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4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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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国全省文化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每一个造反派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要注意有人利用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要警惕有人把革命小将重新打成反革命。
这些话传到潘复生的耳朵里，便打电话找师院革委会主任穆国兴。我在前面说过，穆国兴是哈师院原党委宣传部长，在文革初期就和我们站在一起。潘复生先是找师院革委会全体成员到一○九座谈，不问他们有什么想法和意见，而是批评师院革委会“动摇”，并暗示是受了我的影响，当他们提出对省革委6？7、6？9、6？21的意见之后，潘复生认为师院革委会是搞折中，所以，对话未取得什么成果。潘复生又找穆国兴个别谈话，要穆做我的工作，教我不要看错了形势，不要骄傲。穆提请潘注意听取小将意见，他的话是有道理的。潘认为省革委会没有过错，当然也可能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但整体上没什么问题。他说：
“范正美还是年轻，在关键时候心慈手软。你要多做做他的工作。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要犯错误。”
对于潘的谈话，我们哈师院造反团进行了反复、认真地学习和讨论。认为事情的性质在6？5事件后发生了变化。6月5日前，炮轰派有错误，是矛盾的主要方面；6？5事件之后，省革委会采取高压，连续发动三次武斗。这是严重错误，应该指出并帮助加以解决。但是，大家认为，我还是应该尽力说服潘汪，争取让他们主动调整政策，由被动争取主动，并建议我给他们担担子。促使我进一步鼓起勇气做潘复生工作的是当时全国引为震动的一件事。
6月7日，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作出了《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提出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革委会的全体成员，必须带头学好毛主席著作，必须牢记毛主席关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导，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生活上都要实现革命化，处处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坚决反对特殊化，坚决反对一切脱离群众的作风。为此，他们具体规定了十条：
一是禁止给革委会的成员歌功颂德，禁止贴恭维革委会成员的大字报和大字标语；
二是未经集体讨论，革委会的成员不能代表革委会到处讲话；
三是革委会成员出发或参加的群众集会不要迎送；
四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参加体力劳动；
五是革委会成员不得以个人名义赠礼受礼；
六是革委会成员的名字，一般不登报；
七是革委会成员要艰苦朴素，不准铺张浪费。因私事不准乘坐公家汽车；
八是革委会成员要拿出一定时间，亲自接待群众来访，亲自处理人民来信；
九是革委会成员要经常到群众中去，以甘当小学生的态度，召开调查会、座谈会，听取意见和批评；
十是革委会要拿出一定时间进行小整风。
为此，《红旗》杂志发表《防止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评论员文章，高度评价了这件事。提出：
摆在各级革命委员会面前的问题是，坚持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争取和团结群众和干部的大多数，深入批判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造成的恶劣影响，完成本地区、本部门的斗批改，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6月26日，《人民日报》在转发上海革委会《坚决学习和贯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认真转变作风的若干规定〉》的文件的同时，转发了《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评论，还配发了编者按。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各级革委会，各级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面临严峻考验。
对于这些文章，我认认真真、反反复复进行了学习，联系自己思想工作实际和黑龙江省的当前情况，颇受震动，对前一段工作失误，有一种切肤之痛的感觉，极大地激励我要向潘复生进一步做工作的决心。我曾经试图通过学习山东的经验，推动省革委联系实际，考虑自己的问题。然而，潘复生压根儿瞧不起山东。
7月12日下午，我从师院回来，再次找潘复生谈心。潘复生说：“我们个人不用谈了，你好好准备一下，明天你向全体常委谈谈，再听听常委大家的意见。”
于是潘复生约定第二天即开会听取我的意见。我回到办公室，先找宋振业。宋建议我再找全体群众代表开个会，争取大家的支持。于是，当天晚上，我把当时在革委会的全体群众代表，他们是聂士荣、韩潮、孙宝生、刘雪峰、宋振业等，找到我的办公室，我把我的想法向大家作了介绍，他们异口同声地表示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并表示完全支持我。这使我和宋振业大受鼓舞。第二天一上班，全体常委一个不少地参加了会议。潘复生说明会议议程，要我发言。我说：
“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来，特别是在潘汪首长的领导下，抓革命促生产，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对此必须充分肯定。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4月份出现炮轰派问题以来，我们在对待炮轰派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实际上是我们省革委会如何对待群众的问题。我觉得逐步发生了一些偏差。应该指出，炮轰派对待省革委会的根本态度是错误的，是政治性的，方向性的，必须严肃指出，教育他们承认错误。应该充分肯定，在这方面，省革委会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我们毕竟应该承认，炮轰派还是造反派、左派犯的错误，或者说是犯错误的群众。对于他们的缺点错误也应该相信他们会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逐步加以改正的。6？5事件之后，我们支持捍联总对军工、建工夺权，对他们采取高压，以致于矛盾激化，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这就不能不检查我们的方针政策是不是有问题。我觉得近来发生的”6？9夺权“、”6？21夺权“，省革委会直接指挥捍联总，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同时，联系鸡西、电机校等一些问题，我认为我们在对待群众问题上是有错误的，这个错误是带有方向性的。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如果搞过了头，就会搞到自己头上。应该说，我们对于炮轰派的这些错误，我个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对此，我愿意为省革委会承担责任。因此，我建议常委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在对待炮轰派问题上，调整一下我们的方针、政策。我再一次说，对此我愿意以我个人的名义来承担责任。”
