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6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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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但在教育战线上修正主义路线的流毒远不止于此，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山下乡、工农兵上大学、“五七道路”、开门办学、考试制度、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人阶级领导学校等问题上，也都存在着尖锐的斗争，需要我们努力作战。
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回潮……
要反对教育革命的促退派……
12月28日，《人民日报》全文将其转载，另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赞扬黄帅“敢于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开火”，提出“要注意抓现实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各地报刊及电台、电视台也以自己的方式予以广泛宣传报道。国务院科教组同时用电话通知各省、市、自治区教育行政部门，要求组织学校教师认真学习。
有鉴于此，黑龙江省教育厅，还通过鸡西教育局抓出了一个“黄帅式”的小学生——张××。他们向我以及省委抓文教的书记王一伦推荐这位小朋友。
这位小朋友，也是一位女生，与黄帅一样，也有过反对师道尊严的历史，所不同的是，她能背诵毛泽东一至四卷。我对她与教师的行为深信不疑，但对她能背诵毛选却心生疑窦。我想，毛选四卷涉及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外交以及伦理道德等各方面知识，其中有些文句比较难记难读，一个小学生不但读了下来，而且竟然都能背诵，不敢贸然附和。于是我建议省教育厅厅长邴玉书调来看看，邴玉书似乎理解我的意思，照我的意见把这位小同学调来省教育厅，由王一伦、我和邴玉书等人当面进行了考察。结果证明我们想错了。后来我觉得，一个领导干部固然必须具有一般老百性的寻常见解，又要相信“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能绝对化。
1973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就十大筹备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安排。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批孔问题。7月4日，毛泽东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又一次谈到批孔。他说：
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
过了不长时间，社会上流传着毛泽东的这样一首诗：
劝君莫骂秦始皇，
焚书之事待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
孔丘名高实枇糠。
百代数行秦政制，
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
莫将子厚返文王。
8月7日、8月13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和《两汉时代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先验论的斗争》两文。此后中央报刊，京、津、沪、粤、鄂、鲁等全国有名的文史哲刊物，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大量的有关儒法斗争的文章。其中除杨荣国外，对我影响最大的大块文章还有：
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发表的署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儒家和儒家反动思想》；
1973年9月15日，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的文章《论尊儒反法》：“儒家和法家的斗争，是守旧和革新、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孔子“竭力鼓吹‘兴灭国、继绝世'，要求一切都按奴隶主贵族的’周公之典'办事。”“彻底批判尊儒反法思想，是思想领域内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斗争。”
1973年9月17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大、清华大批判组的文章《秦始皇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
1973年9月24日，《文汇报》发表的陈新的文章《这是一场革命——评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9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唐哓文的文章《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
9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施丁的文章《“焚书坑儒”辩》，同日，《北京日报》发表的北京师大轻矢的文章《焚书坑儒是对反动派的革命专政》；
1973年《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署名文章《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背景下，全国教育界开展了大批尊儒反法运动。
就在教育界方兴未艾的大批尊儒反法运动期间，一波未息，一波又起，在河南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马振扶事件”。国务院科教组以此为契机，发动了“反右倾回潮”运动。
所谓马振扶事件是这样的：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初二（一）班十五岁的女学生张玉勤，在考英语时交了白卷，她在卷子背面写道：“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D，也能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因而遭到学校当局的严厉批评，孩子感到压力大，心怀委屈而投河自尽。这事被《人民日报》记者发现后，在《人民日报》作了重点报道。认为这一事件是右倾回潮的典型反映。197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以1974年5号文件的形式发出通知，转发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情况简报。通知说：
现将中央负责同志派谢静宜、迟群两同志去河南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现场的初步调查报告发给你们。请河南省委认真复核、严肃处理这一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进行复辟的严重后果，并迅速将处理结果上报。各地也应注意检查你处有无类似的情况。
