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者的风范-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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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时代，有“南陈北李”之说。其实，陈独秀、李大钊当时才三、四十岁。放在今天，乃是青年教授。他们之所以身孚众望，无非一是“铁肩担道义”，二是“妙手著文章”。试看如今之域中，与五四时代狂飚突进的气氛恰恰相反，犬儒之气太重，可谓“文章妙手多，道义铁肩少”。告别革命，躲避崇高，著书都为稻粱谋，则比较时髦。而王李二位，仍在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学不作媚时语，良心不泯天理声，并厉言谴责插标卖首、俯仰随人、阿谀取容、自诬卖友、见利忘义等诸种世象，这就使人如闻黄钟大吕，感到卓尔不群。他们关注学术文化的发展，更关注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再造，无论对陈寅恪人品文品的推重，还是勉力于顾准精神的薪火相传，都着眼于此。其实，他们都已年逾古稀。其心境，无非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二十世纪已近尾声。人们称这个时段为世纪末。每个世纪都有开头和结尾。可怕的不是进入历法规定的世纪末，而是一个民族，特别是作为其灵魂的知识分子，沉缅于世纪末心态之中。南王北李，之所以在学界赢得敬重，就是他们不惜以老迈之躯，砥柱中流，与世纪末的颓风抗争。这种精神，正如王元化先生钟爱的一幅对联：呕血心事无成败，拔地苍松有远声。
当时与王元化先生还没见过面，和李慎之先生也不熟。只是参加《顾准文集》讨论会，和钱竞等聊起来，感到思想界没有带头的高人不行。王元化先生在上海学界中青年中颇有人望，李慎之先生在北京中青年学者中也颇受尊敬，于是和高先生讨论，模仿五四时代“南陈北李”的说法，提出“南王北李”。这个说法，王李二先生都不赞成。尤其是王先生，认为我们提问题是着眼于立场。这倒是实情。但我在知识界遇见不少中青年朋友，对这种说法却有共鸣。于是，“南王北李”的说法在一定范围内传开了。
后来，我因为编《顾准日记》和《顾准寻思录》，到上海拜访了王元化先生，交谈数次，有一次长谈了半天，受益匪浅。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最突出的感受是，王先生的反思非常彻底，不管是马恩列斯，还是毛泽东、鲁迅，他都要一一重新思考。他做事也不含含糊糊。我第一次见他，正赶上庆祝香港回归。电视台要采访他，请他发表感想，他说，不要采访我，这件事上我谈不出新的见解，而应景的话我是不说的。他还告诉我，八十年代他刚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时候，主管意识形态的某中央领导对巴金在香港报纸发表随笔反思文革很不高兴，就通过上海市委让他出面做工作，换掉巴金的上海市作协主席职务。他对市委书记说，你们代表市委作决定，我服从，但让我先提出报告，我不能干。王元化先生顶住了，巴老的作协主席也就没有换掉。八十年代，有这么一批有风骨的人走上领导岗位，才使得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次中兴景象。
李慎之先生原先有约法三章，不给报纸开专栏，不接受记者采访。邢小群访问他的右派经历，他一开始也不同意，后来看了邢小群对别人的采访，同意谈一上午，整理出来，又不同意发表。湖北的《今日名流》想发，我又找他商量，他才答应破一次例。原先，他每年只写三篇文章。一九九七年出访德国期间中风一次，医治及时，恢复得不错，从此加快了写作速度。很多思想界有影响有突破的书，都找他作序。他住协和医院的时候，我请他为《顾准日记》作序，知道他写作的态度极其认真，先读原书，作卡片摘录，然后打草稿。他说，我写一篇文章，要用半个月。他在一九九八年，还为《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不再沉默》《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以及未出版的《生活在真实中》中译本等作了序。这些序文，和他发表的其他言论，为九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回归奠定了思想座标。所以一经发表，备受思想理论界的关注。本来，他希望更老一辈的自由主义者出来带头说话，未能如愿。这个头，只好由他自己带了。