我说完以后，宋振业马上表态，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的发言代表我们两人共同的看法。
在我们俩发言以后，潘复生是这样把听取我的意见的会议变成批判我们两人的会议的。他说：
“范正美同志讲完了他的意见，现在请常委们发表自己的意见，请常委们来帮助帮助他。”
首先是军队代表一个个发言，中间是各个干部代表讲话，末尾是群众代表一一表态。大家的发言内容如出一辙，用语千篇一律，似乎是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大体分这么四个部分：一是范的意见是错误的，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予以批判。二是范的发言，指出省革委会犯的错误有一个明显的时间界限，那就是4月份以后。4月份以后是什么概念？潘汪当主任、副主任。那就是说，在此之前，因为范正美同志当班长，省革委会的工作都是对的，4月份以后，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对待群众问题上又犯了方向性的错误。这是美化自己，打击潘汪，否定中央批准的省革委会的工作。三是范迎合当前资产阶级的需要，是错误思想在省革委会内部的反映，应该揭露和批判。四是范把自己的想法讲了出来，这很好，我们大家要帮助他认识错误，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滑越远，同时也希望范正美同志应该及早醒悟，以免犯大错误。
常委们发言以后，汪家道把问题上了纲，我看不是我们犯了方向错误，而是范自己犯了方向错误。在他批了一顿之后，潘复生作总结。潘复生首先肯定各位常委的发言，然后把问题提到了哲学、政治学的高度。他说：
“范正美同志看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有问题。毛主席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在当前阶级斗争尖锐复杂的形势下，一定要这样提出问题、看待问题、研究问题。谁反对省革委会这个新生事物呢？只有帝修反和走资派。当前炮轰派是迎合资产阶级二月逆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需要。这是第一。第二、范正美同志的发言，承认炮轰派有错误，省革委会也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这是折衷主义、二元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是由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这里范正美同志没有作阶级分析，这就混淆了大是大非。第三、范正美同志夸大了省革委会工作中的问题，把一个指头同九个指头的关系弄颠倒了。省革委会当然有缺点毛病，但那是一个指头的问题，炮轰派把矛头对准革委会，方向错了，这是根本错误，二者不能相提并论。”
潘复生讲完后，问我和宋振业的意见。在这两天中，我和宋几次交换看法，认为现在是一面倒，他们肯定开过会，商量着对付我们。潘复生过于自信，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要驳他们需要很长时间，况且人家不会和我们理论。所以，暂时不宜和他们辩论。于是我在会上表示：
“我们的发言各位常委不能接受，各位常委的发言也是我们不能接受的。不过，事关大局，我们还是诚恳地希望大家很好地考虑我们两人的意见。”
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整天，我当时有三点没有料到。
其一、万万没有料到常委们故意算了一笔糊涂账，把我当不当班长同现实工作扯在里面，这种故意混淆视听的做法，具有一定的迷惑力，很容易使不明事理的人，简单地从表面上、形式上看问题，把我的善意批评变成我个人的恩怨和对潘汪的人身攻击。常委们根本回避我提出的问题，转移论题，偷换概念，把我个人的任职同潘汪对待炮轰派问题纠缠在一起，并以炮轰派的错误，来否定革委会对待炮轰派的错误。
其二、万万没有料到，原来跟我采取同样看法的其他群众代表，除了宋振业以外，一夜之间全部倒戈，一下子站到潘汪一面，本来是我们全体群众代表的意见，却变成了我个人的看法，很不利于问题的研究和解决。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
其三、万万没有料到，潘汪和常委们只针对我个人讲话，压根儿不提别人有同我看法一致的问题，压根儿不提宋振业的名儿。
这些令我吃惊的情况，使我觉得，必须十分冷静、认真对待。我和宋振业同潘汪以及常委们对问题的看法，在基点上相距甚远，是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闹清楚的。潘汪的自大和偏见，玩弄权术和自以为是，因为常委们发言的一边倒，进一步抹煞了是非的界限，而使他们更加得意，把他们自己封闭和供奉起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百嘴难辩，如果继续申述我们的意见，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但是，这些严重情况，也并没有动摇我的看法，相反却坚定了我一定要把是非搞清的决心。我不相信，在毛主席领导的天下，就没有讲理的地方。
促使我和宋振业更加坚定，还有一个外部原因。这就是在三天常委会散会的当天晚饭后，我和宋振业在上楼时，遇见了《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记者董学章和郑××。当时《解放军报》驻哈记者站就设在我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小办公室里。虽然只有一墙之隔，前一段各忙各的，彼此之间低头不见抬头见，见了面只是彼此点点头也不说什么。这一天，董问我最近忙什么？我没好气地告诉他挨了三天批。他赶忙把我和宋振业让进屋里，细问其故。
董学章听我讲了几句，感到很兴奋。他告诉我们，关于黑龙江省的情况他们早已通过内参报告了中央，群众对处理炮轰派意见很大，特别是6？5事件之后，对炮轰派实行高压，激化矛盾，形势恶化。他对我们敢于挺身而出，指出省革委会这一段错误，表示由衷地高兴和支持。这使我和宋振业喜出望外。我们为自己意外地找到了向毛主席、党中央申达自己意见的渠道而击掌相庆。于是我们向他们述说了我们对潘复生的一些看法，以及前三天找群众代表联合提出意见而遭批判的经过，并请他们尽快向中央反映我们的观点，请求中央采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