通知下去，从中小学到大专院校，反对修正主义回潮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各地先后抓起了这方面的典型。就在这种背景下，哈师院于1973年暑假，组织一部分工农兵学员搞勤工俭学，其中一部分数学系学员由食堂管理科安排他们修菜窖。其中一个同学因菜窖塌方，被压在下面，经抢救无效死亡。一些工农兵学员写信给省文教办，认为这是一起严重事件，要求严肃处理。马振扶问题之后，投书者调子更高。1974年省文教办责成我去调查。他们认为此事棘手，左了右了都不好办。当时文教办负责教育的是我和杨辉。杨负责高教工作，此人是文革前的老处长，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他管高校却建议让我去。我想“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是什么问题就是什么问题，有什么可怕的。于是我怀着这样的目的和宗旨，毅然决然带了两名同志，前去哈师院进行调研。经过反复深入地调查，我们认定这是一起偶然事故。事前学校和具体组织这项劳动的部门，曾一再强调安全问题，并为此而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事故发生之后，学校主动与家长取得了联系，并请家长来校，妥善处理了后事，家长表示理解，毫无追求学校责任之意，对后事处理也表示满意。事情弄清楚之后，我们向省文教办和省委如实写了报告，结束了这件状事。那些想挑起事端的人，因为我们实事求是的报告及其结论，也难再打开新的开关。哈师院原来与我持不同观点的个别领导曾担心我，可能利用这件事整他们一下，以便为自己出出气。我对那位告诉我这种情况的人说：
“他们总是以小人之肠来测度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毛主席培养出来的新干部！”
这件事使我体会到，一个人只要处以公心，什么事情就好办了，用不着前怕狼后怕虎的。我心怀坦荡，在别人觉得不得了的事，在我这里却是那样寻常自然，用不着担惊害怕。这一点我将在后面谈到逆境生活这一章时予以详述。
1973年秋，省委在全省开展基本路线教育，派我带领工作组到黑龙江大学去搞试点。工作队的领导成员是我亲自从几个高校调请的学校副职，他们当中有哈师院的李群、哈医大的王志真、教育厅的军代表王新民、电工学院的嵇华等，我的直接上司是苏民和王一论。主要意图是通过深入批林批孔，进行基本路线教育，强化黑大领导班子。
我们来到黑大，师生反映最多最大的问题是党委书记白汝瑗利用权势让女儿走后门入学以及由此产生的他领导无力（说话不硬、办事不决断）的问题。
当时，上大学要经过招生办统一录取。白汝瑗的女儿利用其父在黑大当党委书记之便，到黑大外语系学习，由于白汝瑗为自己开了这个方便之门，又有其他领导干部的孩子走后门入学。我们工作组了解到，白汝瑗在黑大工作肯努力，“三个正确对待（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解决得比较好，在黑大有一定威信，是个好同志，仅仅因为自己女儿走后门，自感腰杆不硬，说话不仗义，工作缺乏力度。在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在招生中走后门意见很大。白要在黑大恢复威信，就必须解决他的走后门问题。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东风与我便。这就是，1974年1月18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南京大学政治系哲学专业工农兵学员钟志民不听为官的父母之命，不担走后门之名，要求退伍、退学的报道，并且加了“编者按”，加以宣扬。于是我和工作组成员商量，一方面发动群众贴大字报敦促白汝瑗；另一方面由我亲自找他们父女俩谈话，让他们学钟志民，走自己申请退学的道路。
由于有中央典型引路的强大舆论，我们又采取两面夹击的办法，白汝瑗迫于形势的压力，同意女儿走自己申请退学的路子。大概是1974年1月下旬，白的女儿写出大字报，表示“自愿退学”、“决不走后门”。于是我建议省委抓住白汝瑗这个典型，登报予以表扬，支持白汝瑗工作。当时省委领导很快接受了我的这个建议，在黑龙江日报上头版头条报道，并加了“编者按”。应该说，我当时对待白汝瑗的态度是真诚的，帮他变被动为主动，更好地工作，做一个党的好干部。如前所述，当时群众对领导干部孩子走后门入学十分不满，我对他们父女的谈话是摆事实讲道理的，希望他们以党的利益为重，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为自己的利益损害了党的威信，也不要因此损害了自己的声誉。白汝瑗这么做了之后，也因此很快在黑大取得了群众谅解，在群众大会上受到了群众真心地欢呼。白汝瑗自己几次对大家说，放下了包袱，从此可以理直气壮的讲话、抓工作了。
然而，正当全国反走后门雷厉风行之时，中央以紧急文件的形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一个批示，来了个急刹车，批评在批林批孔中反走后门的做法是错误的：
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反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从后门来的不见得都是坏人。
听了毛泽东的这个批示，当时我好长时间想不通。说实话，我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向来是百依百顺的，总觉得毛主席高瞻远瞩，说出了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上所无的话语。但这一次，我却另有想法，对他有一种人老智褪的感觉。毛泽东在我思想上屹于泰山的地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毛泽东一心想批林批孔不走偏方向，我理解。然而，我认为，长期以来在领导干部身上存在的特权思想，这时因官复位而来的走后门问题，群众大有意见，应该予以积极解决。人才择与同干部弄权是两个问题。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只是从人才好坏的或然性来看待招生、参军走后门问题，而未着眼于干部利用特权谋私致使党风败坏的高度，提出解决的途径，令我吃惊。当时，我们工作组的许多成员也与我有同感。人们对于毛泽东的批示有许多近似公开的如此强烈的非议在我知道的这还是第一次。我当时认定，走后门问题是干部利用特权破坏正常纪律和合法程序，与党的传统格格不入，这个问题不解决，党风问题就留下一个难以治愈的创面。以后的事实证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与后来不正之风的进一步恶性膨胀，不能说没有联系。
毋庸赘述，白汝瑗等孩子上学也就恢复了原状。后来在揭批“四人帮”期间，我的上述做法，竟然被列为我反对黑大党委的一条罪状，令我啼笑皆非。
1973年高考张铁生批评考试之后，社会上出现对张的反批评，特别是高校的很多教师对此意见很大。为了回敬高校教师的责难，毛远新在辽宁搞了一次考教授的做法，一时转化为一种风暴。
我们进黑大不久，即1973年12月30日以后，首先在北京，继而在上海、天津等地，分别对高校教师进行了“突然袭击”式考试。据国务院科教组通报，北京市科教组参加突然袭击考试的613名教授、副教授，及格的仅53名，二百名交了白卷，还有两所学校全部是零分。之后，这些地方的主考者便组织参加考试的教授、副教授座谈，让他们即席发言，承认张铁生的看法言之有理：突然袭击式的考试并不能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水平。进而宣传教育要革命，考试要改革，不要把文革前的教育、考试都搬回来。要反对当前的“右倾回潮”。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