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第10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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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问题上愈来愈容易遭到攻击，因为它的1910年军事预算几乎是1905年的
八倍。外债正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
正象第八章指出的那样，虽然对外债的普遍愤怒情绪常常是别有用心
① 陈志让：《袁世凯》，第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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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恢复利权的运动仍是真正的群众运动，那些反对清政府借债的人可能
也反对各省借外债。更重要的是，抗议与其说是反对借款，倒不如说是反对
缔结借款协定的方式。例如，对许多议员来说，骨子里面的问题是没有与他
们商量。这就是问题的中心。清政府一切主动行动的共同特点就是自行其
是。1911年的借款并不是清政府缔约借的第一笔外债，但这笔外债正发生在
各反清党派已经不能再忍受政府的不负责任的行为之时。
暴政已在三个不同方面同时表现了出来，一下子触犯了种族意识和爱国
心，触犯了对民主的感情和经济利益。（令人惊奇的是，这三方面的行动等
于是违反了三民主义。）我们在对清朝盖棺论定时，可以从这个角度评价革
命派的作用。人们发现清政权是不够格的，这主要是它自身的错误；但是这
个定论是根据革命派尽了最大的力量制定出来的三民主义作出的。三民主义
并不完全明确和前后一致，有些捍卫它们的人只是口头上效劳，而同时却准
备违反它们；但在1911年，它们是中国出现的最接近于全国一致的事物。
结果，革命派又成了事态发展的中心，因为各个不同集团只赞成三民主义中
这一主义或那一主义，只有革命派赞成其全部内容。因此，他们在最后的反
清大联合的一切派别中，最能够调解利益冲突和把各敌对集团纠合在一起。
他们在立宪主义的改良派中找到了最接近的盟友。
宪友会
对清政府1911年5月行动的最初反应是立宪派作出的。他们有的人自
第一次选举以来一直在酝酿，企图组织一个政党。在请愿运动期间，特别自
梁启超在议员中散发了一份概述应如何管理一个政党的想法的建议后，组织
政党的主张得到了支持。已成为请愿者领袖的直隶省谘议局议员孙洪伊进一
步促进了这个主张。1911年3月，他邀请各省谘议局议长来北京商讨对策，
以便“一、破政府轻视国民之习见，二、动外人尊重我国民之观念，三、充
①
吾民最后自立之方针”。 就是在这种气氛下，立宪派才得知“皇族内阁”
和铁路国有化之事。不到十天，代表十六个省的四十名立宪党人已在北京集
合，名义上是召开第二次谘议局联合会，实际上是组织政党。十六天以后，
在1911年6月4日，宪友会宣告成立。
宪友会旨在统一立宪运动，以迫使政府立即召开国会和组成更有代表性
的内阁。它并不希望推翻政府，而是要扩大它的民众支持的基础。其纲领是
一个妥协纲领；其中的词句，如“尊重君主立宪”，清楚地说明在运动中张
謇这一派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会章中即使有了这样的让步，张謇还是不愿意
① 张朋园：《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第117 页。这一节还取材于张玉法的严谨的研究（见第581 页注①）。
关于社会精英参加革命主要是为了控制革命的论点，见汪荣祖：《江苏省的民众骚乱与辛亥革命》，载《近
代中国》，卷3 第3 期 （1977 年7 月）第321—3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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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虽然他的几个同仁入了会。张謇不但是一个坚定的立宪派，而且是一
个立场稍逊的保皇党人，这是“新绅士”的一个突出例子。在新绅士的身上，
近代主义和传统主义兼备，但两者决不是半斤八两的，其进步主义和保守主
义也是一团混乱，难以分清。具有这类思想的人普遍受到尊敬，因为他们有
能力，为人正直，并且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思想于一身；但正是他们，最
后感到被清朝出卖了。他们成了半心半意的革命派，一方面把革命打扮得十
分体面，但又保证使它成为最低限度的革命。
张謇缓和了立宪派活跃分子的行动，但不能制止他们。象梁启超、孙洪
伊、蒲殿俊 （四川省谘议局议长）、汤化龙（湖北省议长）和谭延辏Вê稀�
省议长和宪友会会长）不但在清政府让步是否充分的问题上，而且在铁路国
有化和外债方案的问题上与张謇发生尖锐的分歧。除了张謇这一派外，立宪
派中各派别对统一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步骤。其中有些人，特别是这个新政党
中较年轻的成员与革命派接触密切。最重要的是，新成立的宪友会已经形成
了一个全国性政治组织的核心。它的总部设在北京，除黑龙江、云南、甘肃
和新疆四省外，各省都设有分支组织，因而比其他组织更能发起和进行协调
的行动。它致力于统一行动的潜力更因其成员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崇高地位而
得到加强。它的措词谨慎的纲领使它能够公开活动。它的领导层继续受到公
众的尊敬并保有合法地位。各分会会长都是各省谘议局的正、副议长，这些
与旧的社会精英一起享有崇高地位的成员还可以声称他们的权力是通过选
举任职而取得的。宪友会中的干部也是省谘议局的或临时的资政院的议员。
他们都受过一些现代教育，同时也有传统的学识。他们有着共同的价值观
念、对待事物的态度以及利益（包括对象铁路那样的近代企业的投资）。到
1911年春末，他们已经一起协同行动至少有一年半了，当他们在6月初回到
本省时，都情绪高涨，准备在国事中大显身手。
同盟会中部总会
清政府采取这些行动的时机对革命派来说几乎没有更合适的了。在1911
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以后，灰心丧气的革命派正在摸索新的策略。内部分裂
