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3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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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弗雷德·W。德雷克：《徐继畬及其1848 年的地理学》。
② 王尔敏的《清季兵工业的兴起》第35 页列举了四十五人的名字。其他人员为：道光帝，卢坤（两广总督），
怡良（两江总督），吉尔杭阿（江苏巡抚），何桂清（两江总督），周天爵（漕运总督），桂良（大学士），
花沙纳 （吏部尚书），沈兆霖（兵部尚书）、金应麟、薛书堂、刘成忠、尹耕云，以及士绅汤彝、方熊飞、
萧令裕、夏燮、梁廷枬、吴敏树、徐鼐、冯桂芬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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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海军军官增设新科，使那些有能力造船和造武器的人能够担任公职，也使
行伍中会驾驶船只和会操作武器的人能够得到提升。他建议，所有海军军官
的晋升都应循此途径。这些都是近代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思想。①
除掉重印关于武器和弹药的传统著作以外，这时期还出版了二十二部关
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作，其中七部是关于制造枪炮，六部是关于地雷和炸弹的
著作。两部著作论述炮兵阵地的位置，另外两部则论述黑色火药的生产。其
余五部论述的是炮兵的攻防战术。这二十二部著作大部分是在1840至1850
②
年期间完成的，最迟的也在1860年以前问世。这些著作的价值相对地说是
参差不齐的，但是它们都表明中国知识界急起直追地学习西方军事技术的意
图。此外，这时期有十多位作者研究和写出了关于西方军舰的著作。解释最
①
详细的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 所有这些反应都是因与西方接触而被
直接激发出来的。它们终于使中国人自己产生了真正的需要。总起来说，正
如魏源所指出，这些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
同时，在中国能利用它自己的军事力量以前，曾经提出过各种制服夷人
的暂时办法。一种政策是“用商制夷”。在朝贡制度下，中国作为东道国通
常把对外关系和通商当做一回事。事实上，中国甚至不承认存在与西方国家
的对外关系，而只存在“夷务”，所谓夷务本质上是贸易的别称。因此，这
个时期的某些文人自然想利用通商来应付对外关系的需要。中国人在对待远
方国家的商人时，很早就利用开放或关闭市场的办法来控制他们。中国的用
意并不是绝对拒绝通商，因此，并不经常采用这一极端的办法，虽然越来越
频繁地利用停止通商来对设在广州的东印度公司施加压力。十九世纪四十年
代，中国官员有着低估西方列强真正力量的倾向，因此过多地采用这种政
策。同时，他们由于对自己的力量和准备状况缺乏恰当的估计，因而招致了
战争的灾难。徐广缙和叶名琛这两个前后任驻广州的总督主要采用了这种停
① 魏源： 《海国图志》，卷2 第2 页。
② 丁拱辰、龚振麟 （两部著作）、汪仲洋、梁章钜（两部著作）和西拉本关于枪炮的著作；黄冕（两部著
作）、丁守存、潘仕成、林则徐和高邦哲关于地雷和炸弹的著作；黄冕和叶世槐关于炮兵炮阵的著作；丁
守存和陈阶平关于黑色火药的著作。其余五位作者为金应麟、张焕元、俞昌会、许乃济和祈元辅。关于这
些著作的全面叙述。见王尔敏：《清李兵工业的兴起》，第206—208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87 第
2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29、301—302、418—419、432、435、439、875—904
页。
① 魏源：《海国图志》，卷84 第1 — 6页；卷85 （这一卷是郑復光的《火轮船图说》）。谢清高和杨炳南：
《海录》，卷1 第75 页；《近代中国对西方及列强认识资料汇编》，第248—249、860 页。《史料旬刊》，
卷38 第398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9 第48 页；卷63 第38—39 页。汪文泰：《红毛蕃
英吉利考略》，载王朝宗编：《海外番夷录》，第6 页。王大海：《海岛逸志》，载《海外番夷录》，第
7 页。徐继畬：《瀛环志略》，卷17 第48—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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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通商的办法，他们两人都是这种政策最重要的鼓吹者。 ②
按照中国人的理解，对中外贸易的基本估计是，外国人不能放弃通商，
③
因此可以利用通商来迫使他们屈服。这种政策的实际价值是什么呢？现代
主权国家经常利用这种政策，它似乎是国家主权的必要组成部分。但是在朝
贡制度下的中外通商的古老传统中，拒绝通商仅仅是摆布夷人的一种手段。
其基本策略是以通商和利润为诱饵去迎合外国人的要求，以为这样就能安抚
他们和避免军事冲突。在鸦片战争和开埠以后，中国官员仍然持这种想法。
耆英想让所有列强一体均沾通商利益，就是利用通商作为积极争取和平的手
段的最好证明。因此，对于利用通商来控制外国人的政策来说，扩大贸易便
具有某种实在的价值。①
因为这种由来已久的政策在十九世纪中叶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于是
“用民制夷”的策略又被提了出来。这一观念回到了“无视自我民视”这一
古老思想，即百姓的默认就是对政府的赞许。人民的反抗可以推翻政府，也
可以被利用来反对侵略者。最明确地建议实行这种政策的是两广总督徐广缙
②
和钦差大臣胜保， 但是议论这种政策的人很多，它的影响也相当广泛。其
真正目的是要利用人民群众的情绪反对外国人进入中国，首先是利用这种情
绪反对外国商人抵达通商口岸。后来，在内地也逐渐采用这一政策来反对传