朱厚泽先生在胡耀邦当总书记时曾任中宣部长，虽然时间很短，但他提出的“三宽”至今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拜访他时，他幽默地说：我现在是东张西望，看一些书；东游西逛，有时间到各地转一转；人家叫我说，我就东拉西扯。最近北大百年校庆。大学是什么，大学应当是不断冒出思想火花的地方。路甬祥在《自然辩证法通讯》上写了一篇文章，说科学发展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好奇心。没有自由思想的空间，还搞什么学术？只注释经典，就成了经学。没有多样化，世界就不成为世界。多样化是世界的本源，单一才是制造出来的。所以，我主张对不同的意见宽容一点，对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宽厚一点，把环境搞得宽松一点。完全钢性的东西不耐冲击，无论自然还是社会，冲击都是随时可能发生的，保持一点柔性，保持一点弹性，有利于抗冲击，有利于社会的发展。三宽也不是我一个人提出来的，大家都在讲，我不过讲得集中一点。理论是理论家的创造，文艺是文艺家的创造，党和政府无非是创造一个好的环境，让他们创造，替代是不行的，也不是当裁判官。项南生前参加十五大，原先中顾委的那些老将军还谈到赞成三宽。朱厚泽先生还从生态意识的认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的角度来深化这个基本思想。他说，世界上许多事物，并不是可以简单地按照人的图纸，冲压、锻压、“引进”、“装配”得到的。它只能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培育、发育、萌发、成长出来。结构与功能是一对很重要的哲学范畴，过去限制在自然辩证法里，其实在社会领域、思维领域，也是很重要的范畴。现在人们喜欢说调整结构，但结构不完全是调整出来的。它是发育出来的。你真想得到她吗？那就着力营造她所赖以萌发生长的环境吧。自然生态如此，社会生态、学术生态、文化生态也如此。科学是自由思想开出的花朵，技术的不断进步则是市场经济竞争强化的产物。这并不妨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科学可以是绞刑架前自由思想的花朵；而技术的飞跃进步，不是市场而是战场、不是竞争而是战争强迫推动的产物。你真想让科学发达、技术不断进步，那就着力营造自由开放的学术生态和社会文化环境吧，那就切实推进平等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吧。否则，即令是花大本钱引进最新技术，也落不了土，扎不下根，难免不枯萎老化。世界不能用科学概括一切，除了科学理性还要有人文精神。作为人的精神生活，不能光有科学，还要有艺术。宗教也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表达，但人文精神不只是宗教，还有艺术、文学。在古代，艺术和科学与物质生产是相分离、相对立的，大部人从事劳苦的作业，才能腾出一部分人从事艺术和科学。这就决定了只有官方才能享受、占有艺术和科学，所以中国古代不提倡创造的艺术，只提倡工艺、提倡匠心。这也是我们文化传统的一种缺失。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是多元、开放、和谐。多元是对一元说的，开放是对封闭说的，和谐是对斗争说的。这里既有人际的和谐，社会的和谐，也有人与自然的和谐。不要再搞一个吃掉一个。什么人定胜天，不要轻信这些豪言壮语，我们都轻信过。什么叫科学？科学是对真理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探索。它始终处在不断地实践、检验、批判之中，扬弃旧的，发现新的，永无终止，永无止息。信仰则是人们对自然的心灵仰慕，对人生的感情寄托；对恶性循环的扬弃，对善的虔诚；是善良的人们一种内心的追求和一种感情的寄托。多年来，我们在对待科学和信仰的问题上，却反其道而行之。把科学变成了信仰，既不存疑，又不检验，提倡“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甚至公开宣扬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同时，我们又用科学去对待别人的信仰，批判别人的信仰“不科学”。这么一来，既毁坏了科学，堵塞了自己通向真理的道路；又毁坏了别人善良、虔诚的内心信仰，两样东西都给毁坏了。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一元的专横的政治环境中进入社会的，是在目的论哲学的氛围中开始思考问题的，思想深处一直是受意图伦理支配的。朱先生提出的生态意识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一剂良药。
