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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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知识界和实业界
在十九到二十世纪之交，由于文人的活动和作用都有所改变，上层社会
所包括的范围自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一个西化的知识界正在产生。它麇集在几个通商口岸，比起旧式文人来
他们与农民的接触更少。最初的代表人物之一王韬（1828—1897年），他的
个人命运深受国家动荡、文人日益贫困、太平军失败、洋人和传教士广泛地
出入于中国的影响，也同样深受他自己的学术经历的影响，他因而成了一个
①
完全以写作为生的报人。 另外一些人名气虽然不如他，但都在亦步亦趋地
效法他，例如赴美留学生团中的邝其照，他于1886年创办了广州的第一家
报纸。
有些受过更正统教育的文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例如梁启超和他的友
人麦孟华、汪康年即是。他们在中日战争之后放弃了传统的职业而致力于宣
传新思想。一些较早受过教育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例如严
复，他是福州船政学掌的第一期毕业生，后来发现自己的真正才能是译注西
① 这对买办来说尤其如此，参见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172—173、221 页。不过，在普通
商人和官方的帮办人员中也有这种情形，参见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9—930 页。
① 关于王韬的传记，参见保罗·科恩：《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关于严复的传记，见施瓦茨：《严复与西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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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哲学。国内新式学堂的教师和毕业生到国外留学者日渐增多，尤其是在
1905年废除科举使仕途阻塞之后更是如此。许多传统的文人都进师范学校再
②
学习，而且不少人出国留学。大城市也开始有象律师和医生这样的自由职
业者。然而，许多新知识分子还不得不靠为数不多的薪金过活，既无名望又
无权势。
新知识界包括的社会类型，是旧中国以前所没有的，最突出的是职业政
治活动家和革命家。孙中山就是著名的例子。不过，他年青时的国外经历使
他对中国社会不甚了了；他对中国社会的了解只是通过另一代文人，而这些
人所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去反对传统。除了唐才常、邹容和黄兴这些英雄人物
以外，还有许多也曾留学国外的人，他们从事鼓动工作和散发秘密传单，过
③
着危险的生活，并且同自己的家庭决裂。 与旧式文人学士不同，他们决心
摒弃传统，而不是去维护它。
1895年之后，许多中上层文人虽未完全放弃追求学问，但也开始参与现
代经济活动。他们不仅进行投资，而且也开办和经营各种企业。借助于这一
新的社会阶层，工商业变成了令人尊敬的、受到重视的行业。陈璧、沈云沛、
①
陆润庠和张謇等人都是进士出身，又都办工厂。 曾任皇帝师傅的孙家鼐和
② ③
翁同龢，分别安排一子和一侄孙 经商。大多数早期经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洋
务专家，都凭仗自己的才能 （如盛宣怀和严信厚），利用政府的购货、官僚
④
的庇护以及国家的资金来自办企业。 正在服官的人也愿意携带子弟和亲友
走这条道路。袁世凯的幕僚周学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种情况后来发展
到不再局限于通商口岸。在内地最富饶的省份也是如此，甚至某些县城的某
个体致官吏也许就会开办一家砖瓦厂。1912年江苏省拥有工人二十五名以上
的工厂共三百八十六家，其中二百六十三家就是在上海以外；九十五家有限
公司中的五十一家也把总公司设在上海以外。⑤
商人、文人巨子和官僚开始联合起来开办新式资本主义企业。在商人
中，买办的唯我独尊的地位开始动摇。这时洋员也进一步熟悉了中国的习
惯，洋行亦越来越想绕过买办直接同对方打交道，从而排除了对买办的需
要。随着中西贸易的倍蓰增加，中国雇员在洋行的作用和地位逐渐降低。他
② 参见杨懋春：《中国社会结构的历史研究》，第296—315 页。
③ 参见兰金：《1902—1911 年上海和浙江的激进知识分子》。此书叙述了长江下游的革命派。关于湖南的
革命派，见周锡瑞：《湖南湖北的辛亥革命》，第46—65 页。
①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6、928、934—943 页。
②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927 页。
③ 江苏省行政公署实业司：《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5 篇第52、55、58 页。
④ 邵循正： 《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关系问题》，载《北京市历史学会第一第二届年会论文选辑》，
第258—280 页。
⑤ 数字是根据《江苏省实业行政报告书》第3 篇第2—51 页和第5 篇第39、69 页上所开列的名字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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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丧失了权力的基础，变成了单纯的执行代理人。1899年日本三井株式会社
首先取消买办职位；1907年横滨正金银行继起效法。越来越多的买办都在利
用从洋行所得的利润开办独立的中国企业。相反，那些独立的商人或“民族
资本家”，却经常向外国人借贷，或把工厂卖给外国人。私人企业或资本同
官办企业的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许多官办企业经营的资本中较大的一部
分是私商投资的。而且一位官员投资于官办企业，能说这与投资于私人企业
