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9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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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不具备的特点。例如，我讲经济法，常常引一些有关管理的知识，指出因为管理不当，可以造成违规、违法的后果，如不少合同的违约，就是管理不经意而导致的；又如讲工业产权，关于设计、关于实用审美，我可以得心应手地讲一点美学知识；在市场营销、管理课中，我的辅导，既有法的严肃性，又有文化底蕴和美学知识的趣味性，使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内容有血有肉，妙趣横生，如此等等。经常是，我的课堂活跃，笑声不断。这就使我的辅导课，知识贯通，各门课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又不脱离实际，学起来轻松愉快。还有，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所见所闻和亲身体验，有时作为引言，有时撒为花絮，有时充当笑料，有时化作添加剂，为我的课程补充了有益的资料，使我的课堂泛波澜、生光彩，具有魅力而吸引学生。成人教育，学生有工学矛盾问题，但也以工学矛盾作护身符，不高兴就不来。在我上课时，这一点表现得并不突出，出勤率常在百分九十五以上。顺便说，我发现，学员们一旦知道我的经历，而对我更加尊敬和爱戴，师生之间一下子拉成零距离。特别是“被耽误”的高中老三届，他们中的许多人与我同病相怜，很理解那段社会、那段人生，很快接受了我。因此，后来文教系统议论对于我不能当老师的说法，是太不了解文革、也太不了解我的经历和为人。
　　我不但给电大讲课，还经常接受社会邀请，为别的院校讲课；不但给在校生讲课，还给政府机关、社会上的工商企业、社会上办的职称晋级考前培训班等讲课。讲课的内容除培训班按规定课程内容主要讲经济法之外，我还讲市场学、企业管理、经济形势，还有农业产业化、经济美学等。
　　在我看来，作为一个教员，不仅要注意传授知识，而且特别要注意对学生进行非智力——主要是伦理、道德、情性、行为、思维——教育。我认为，同知识教育相比，非智力教育应该是第一位的，起着动力和挂帅的作用。我觉得，既要解决学生想学、为什么学的问题，也要解决学生能学、会学等怎么学、如何提高能力的问题；不仅要提高和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而且要进一步教育他们端正心态、学会做人、学会运用知识进行科学的、创造性的思维，提高工作质量，为社会做出新的贡献。因此，我在课堂上绝不仅仅进行知识教育，而是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地随时进行各种不同的非知识教育，密切联系实际和我自己的经验教训，启发、诱导、激励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注意帮助他们认识和克服前进中的困难，训练积极的人生观、世界观，热爱生活、热爱工作。我要求学生做到的，我一定先做到。例如，我要求学生要认真细致，我自己在檫黑板时也注意做到这一点。我要求学生不要迟到、早退，我自己一定提前到达教室，上好上满课时。因故迟到，便主动作自我批评。我告诉学生，成功的公式是：
　　成功＝明确的目标＋积极的心态＋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时间安排＋不懈地努力
　　所谓明确的目标，就是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达到何种标准，尽量有具体的要求；所谓积极的心态，就是认为我行，我是这块料，我是适合做这样事业的人，我具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条件和能力；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讲究适合自己特点、习惯和能力的方法，是自己不断摸索和总结的方法，不盲目模仿别人，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所谓科学的时间安排，就是根据自己的精力、爱好和能力，安排学习和工作；所谓不懈地努力，就是朝着自己的既定目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阻力，都要有决战决胜的斗志和毅力，既要经受住成功的考验，永远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又要能够经得起失败的打击，甚至毁灭性打击，百折不挠，直至实现自己的目标。