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出了个张居正,瞧瞧大明帝国的官场奇象-第26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所以，这个说法虽然堂堂正正，却是最站不住脚的（世间这样的文字很多啊）。这根本不是在做学问。
第二种说法，是断定张居正谋财害命。以蔡东藩《明史演义》为例，蔡先生描述道：“先是居正当国，曾构陷辽王宪节，废为庶人。……居正家居荆州，故隶辽王尺籍，至宪节骄酗贪虐，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且因宪节府第壮丽，暗思攘夺，可巧巡按御史郜光先奏劾宪节淫虐、僭拟诸罪状，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好教他一命呜呼。待至朝选归京，只说他淫酗是实，谋反无据。朝旨虽废黜宪节，禁锢高墙，居正意尚未慊，密嘱湖广巡抚劳堪，上言朝选得贿，代为宪节掩饰。朝选遂因此获罪，羁死狱中。那时辽王府第，当然为居正所夺，遂了心愿。”
这段叙述，是以清顺治年间浙江学政佥事谷应泰总纂的《明史纪事本末》为蓝本，添了一点酱油醋而写成的。
老先生对张居正有看法，整本《明史演义》里，基本上把张居正当反面人物来写。这里面有一处地方值得注意，就是说辽王“多所凌轹，以此为居正所憾”，估计辽王在长达几十年的交往中，也没少从心理和尊严上凌辱张居正，这才是一个真问题。至于其他，也有诸多不合事实处，首先郜光先并未告辽王“僭拟”罪，以私生子冒充嫡子是后来才揭出的，《明史》上说是洪朝选回京后奏报的，也有一定道理。
“居正遂奏遣刑部侍郎洪朝选亲往勘验，且嘱令坐以谋逆”，此一句同样显然缺乏证据。人是皇上派去的，“谋逆”是在核查时由当地官员搞出来的，张居正事先不可能知道会发生“谋逆”闹剧。怎么能先就嘱咐洪朝选要诬陷辽王造反？其二，前面说过，洪朝选被诬，是在12年后，如果张居正谋夺王府是实，最多一、两年后就得逞了，与朝选获罪不可能构成因果关系。
此外，高阳先生的著作《明朝的皇帝》，也是指认“构陷”是实。他写道：“隆庆末年，袭辽王宪节，颇为骄横，不理会张居正已为阁臣，对他家多所侵侮，张居正是个有怨必报的家伙，且又羡慕辽府壮丽，便存下了要扳倒辽王的心思。不久，有人告辽王谋反，刑部讯治，侍郎洪朝选按验并无反迹，坐以‘淫酗’，辽王禁高墙，废府，张居正夺辽府以为私第。”
他这个叙述，相对比较严谨，是反面意见中比较流行的说法。仅仅“隆庆末年”一句，应为“隆庆初年”，二年嘛，当然是初年。
第三种说法，是坚决否认张居正陷害过辽王。其中方舟子先生文章《张居正二、三事》曰：“辽王由于作恶多端而被废，此事发生于隆庆二年，当时张居正还只在内阁中排名第四，要追究责任，也该追到当时的首辅高拱身上。”
方舟子先生是名人，是从事科学打假的，但其人治史的态度实在不敢恭维。这句为张居正开脱的话等于没说。因为废辽王的事是在隆庆二年十二月发生的，高拱早就于隆庆元年五月被徐阶排挤走了，到隆庆三年的十二月才被张居正策应回来。他怎么能对废辽王负责？
持此说法的还有一位陈礼荣先生，他做了一篇《张宅并非辽府考——为张居正侵夺废辽王府“攘以为第”的罪名辨诬》，非常漂亮。他说：“说到辽王宪节因罪除国之事，它发生于隆庆二年。其时，张居正入阁未到两年，位居其上的尚有首辅徐阶、次辅李春芳，以及阁臣陈以勤等；以他这样一个新近进入内阁的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想要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显然还不具备相应的政治能量。因此，连神宗自己在事后也曾有‘辽府废革，既奉先帝宸断（遗志）’的说法。”