萧乾先生驾鹤西去不久，温济泽先生也与世长辞。温济泽先生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人。我认识温老时，他已年逾八旬。我对温老的了解，是先读其书，后识其人。其书，就是温济泽等著的《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为王实味平反，是温老晚年完成的一件功在千秋的大事。王实味的平反，其意义十分重大。因为王实味不只是一起孤立的个人冤案，而是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遭遇革命的缩影。王实味到延安，本来是为了追求真理，献身理想，但他从延安也看到了与革命理想相悖的现象：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于是在整风中提出批评意见，因此被打成托派分子、反党小集团的头子，整风从此转入滥整无辜知识分子的“抢救运动”。一九四八年，王实味在晋绥竟被处死。曾经担任过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成员的李维汉老，晚年反思一生的经历，感到他在主持中央研究院期间发生王实味冤案未能澄清，是莫大的遗憾，于是在临终前托咐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温济泽完成此愿。温老接受李老的嘱托，与其他人不懈努力，终于在九十年代初通过有关部门，推倒了强加在王实味身上的污蔑不实之词。使王实味的精神遗产，得以泽被后人。同时推动中国思想界反思的触角，向四十年代延伸。
我和温老只见过数面。最后一次见他，是一九九年三月四日。当时，戴煌等十位首都著名知识分子披露郑州冤案的长文刚刚发表，有一家杂志邀我访问几位知名学者，请他们就此事发表感想。温老和李锐先生都曾关注过这起令人发指的案子，他们又是近邻。于是我电话联系去采访他们。进了温老家，却看见他已躺在床上，讲话十分吃力。夫人钱老师说，早上接电话时还很好，刚才犯的病。没想到，这就是温老最后一次接受采访，这篇采访录，成为他公开发表的最后言论。四天后，温老就住进了医院。三月十六日，温老逝世。
三月二十九日，在八宝山举行遗体告别，参加的人来自四面八方，排成长长的行列，挽联很多，在告别室外挂得满满的。印象较深的有：“九九八一难，留下真言，精选文集，广修传记，烈士精神永垂世；两个二十年，追回逝水，平反大案，不停笔耕，火山爆发逊于斯。”（李锐）“少年始报国，不屈不移不淫大丈夫，历经劫难终无悔，鞠躬尽粹；老耄仍磨砺，至诚至善至爱真君子，著写春秋亦自由，瞑目方休。”（郑仲兵）“写自然科学文章，写社会科学文章，黄卷苇编，孜孜全在求真理；为本身沉冤翻案，为他人沉冤翻案，丹心鹤发，苦苦无非要自由。”（郑惠）“言传身教，春风化雨，门墙桃李万千树；口播笔耕，鞠躬尽瘁，高山松柏八五秋”。（北京广播学院）这些挽联，概括了他的经历、人品和人缘。从他的自传中，可以知道反右的时候，他不忍心把无辜的下级打成右派，自己却被打成了右派。八十年代，他不赞成粗暴地批判不同的学术见解，自己却被推入自由化的行例。他虽然革命一生，但心肠不那么硬，人情味比较重，所以在官场上难以修成正果。温老去世之后，我在一个朋友家里遇到旅美女学者杨瑞。无意间提起温济泽的名字，便引起她的诸多感慨。她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早期学生。她对温老的印象就是：领导干部中居然还有这么通情达理，不打官腔的好人。
所幸的是，温老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在出版社编辑的帮助下，完成了一本题为《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口述自传。我妻子邢小群三、四年前采访过温老，请他回忆过生平往事，知道温老这几年的思想变化。前几年，温老回忆五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一些事情时，涉及到一些在世的或去世的要人时，还有所顾忌，嘱咐邢小群发表时一定要删掉某些人的姓名。但在这本口述自传中，他已打消顾虑。比如涉及到胡乔木，他既谈到胡对他的同情帮助，也不讳言他们之间晚年的分歧。我亲耳听到他在《百年潮》杂志的一次座谈会上说起写作的心情：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