我特别注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励学生的爱国之志，为人民服务之志。只有把自己的志愿融化在报效祖国、报效人民的宏伟大志之中，才能有无穷的动力，才能充满激情和耐力，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既要有雄心大志，敢于藐视困难，又要着眼于细部，十分重视困难。要从小事做起，不要做那种“小事看不来，大事不会做”的人。要学会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不能事无巨细，胡子眉毛一起抓，有重点，有中心，学会弹钢琴，等等。
　　这些，就是我在教学中注意贯穿始终的问题。我还特别重视对学生学习方法、思维方法的训练，启发学生养成良好的思维习惯，不是“授其鱼”，而是“授其渔”。
　　气可鼓，不可泄。我总是注意从自己的体验的角度，激励学生有奋斗就有回报，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特别是参加全国性考试。我总是告诫学员，信心、意志、毅力和耐力，这些心态是取得成功的首要条件。我经常向学生宣讲两句格言是：
　　人努力，任何时候为时未晚。
　　人能做到的，经过努力，我也能做到，甚至要做的更好。
　　由于我注意课程的德与智、知与行、内容和形式的统一、教与学的关联，并注意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注重教学效果，处处对学生负责，使学生感到老师对他们诚心诚意、全心全意。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的努力，学生报以颂词。他们有困难，愿意找我出主意；有想法，乐于与我交流。电大学生遍天下，出门的时候，每每有学生主动同我相认，饶有兴趣地描绘听我讲课或指导毕业作业的感受。有时漫步在街上，突然一位女士，亲切叫我老师，同我叙一叙我的教学给她留下的美好印象；有时逛商店，售货员上来介绍她是我的学生，一边给我讲解货品，一边唠起我的教学；有时在银行的柜台前，接待我的男士，问我记不记得他是我的学生，忆起早早地去坐在前排，好听我的课；有时在火车上、公共汽车上，或者公园里，甚至在外省某地……这是一些不连贯而零碎的回忆片段，却常常给我惊喜，令我十分欣慰。
　　我在教学上顺利地打开了局面，赢得了社会的好评。但我的作品出版却颇费周折，这是回忆的辛酸之笔，触动我曾经受伤的神经，令人揪心。我愿意看书、教书，也特别憧憬效法别人写文章、写书、出文章、出书。我爱想问题，也愿意不停地舞动笔竿，有一个写作的好习惯。在我看来，人生最有意义的是留下可以为人注目的诗文。1982年2月12日，我在给张文鸣的《共勉诗》中，道出了我的这个观点：
　　华光积滞话前贤，人生难得中年闲。
　　高皇陵寝堪寂寞，唯有诗文胜时间。
　　从牛棚出来，我常常试着写点东西，例如诗歌、电影评论、科幻小说什么的。写文章，历来难于发表，倒不是我写不出好诗文来，而是以我的情状，出版者不敢发。
　　一次，几个好友集会议论我目前手头拮据，大家你一言，他一语，给我献策，认为赚稿费是条路径。在省科委主办的《科学时代》杂志当编辑的徐唯果表示愿意助我一臂之力。他，是张文鸣的朋友，与我们同龄。为人豪爽，一身正气，思想解放，助人为乐，不信邪恶，认为我可以先写点科幻之类作品，并许诺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于是，我于1982年春节期间，写了一篇科幻小说《太阳岛上的女尸》。写的是，根据水深压强增大的原理，制成自动救人落水装置，用了个笔名，送给徐唯果。徐高度评价了它，决定采用。稿子按照程序下到印刷厂付印。也是我不该走这条路，一向耍官僚的编辑部一位负责人，竟想看看本期清样，称赞这篇科幻小说写得不错。豁达无羁的唯果，把我的交代丢在脑后，兴奋地说走了嘴：“你知道这是谁写的？”
　　“不知道。”
　　“范正美。”唯果以为这位领导不明白，又补充了一句：“就是那个范正美。写的不错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位负责人当时未置可否，但他不久就下令将我的稿子撤下来。理由很简单：有的是稿子，何必要用这个人的稿子，担惊受怕的。