折磨着他们已有三年之久，还看不到分裂的尽头。在关键的武汉地区，文学
社和共进会之间的不合作，使它们不可能进行有效的行动。但在政府第一次
颁布铁路国有化命令后的两天，这两个组织便会谈，以寻求减少它们之间竞
争的办法。同盟会的代表试图诱导这次会谈。各派代理人仆仆风尘，来回于
东京、上海、武汉和香港之间，为统一革命运动重新作出努力。6月1日，
这两个湖北集团同意合作。虽然经过三个多月才制订出合作的细节和成立一
个联合指挥部，但主张在华中起义的人士在湖南湖北学生领导下，加强了他
们的努力。
可是，孙中山的支持者依然反对在长江起义的想法，他们认为还需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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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才能发动一次有效的起义。至于孙中山本人，由于他再次周游全球去筹
集资金和要求承诺，所以没有卷进争论。从1910年年中直到1911年2月17
日到达纽约之前，孙中山的足迹遍于檀香山、日本、马来亚和欧洲。湖南、
湖北的活动分子对寻求孙中山一派支持的活动感到厌倦，并以嘲讽的语气谈
论他的“漫游”，他们决定自行其是。沿长江上下，他们把革命组织集合起
来，同时还召集了象湖南的宋教仁 （他曾在1905年协助成立同盟会）等早
期学生运动领袖，象陈其美 （1900—1902年在日本留学，1906年加入同盟
会）等后来的会员，以及更后期的参加者（包括长江下游各省和远至山西省
的人）。1911年的改组从5月到7月取得了势头，最后产生了又一个新的组
织来统一日益蔓延的革命运动。
新组织虽名为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但它的成立却直接违反了同盟会会
章。它无视新分会的领导必须由同盟会最高领导指派以及分会章程须经其母
体组织领导人物批准的规定 （中部总会没有领导人，只一个“临时”的五人
总务会来指导它的活动）；章程中有一条明确规定了集体领导，行动须取得
五人的一致同意；避而不谈“平均地权”，以便团结湖北的各个集团，特别
是共进会。由于华中的一些领导人曾反对孙中山大权独揽的领导，所以这几
①
条表明了他们要独立于孙中山的意志。 中部总会虽然公开表明与同盟会有
关，但它显然保持行动的自由。它在8、9两个月的活动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加强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的关系；制定共同的策略；在长江流域散发革命印
刷品。
宋教仁说服了中部总会领导中的同志们，准备再花两年时间在1913年
发动大起义。一个复杂的计划被制定出来，以保证华中能进行革命；计划以
湖北为行动中心，并往北向陕西、山西，往东向南京、上海，往南向湖南，
往西向四川等地发展。代表们被派往这些地方进行工作。宋教仁等人在上海
总部象发射机关枪似地在报章上发表一篇篇文章。1910年的麻木状态消失
了，使1913年立刻开始变得为期太远了。两个湖北集团一旦成立了联合指
挥部并且安排了分工，要求立刻行动的压力立刻增强了。
四川危机
四川的绅士对清政府5月的行动及时地提出了大量的、但措词谨慎的抗
议。但这些抗议一再被漠然置之。当国有化和外债计划的细节公开后，抗议
变本加厉起来。清廷宣布的偿付条件激怒了四川的投资者，他们有理由认为
提供给他们的偿付条件是有关四省中最不能令人满意的。北京顽固地拒绝谈
① 关于中部总会的章程、会员和宣言，见中华民国开国五十周年文献《武昌首义》，第1 册第2—11 页。
又见冯兆基：《同盟会华中局与武昌起义》，载《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所杂志》，卷7 第2 期（1974 年）
第477—49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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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请愿和集会并不能使省当局转变，相反，它甚至对投资者的相互通信也
进行了干涉。①
②
在这种气氛下，在四川“普遍被称为‘民党’”的宪友会休会，并派
它的领袖们各回本省。四川省谘议局议长蒲殿俊立刻启程回川。在他的领导
下，6月17日在成都一次两千多人的集会上组成了保路同志会。该会很快就
在这个大省的许多地方成立分会，并与从行会、商会直到农会和秘密会社等
等地方集团进行接触。它建议在北京召开“国民大会”，以便“仿照外国的
③
做法”，对政府直接施加压力。 它办了三种报纸。简而言之，它指挥了一
次出色的活动，把广大的民众团结在开始时是完全和平的和比较温和的抗议
之中。
北京丝毫不为所动。它的不妥协的态度可以用一句话为代表，即如果北
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各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
④
遵行”。 北京靠诏令而不是通过协商或妥协进行统治的决心促使保路同志
会采取更为激进的步骤。冲突逐步升级，最后铁路投资者在9月1日作出了
抗税的决定。对抗再也不能避免了。
因此，在1911年夏季，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席卷四川。运动逐渐集中
在清政府的专横和外国的渗透方面。领导人是新绅士，特别是省议员。北京
曾经乐观地希望四川省谘议局动员上层阶级支持政府的政策，但谘议局不但
没有这样做，反而成了战斗的中心。它的一百二十七名议员属于上层阶级（三
十五名有高级功名，另外七十四名有低级功名），相当年轻（平均年龄约四
十二岁），具有积极的改革思想。只有四人已知为同盟会会员，但可能还有
其他人倾向于革命，许多人是梁启超的追随者。其中不少人有商业投资，他
们不但在商业活动方面，而且在地方事务的一般管理方面与商人合作（铁路
公司的十三名董事中，有七人是蒲殿俊的亲密合伙人）。这些有事业心的年
轻绅士这时与商人、学生一起要求在政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便利用谘议局
作为他们的活动舞台。北京严厉地警告说，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