陈先生的文章，考证谋夺辽王府是不可能的，考据非常扎实。但在上面这段话，却不是很有底气。首先，徐阶段在那一年的二月，就不得不彻底退休了，辽王是在年底被废的，徐阶是否参与了废辽王的事还很难说。在决定辽王命运的时刻，可以肯定他已经回老家了，他不可能对此负责。至于李春芳、陈以勤，都是能力较弱的人，在这种问题上，是挡不住张居正出手的。
一个内阁大学士，是否能“挟私忿扳倒一个亲王”？那就要看时机和手段如何。不要说大学士，只要时机对了，连一个七品的言官都可能办得到。
。
关键是，张居正到底有没有出过手？
从这一件事情上起，我们开始看出，张居正的内心也有狠毒阴暗的一面。在决断的时候，往往无情。当然，也正是由于这一特点，使他最终赢得了连他自己也不敢想象的大格局。
再看朝局，到了隆庆五年的下半年，“高张联立”的内阁已是祥云缭绕。内有善用大臣之君，外有宿敌低首下心来服；两强联手，又何所不能？
华夏虽号称龙之族，但斗升小民们却没有什么飞翔在天的理想，只求风调雨顺，能人治国，搜刮不急，有个太平日子过就行了。国势稍为安宁，就众人皆有“今儿个真高兴”之态，决无奢望。
但是，朱老皇帝设下的这个内阁，现下却不能平静。本来在漫长的实践中，内阁所形成的首辅制，就含有避免两强掣肘的意思。但，中国历史上的“一山容不得二虎律”，是没有办法消泯的。高、张二人，都是不世之才，却“不幸而以相倾之材，处相轧之势”。在这个多事的平台上，难免日久生隙。
风仍然起于言官之口，他们善于窥人之过，察人之色，一有空隙就出手搏击。或得名，或得利，或灰头土脸而去，都是他们所愿意的。朱老皇帝就给定了他们这样的生存角色。
此时的内阁，高拱风头正健，但也正被虎视眈眈着。他一贯“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明史…高拱传》），在复归内阁后，借考察言官之机，将触犯过自己的人一律贬黜，而对于门生故旧则着意提拔。就整个言官阶层来讲，自是把他恨之入骨——时候没到而已。
另一边，张居正入阁后却一直小心谨慎。就是到现在，虽是二人“并相”，但他毕竟不过是次辅，并不是出头的椽子，与言官们未结下大怨。正如韦庆远先生所总结的那样，他的为政之道，是“非到关键之时、要害之处，决不伸手”。
荆州人的这种智慧，使他虽处于弱势，但未来胜负已是可以预见的了。明人尹守衡的《明史窃》说到了要害：“拱甚狷浅，居正已经弄于股掌中矣！”
静静的文渊阁，书香依旧。晨露夕烟中，若登上东华门，可俯看千幢万幢的华屋。这是帝国的心脏。未来国柄，操之谁手？也许在这一阶段里，这就是张居正夙夜思虑的一个问题。
可能连他也没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大波，马上就要把眼下的平静打得粉碎了。
政局在一夜之间急转直下。
龙翔于天，谁能擒之？
九、大政变于一夜之间到来
风乍起，但谁也没想到，到后来竟成了一场席卷“并相”局面的狂风。
高拱与张居正二人，才干相当，可说是不分轩桎。同时又都个性强悍，喜欢操控全局的那种感觉。这样的两个人碰到一起，也可能惺惺相惜，也可能水火不相容。他们恰恰是经历了从前者到后者的演变。
到隆庆后期，高拱的地位已是如日中天。隆庆对他，一万个信任。在如此巨大的恩宠之下，恐怕任何人都难以客观地评价自己了。
据记载，那时高拱在朝中，唯我独大。凡有敢于抵触者，“每张目怒视，恶声继之”，众人皆有惧色。百官没有哪个在他眼里，说捧谁，说贬谁，随心所欲。人到了这个份儿上，其实已经违背了生物的共生原则，就会有一种命定的力量，来毁灭他了。
高拱却感觉不到世间能有这种力量。
能给他致命打击的那个人，此刻也意识不到自己会有这种力量。这就是张居正。他很郁闷，因为祥和的空气越来越稀薄了。
天下已安，他本来心情很好，想想五年多来的苦心经营，边事终于得以澄清，正是大丈夫扬眉吐气时。
他在给一位地方官的复函中，这种得意心情溢于言表：“盖古今之谋臣策士，所以劳心筹虑，敝口游谈，冀望不可得者，正在于此。今我不烦一士，不役一兵，坐而得之，此天赞我也。”