　　其实，老徐是对的，我堂堂正正地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言论出版权。但在我们中国，长期人治形成的政治观念，总有一些领导人附会政治，根据他自己的揣测和理解，并把它奉为一种政策，就那么毫无法律、政策根据，信口开河地取消了某些人的某种政治权利。这是文革刚刚结束之际，清查严酷性制造的政治空气，人们余悸未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便成了一种通病。徐唯果觉得不便申辩。后悔的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因为要再坚持说点什么，人家就要问“你跟范到底是什么关系”，把事情弄得复杂起来，以致于自己弄成一身不是。
　　我很钦佩也很感激徐的为人。其实，我和徐只是萍水相逢，他只不过是听张文鸣夸我，想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帮我一把而已。未曾想，办事缺点儿心计而遗憾。以后见着我，深表愧疚。
　　我口头上对徐说没什么，但这件事本身给我的心灵打击却如雷击一般。当时的痛切，至今回忆起来，犹感振颤、寒栗。如果我连用笔名都不能发表文章，岂不是自己的特长和进路完全被掐断了。瞻念前途，潸然泪下。心中的苦楚和愤懑向谁诉啊？我对命运说：不，愈挫愈奋，我决不气馁。穷思极想，计从心来：我必须更加用心学习法律、运用宪法申诉自己的基本权利、保护自己。我反复学习宪法，坚信那位编辑部负责人的做法是极其粗暴、极其错误的。
　　吸取这次教训，以后我通过朋友汪世英、校友郑力华等，分别以笔名薛林、郑梅发表了电影评论和几篇科技小稿。
　　入电大之后，胸中有法，但处事更加缜密。我想，作为人民教师，应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和作为教师的基本权利。从而，我在教学过程中，特别重视抓紧时间进行写作，开展科研工作。在此，要特别提到的是（我在以后还要进一步叙述），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坚持给我出第一本书的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编辑张希玉先生。
　　有鉴于此，试探着来。始在1985年，我担任省电大商业物价课程的责任教师，出版复习材料署以笔名；进而在我主编《经济法400案例析》第一版时，在序言里写明我是主编，作为一种试探；继而在该书再版时，根据张希玉的提议，署上我的实名，纵观各方面反应。正如张希玉所预见的“依法办事”“啥事没有”。我深深抒了口长气。此后，我的作品就都署上了我的实名。
　　顺利推进的教学，勤于动脑，大大催生了我的学术成果问世。我的学术活动来源于两个推力：一是密切结合教学需要；二是根据自己的爱好。概括起来，我在三个方面发展。
　　一是力攻经济美学。应该说，这契机是姜振寰发起的。姜振寰是哈师院物理系我们同级1966届毕业生。在文革造反、炮轰时，姜都是积极分子，同我要好。80年代，他读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是我力促的结果。当时他要报考核物理，我觉得不如自然辩证法好。在哈工大自然辩证法硕士研究生读完之后，他被留在哈工大任教，并从事技术史研究。他经常来我家看我，同我探讨一些人生、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新观点、新见解、新动向。
　　1984年春节前后，他到我家看我，谈到写作问题。建议我著书立说，我则认为不必着急，还要再补充一些新鲜基础知识。他说，宝贵时光都过去了，还不着急。议论中，我们有感于我国商品，只讲实用，而且，实用性的观念也比较守旧、功能单一，从审美角度考虑不够，特别是出口商品，包装粗糙，每年损失数以亿计，论及西方商品，给人一种美感，令人可爱。于是，我们商议共同写一本技术美学经济学方面的新书。后来他因有新著，希望我个人完成。我在收集资料中发现，技术美学经济学难以概括有关实用产品的美学经济学问题，于是提出写实用美学经济学，并以此命书名，苦战四年，于1987年出版了专著。此后，我参编了姜振寰、吴明泰、王海山、康荣平主编的《技术学辞典》的编撰工作，撰写了技术美学绝大部分词条，1990年以后，参编翁世盛主编的《20世纪社会科学新学科》（中央电大教材）一书，我撰写了美学等两章。以后。我陆续发表了《从发展中认识产品质量》、《现代美学发展的历史回顾》、《关于现代商品认识及我国有关对策的思考》、《产品使用价值二重性分析及其应用》、《运用商品流行周期及其紊乱规律，搞好产品开发》等相关论文。这些著述，观点一新，成一家之言。在这些论著中，表达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