教，结果经常引起严重的外交纠纷。这种政策反映了知识界的两种基本信
念：第一种信念是每当唤起老百姓反对外国人时（老百姓常常受到中国官员
的挑唆），外国人便害怕老百姓，所以可以利用老百姓的情绪来制服洋人。
③第二种信念是，老百姓是忠君爱国的，喜欢成群结队行动，鲁莽而又易于
受人挑唆，因此可以利用他们反对外国人。④
而且，可以用计谋使外国人互相对立。这叫做“以夷制夷”之策。早在
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人已经发挥了“天子守在四夷”的思想。这一概念很容
①
易导致以夷制夷的思想。 自西汉开始，当中国最初卷入亚洲腹地时，学者
们理论上的议论和对外关系的实际行动都证明“以夷制夷”政策的重要性。
鸦片战争时期，这一思想又被提了出来。林则徐大力主张，除英国外，允许
所有其他外国与中国通商，作为制服英国的方法。战争期间，阮元建议利用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25 页。
③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80 第4 页。徐继畬：《松龛先
生全集》，卷1 第36 页。
① 萧令裕： 《粤东市舶论》，第2 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再补编第九帙。
② 《史料旬刊》，第36 期第340 页。《清代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34 第22 页。
③ 徐继畲：《松龛先生全集》，卷1 第31—32 页。
④ 王尔敏：《耆英外交》，载《大陆杂志》，卷30 第10 期 （1965 年）第330—333 页。
① 雷海宗：《古代中国的外交》，载《社会科学》，卷3 第1 期 （1941 年）第1 — 4页。夏燮：《中西纪
事》，卷1 第19 页。李鸿章：《李文忠公朋僚函稿》，卷10 第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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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去钳制英国，但被清帝国的谈判代表伊里布所反对。在战争之后的讨论
中，魏源建议中国在陆地上应与俄国结盟，以威胁英属印度，甚至威胁越南、
缅甸和尼泊尔，在海上则应与法国和美国结盟，以形成对英国的联合攻势。
直到后来耆英在广州主持对外事务时，人们才起来反对这种政策。反对派所
依据的论点有两个。第一，虽然中国自古以来就利用“以夷制夷”的政策，
但中国本身必须真正强大起来才能使这种政策生效。在目前情况下，美国和
法国远离中国，中国没有力量控制它们。其次，即使美国和法国帮助中国，
也不能保证它们会得胜。而且如果它们得胜，那时中国会面临更大的控制问
题。②
在这个时期的“以夷制夷”政策中，并没有设法去影响远方的欧美诸国
的企图。中国官员和文人学者还没有如此远大的抱负。这种政策的目标只是
那些来到中国的英、美和法国的官员和商人。它打算利用与中国通商的诱
饵，使各该国互相倾轧、敌对、甚至开火。这种政策所凭借的是中国给予各
方面以通商的有利条件。显而易见，1840年的政策同1870年以后在强权政
治和帝国主义竞争的世界中李鸿章与张之洞提倡的“以夷制夷”政策是十分
不同的。在“用商制夷”、“用民制夷”和“以夷制夷”这三种政策中，最
后一种具有最深远的影响。
误会和惰性
因为中国和西方的迎面相遇在广义上是一种文化冲突，所以毫不奇怪，
对于这种新情况的反应便引起了许多误会和措置失宜。两个著名例子是英国
1793年派遣马戛尔尼勋爵赴华和1816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赴华。中国人不
真正了解英国的国力或国威，他们单方面强调需要按照清帝国藩属制度的繁
琐礼仪行事，强迫外国人接受中国的规格。因而他们丧失了两次与英国建立
正式的双边外交关系的机会。根据藩属制度，中国强迫外国人仅仅在广州保
持贸易往来，这种政策终于使中国人自食其果。
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误会显然出于西方人的形貌。西方人的外貌本身是使
人感到惊奇的原因：白皮肤、红头发、蓝色而深陷的眼睛、高鼻子、络腮胡
子、高个子和穿着紧身衣服。所有这些事物引起了奇怪的反应，导致误会，
这在鸦片战争期间留下了许多记载。这个时期的一个文人汪仲洋写了一首诗
来描述他的印象。他描写的英国人有着鹰钩鼻子、猫眼睛、红色的络腮胡子
和头发，他们的长腿不能弯屈，因而他们不能奔跑和跳跃。他们碧绿的眼睛
①
畏怯阳光，甚至在中午不敢睁开。 两江总督裕谦在几个地方明确地描述英
② 《清代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1 第21—22 页；卷24 第36—37 页。魏源：《海国图志》，卷2
第1 页。王尔敏：《耆英外交》。
① 阿英编：《鸦片战争文学集》，第19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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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国人不能弯屈腰身和两腿，所以他们如果挨打，便会立即倒下。应该承认，
有少数士绅怀疑这些流行的观点。例如，文人萧令裕根据他亲眼所见提出了
反证——外国人能够敏捷地跋山涉水。包世臣凭常识判断：英国人既然生长
在陆地，因此他不能接受常人之见，以为英国人一旦离船上岸，就不能有任
①
何作为。尽管如此，中国人和西方人相貌的差别，的确在中国人心目中引
起了误解。
中国和外界的关系是从通商开始的。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外国人需要
大量丝、茶和大黄这类中国产品。因为对于情况的认识肤浅，中国部分文人
作了一些被人们坚决相信、广泛传播和互相添枝加叶的颇为荒诞的结论。人
们广泛知道外国人需要茶叶和大黄，外国人进口这两种产品也是很明显的。
鸦片战争期间许多人深深地相信，外国需要的茶叶和大黄是如此之多，如果
切断供应，他们就会变成瞎子和易患肠胃病。虽然有些开明士大夫如战后的
广东巡抚黄恩彤和魏源就指出，外国人需要中国的茶叶是因为茶叶味道臻于
②
极致，而不涉及人身的生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