不同而认为他不是资本家吗（见第八章）？官僚是从来不把国家利益和个人
利益分得一清二楚的，他们的态度多半取决于这项事业经营的结果。如果经
营失败，他们就把自己的失败转嫁于其他股东，而不是自己去偿还政府贷
款；如果有红利可分（在1900至1911年期间经常分红），官僚们总是认为
他们投了资，利润都应归己。最后，甚至在经营方面，由于官僚们越来越多
地亲自插手而不是托付给商人管理，官方企业就更象私人企业了，因为私人
企业也能得到一部分官僚资产和官方扶助。利用官方势力的企业的特点是规
模大，而不是经营的性质。毫无疑问，官僚们与新的经济活动更有力的结合，
促成了资本主义的大规模发展。
在二十世纪之初，从传统的上流社会还产生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这个
社会阶层无以名之，但是当时文献提到的“绅商”几乎都是指它。绅商既可
指官员和文士，也可指商人，这是两个不同的并列范畴，同时又不同于“民”
和“官”。不过这种称呼越来越罕见了。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
集团，那就是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
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
类。我们可以将它译作“商业绅士”。诚然，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参与商业，
但是，必须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理解“商业家”，他们包括从事贸易、银行、
工业和各种企业的人，不过他们都具有资本主义的特征。还必须记住，这个
术语用于许多不同的场合。其中有象中过进士并在政府中任过不同官职的沈
曾植之类的人。他挂名领薪、写书、大收其地租，弄到大量钱财；他还投资
于银行和铁路。另一方面，也有象黄佐卿这样的人，他通过各种工商业经营
而取得势力，并且一心一意想取得官衔。
经营商业的绅士是新绅士阶层当中的多数人，是它最活跃、最有影响的
部分；新绅士阶层用在义和团时期促成组织“东南互保”以及在1901年以
后鼓动和支持朝廷进行维新运动的行动来显示它这个集体的存在。但是，很
难认为这两类人是完全一样的。当时的人们把山西钱庄老板这类商人视为绅
商，他们尽管大做买卖，却保持着旧传统，甚至他们的经济观点也是这样。
另一方面，虽然其中有些人与工商界没有直接的联系，我们却应当把那些支
持维新的人算作这个现代社会名流集团，而不论他们依然是利用其地位从而
①
获得特权的传统士大夫， 或者是身居城市靠卖文卖字为生的知识分子，甚
① 刘鹗的自传体小说 《老残游记》充分表现了这一特点。此书有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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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或者是军官，总之，都属于这一类人。
这个现代社会精华阶层是否组成了资产阶级呢？毫无疑问，他们具有许
多资产阶级的特点，但是他们仍过多地被传统的经济和社会的形式所束缚，
所以还不能被称为资产阶级。事实上，在1905至1906年以前，资产阶级分
子是同其他阶级的分子混在一起的，我们很难分辨出来。每个人都被家族、
个人和职业关系所缠缚，传统原则与现代原则就在这些关系中发生冲突，但
其程度则随着个人的情况和性情而有所不同。只是在清朝的最后五年，真正
的资产阶级才开始出现，那是一批现代的或半现代的实业家、商人、金融家
和大工业家：他们被物质利益、共同的政治要求、集体命运感、共同的思想
②
和与众不同的日常习惯等等联系在一起。 中国资产阶级的特点终于形成
了，这是与帝国主义列强和洋人的来临相对抗的结果。从1905至1911年中
国企业的全部资本增加了两倍，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资产阶级就开始反对
政府的无能，抨击政府不提供保护。在地方事件、立宪运动和恢复国权的斗
争中，他们都采取反政府的立场。他们非常热烈地支持民族主义，要求参与
管理租界、海关和制订关税；他们还组织抵制洋货、建立商团以反对外国的
控制。
然而，作为一个阶级，资产阶级仅在上海和广州才有，天津、汉口和其
他大商埠只有一些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存在，以自豪的口吻自
①
称为“企业家”。但是，当时的人们是很少这样看待他们的。他们很少独
自行动而往往成为附属品，依附于他们从中脱颖而出的现代上流社会的巨大
主体。
新的社会制度
某些制度是同特权阶级内部的变化有联系的。明清两代的官员一般都聘
请本阶级的同僚为私人顾问 （幕友），尤其在刑名和钱粮方面。到了清末这
个旧规又满足了新的要求。各省高级官员为个人设立了文武兼顾的幕府，以
承担镇压太平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一些新出现的任务。如马建忠、薛福成
等第一批洋务专家就在幕府中一起共事，一部分新兴的工商业家如盛宣怀、
②
政治活动家如唐绍仪也在这种地方初露头角。不过，曾国藩、李鸿章 或张
之洞在提拔这类人或罗致其他公认的专家方面所采取的下一个步骤，则是任
命他们为委员来负责一项特殊的新工作。另外一个办法则是按照清代行政的
传统，设置非法定的署或局。象管理兵工生产、厘金和工厂企业等的许多新
机构都称为局，总是以非法定的官员即委员负责主持。唐廷枢和容闳就曾担
② 关于狭义地分析资产阶级，见贝尔热：《中国的资产阶级与辛亥革命》，第2—54 页。
① 张謇：《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3 第20 页。
② 弗尔索姆的《晚清时期的幕府制》主要介绍了曾、李两人的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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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过这种职务。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幕府，以及后来扩大应用的局和
委员体制，多少为行政干才提供了活动天地，也成了沟通旧文人学者和新专
家的主要渠道。幕府这种非正规的组织是由通晓各省情况的人以及由对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