两个自命不凡的人，在边患已除，都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忽然四目相对——究竟是你厉害还是我厉害？
两人的裂隙，就起于这些微末之处。
这时候的朝中局面，非常微妙。从隆庆六年正月起，皇帝开始患病，并且有热疮不愈。什么是热疮？估计是近侍宦官没带他学好，搞性解放惹上的病。不然养尊处优的高等人，怎么会长疮？
从这时起，隆庆的身体每况愈下，竟然预感到来日无多，常常考虑起后事来。有时会对高拱说：“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国有长君（成年的君主），社稷之福，怎奈东宫（太子）小哩！”（高拱《病榻遗言》）
这时候的太子，也就是后来的万历皇帝，才刚刚10岁。无怪隆庆要忧虑。孤儿寡母，天下就被人夺了的，不乏其例啊。
其实这一点，他过虑了，在明朝，言官的监督力量很强，谁想专权专到控制了皇帝的程度，比较困难。同时中央军权很分散，分为五军，前后左右中，不相统属，即“五军都督府”，分管全国各卫所的兵。皇帝还有一支绝对听命的“亲军”，那就是锦衣卫，共二十二卫的兵，足够安全。
如果有人要调兵，必须由兵部（管军政）和中军都督府（管军令）各出一块调兵勘合。打完了仗，将军回将军府，士兵回卫所。将与兵是分离的。平时管理部队的各镇总兵官，因为权利不集中，上有总督、巡抚和监军太监制约，比一个军长的权力也大不了多少。所以，大明是没有可能被赵匡胤那样的军头夺了天下的。
而且太子是早就立好的，不至于出现混乱。早在隆庆二年，皇子仅有6岁的时候，是张居正上了一道疏，劝隆庆早立太子。张居住正说，他在裕邸的时候，就知道皇子聪明，本朝早立太子的事例很多，望皇帝考虑。
隆庆接受了这个建议。那时皇子是独生子，有个弟弟还没生出来，所以顺利册封。
皇帝的感觉不好，阁臣们就非常紧张，高拱建议，内阁成员在宫内太监的值班室——直庐里值宿，晚上不回家了，保证皇帝随叫随到。他和阁臣一住下，其他六部五都督府的大臣哪里还敢走，就都跟着住下，这叫“朝宿”，集体当了一回太监。
晨钟暮鼓中，高拱与张居正大概都考虑过未来。他们各有依恃，都觉得，下一步自己的根基还是很牢的。
先看高拱这一面。他既是首辅又兼掌吏部，位极人臣，六部九卿无不看他的眼色行事，朝中根基之深，确实无人可比。三年多来，又多少拢络了几个言官愿为之效命，舆论喉舌也不缺乏。对于“外廷”，也就是文官系统这一块，他把持得很死。
国家机器只要想运转，又怎么能少得了他？
而对于“内廷”，也就是太监这一块，他也早就有布局。李芳被罢免后，司礼监掌印太监出缺，这是个统管内廷二十四衙门的总头目，相当于外廷的首辅。依例应由太监的“二把手”、秉笔太监兼提督东厂（特务）的冯保递补。但高拱一向厌恶这个冯保太能抓权，同时也要兑现重回内阁前许下的诺言，对曾经帮过他的太监投桃报李，于是向隆庆极力推荐了御用监老太监陈洪。
可是陈洪是个只会管宫廷家具的老太监，哪能办得了皇帝跟前机要的事，没过多久就被皇帝给撵走了。事已至此，高拱还是不想让冯保蹿起来，就又推荐了尚膳监的孟冲。
这就更荒唐了，让一个厨子来管内廷，本朝是没有先例的。
高拱为何要一再破坏规矩？其实，他是有一番深远考虑的。在以往嘉靖一朝，太监还比较老实，因为嘉靖本人自幼在宫外长大，对太监的霸道有所目睹，所以对太监相当戒备。到了隆庆，这个自幼跟太监混得厮熟的皇帝登了位，太监就又开始胡闹。堂堂两朝阁老的徐阶，都被他们群起而撵走，高拱对此不得不防——必须安插可靠的人。
高拱的这步棋，从动机上讲应该是为庙堂的稳定着想的。可是从人事上，就大大得罪了一个潜在的政治巨头——冯保。两次被排除在候选人之外，这简直就是对他的人格侮辱。
史载：“保由是疾拱”。这个没有下半身的内廷高官发了狠。
然而，高拱不在乎一个缺少零件的家伙有什么感受，他自信得很，因为他看到的是——
内外皆备，稳如泰山。
冯保不是木头，他自有他的一套战法。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