有将星熠熠：俞大猷、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殷正茂、凌云翼……均为一时之雄。北虏南倭。无不心生惧意。边防上的形势，开始由危转安了。
这其中，张居正对戚继光、李成梁两位著名将领的使用与关爱，不能不细说一下。
戚继光是山东登州卫（今山东蓬莱）人，字元敬，号南塘。他出身于军士家庭，嘉靖二十三年17岁时承袭父职，任登州卫指挥佥事，负责海防，也就是对付“南倭”。曾有雄心壮志曰：“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
嘉靖三十一年，戚继光应考山东武举，在数百人中脱颖而出。次年夏，被提为山东都指挥佥事，参与全境防海抗倭。此后十余年间，辗转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再到广东，到处留下“戚家军”赫赫威名。
张居正入阁后，调戚北上，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事。这是为戚继光特设的一个职务，本意是能让他带更多的兵，但因和三镇的总兵官权力划分不清，“诸将多观望”。于是兵部将他调任蓟州总兵官，能实际控制一镇的军队。可是这样一来，名衔却有所降低，戚继光为此怏怏不乐。张居正那时还只是内阁的普通辅臣，不能直接改变这一状况，便说服隆庆皇帝改任戚为总理练兵兼镇守，可以节制其他两镇总兵，使之便于练兵。
戚继光是一名罕见的将才，从军“三十年之间，未尝一日不披坚执锐，与士卒共命于矢石之间”（王世贞语）。《明史》上也说：“戚继光用兵，威名震寰宇。”看来是从没有玩过虚的。
他初到北边，见北地边军纪律松弛，就与谭纶一起调来三千浙兵。浙兵都由他一手训练而成，纪律严整，可充军中骨干。刚到北边那天，正逢大雨，三千兵伫立雨中不动，从早至暮，有如树林。北方边军看见，无不震骇，“自是始知军令”——才知道军令如山是什么样子！
戚继光不负张居正重望，到北方后，轮训三镇边军，使其声威稍壮。又从沿海招募贫民屯垦，解决了军粮问题。
最为天才的是他的两大发明。一是“马、步、车”协同作战。在平原地带，蒙古骑兵锐不可当。戚继光临阵时以数十辆车围成堡垒，马、步军掩藏其中。敌至，则骑兵突出厮杀，车辆趁机列好阵。
一旦敌大军逼近，骑兵便迅速退入车阵中。待敌骑突入近前，则阵内火器万枪齐发。打得敌人焦头烂额，步兵见机杀出，手持拒马器与竹制锐利长矛，一字排开，敌骑兵顿时人仰马翻，不一忽儿，队形就大乱，纷纷溃散。骑兵便在这时跃出追击，撵他个屁滚尿流。
以此制敌，昔日铁骑闻风丧胆！
第二个发明是修筑空心敌台。原北京一带边墙是明初大将徐达所筑（并非秦长城）。嘉靖年间陆续修过，但年年有所损坏。戚继光认为，蓟镇边防绵延二千里，只要一处有缺口，则整个边墙都是废的，年年修，年年有塌陷，纯属浪费。他提议，最好跨墙修建空心台，也叫做“敌台”。高五丈，中空，里面三层，上有雉堞（枪眼），内可宿百人。里面铠甲、器械、粮草俱全。士兵居内可守望，也可迅速集结成野战军。
本书前面曾经讲过，张居正对此给予了无保留的支持，亲自督促建造。历时三年，从居庸关到山海关，共修了1200个，又从后方调来浙兵9000人负责防守。
巍巍边防，只见千里连营，戚家军大旗猎猎！
大明原来的软腹部——蓟州，成了铁打的壁垒。
史载，北边一时守备坚固，敌不能入，都转到辽东去了。过去俺答入寇北京郊区的事，做梦也别想了。
戚继光不仅会带兵，亦能作文，有诗集名曰《横槊集》。时人说他“军中篝灯读书，每至夜分。戎事少闲，登山临海，缓带赋诗”。好一个能文能武的大将军！
猛士出燕山，万里尘埃静。
可惜的是，按照中国哲学的“出头的椽子先烂”规律，这样的人当然不能安稳。戚继光成名以来，外界非议不断，实际上很受了些窝囊气。若是大家批评他不廉洁或盛气凌人倒也罢了，该人确实有这类毛病。但挑剔他的人，都是武大郎的后代，专从军务工作上故意掣肘。
戚继光刚刚北调时，有的督抚和兵部的一些人，就看不惯。他们无法否认戚的平倭战绩，就说“南兵”不适合北边。张居正明确表态说，戚继光“才智并非拘于一局”，在南方行，在北方为何就不行？
隆庆那几年，由于戚继光治军不合一些要员的胃口，触犯了当道，几乎遭灭顶之灾。张居正坚持“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及时给予了援手，使得戚继光能脱离险境，并有施展的余地。
张居正任首辅以后，把与戚继光惺惺相惜的谭纶调为兵部尚书，又把自己的得意门生梁梦龙调去接任谭纶为蓟辽总督。这样，戚继光上面下面就都有了人，再有什么非议，自然有人给挡住。
对戚继光性格上的弱点，张居正可说是如父如兄，每每去信予以劝导。反复告诫“愿足下自处，务从谦抑”，劝他不要与人争功，不要无谓冒犯上司。这些劝说，使气量狭窄的戚大将军有所收敛，适当地把尾巴夹了一夹，免去了很多麻烦。
士为知己者死，万古如此。张居正不但懂得如何治军，更懂得驾驭人心。以为自己有了点权势，下级就一定要向你摇尾巴的，那是猪头领导，
首辅对一个边将能如此耐心指点的，为前代所未有。戚继光一个武夫，怎能不甘愿效命？
戚继光乐与士卒同甘苦，每战之后必亲自慰问伤残，祭奠亡灵，全军为之泣下。他镇守边关16年，虏不敢犯。在张居正执政时期，以军功升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又晋升太保，终成一代名将。
张居正倾注心血最多的另一员猛将是李成梁。
李是朝鲜裔人，内附大明已有四代之久，世袭铁岭卫指挥佥事。他自幼生长在辽东，深谙鞑靼土蛮部的虚实。隆庆元年时间，土蛮部进犯永平府，他援救有功，以参将升副总兵，协守辽阳，从此崭露头角。隆庆三年，斩敌酋张摆失于边境。隆庆四年，俺答的儿子辛爱大举入侵辽东，大明总兵官王治道战死，辽东全线告急。李成梁继任总兵官，坐镇辽阳，他临危不惧，积极修工事，选将校，招健儿，稳住了局势。
《明史》上说他“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此言不虚，他确实有一番奇谋。自此后便转守为攻，于隆庆五年，夹击来犯之土蛮部于卓山，斩首580余级。这在斩杀敌人十数人就算大捷的明后期，简直是盖世奇功！
到了万历年间，他破敌之役更不可胜数。万历三年，泰宁部的炒花汇合两万骑，南掠永平、沈阳，李成梁率火器营迎头痛击，歼敌上千。
万历六年，率军趁夜出塞，长途奔袭200余里，直捣泰宁部与土蛮部进犯大军的营地——劈山营，斩首430级，此为劈山营大捷。
万历七年，土蛮与泰宁部的速把亥合驻红土城，分兵进攻锦州、义州。李梁成又夜出塞200里，直抵红土城，斩首470余级。此为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