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2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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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是少数派。她愤愤地对我说，你这个右倾分子，你知道他们是如何整我们的，你忘了，我说这哪能忘呢，她说我看你忘了，便一边说，一边拣起办公桌上的一个大玻璃烟灰缸，劈面朝我甩过来，不是我躲避得快，我的脑袋准会开瓢。
但是，说实话，在那狂热的年代，我一开始极为谨慎，随着时间的推移，头脑里的弦也逐渐放松了。听着哈尔滨其他大专院校轰轰烈烈的情况，有时也觉得自己的胆子未免太小了，同时想到压力太大，我也驾驭不了，还是随潮流吧。我多次同胡云飞、任万新谈了我的想法。他们很同意我的意见，但也多次说，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最最重要的是把握根本大方向，慢慢引导。我心里打定主意，在违反政策方面，我决不支持、决不怂恿。但也不能螳臂挡车，自寻不快。因而也出现了一些至今还令人不能原谅的事情。每每想起来，自己有不能推卸的历史责任。
首先，在哈师院文革初，我担任造反团头头负责任期间，发生了两起严重事件：党委书记杜若牧、中文系学生王敏自杀。
杜若牧于停职反省之后，感到威信扫地，抬不起头。夫人王××是哈医大一名副书记，天天也在群众的炮火的猛烈攻击之下，两人一个时期以来很少谈话。10月30日，全市造反派在八区体育广场，搞了一次对大专院校联斗走资派大会。我们师院造反团组织杜若牧和李某参加了这次大会。从八区批斗回院之后，又遭了院八八团一顿批判。回家后，杜若牧洗完了脸上、身上的墨水之后，对夫人说：
“看来毛主席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不信任了，要换年轻人了。”说完便走进卧室躺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夫人发现杜若牧吊在便所的水箱下。等抬下来，已经气绝身亡。
情报组的甄裴秀得知消息之后，很快告诉我们几个头头，当时我和杨桂宾、任万新、胡云飞、甄裴秀等人来到操场、杜若牧住屋的不远之处商量，我准备去查看一下。他们几个说，我不宜去，要我留在外面，等他们去看看就可以了。他们回来之后，告诉我：“这是他个人的责任，自绝于党，是一种叛党行为。”我记不清是谁说了一句：“我看这是畏罪自杀！”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问题，不免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处理。听了这句话之后，感到我们没有责任，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当时我们在操场还商量，决定对杜若牧的死，发表文告，宣布他畏罪自杀，并在以后连续开展对他的批判。不久省委下发文件：杜若牧自杀是叛党行为，宣布开除其党籍。
现在回想起来，杜若牧是我们党的一位好同志，12·9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当过冶金部教育司司长、北京钢铁学院党委书记，1955年肃反以后，调到哈师院任党委书记，为教育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正是文革运动，我们搞侮辱人格的斗争，使他一时想不开，感到无地自容的结果，不禁为之心颤，良心感到莫大的自谴。
根据杜若牧死的这次教训，我们决定成立政管室，把所谓黑帮统统集中管起来，这就是哈师院“牛棚”的来历。
王敏是中文系八八团的一名骨干，在当时，执行资产阶级路线比较积极，平时同学们对他也有积怨。在八八团解散以后，他思想不通，串联几个人去北京上访告状，回来的当天，即1967年一月的一个晚上，被中文系开会批判，给他抹了黑脸，受到激烈的批判，加上当场挨了一位与他绝情的女友的一记耳光，自尊心受到莫大的损害。中文系分队长董振山立即报告，得知情况后，我和杨桂宾立即赶到现场，这时会已结束。我和杨桂宾在董振山的陪同下，到宿舍里看望了他。我们再三向他说明，会场上的一些做法，总部是反对的，是绝对不允许的，并又安慰了几句。看到王敏当时的心情已经平静，他还说没关系，可以理解。等我们走后，他要求上一趟厕所，不期一去不回，上吊在厕所的水箱边。这件事，第二天我知道后，只是批评了中文系造反团分队负责人几句，要他们对八八团不要搞过火的斗争，小心整过头整到自己头上。现在想起来，也是我应该接受重重谴责的。
在文革造反初期，中文系教师吴哲夫出走，至今下落不明。人们分析，这位平时不甘受侮的壮士，曾经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挨过批；两派成立不久，虽然造反团并没有把他放在重点，却免不了八八团的继续批判，可能是受不了当时两团的种种苛暴，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而采取了极端措施。想来也是极为痛心的。
还有，我在主持烧黑材料时，当场接受了有人呼喊让整黑材料的各级领导和政治辅导员对着火堆围成一圈跪在地上的要求，而我在那里端着腔，对着麦克风大声地吼道：“让你们对着这些黑材料哭泣吧，让你们的灵魂在革命的烈火面前颤抖吧！”我们当中有些同志，还让有些整黑材料特别厉害的个别人靠近火堆，我也没有极力制止，实在是于理于情不容。此外，在我主持大批判的大会上，给一些被批判的对象，戴高帽，大弯腰，抹黑脸，等等，也都还是发生了。这是我在哈师院运动中，一想起来，就觉得心情难过、为之自谴的一些事情。
还有，在1966年9、10两个月内，社会上刮起一股改名风。许多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卫东、向东、反帝、反修等。我们班常某某，改为常向东，并且联合许多外系的造反派，把哈师院改为哈尔滨工农兵大学，我们总部不以为然，但也跟着叫，直到中央关于师院的文件下发以后，才又改了回来。
但是，哈师院师生可以作证：在那个时期，我保持着高度的理智，除了属于那个时代的一般之外，并没有塞进我个人的什么私货，这也是我可以告慰我的家人、告白于天下的。
第三章 弄潮峰巅
从基本道理而言，人们的知识不可能是完整的，既然不能一次全部发现真理，那么我们的一切知识就只能是试验性的，假定的东西。
——［英］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某种信念的形成，一旦成为人们的行动准则，那么，人们就以信念所确立的原则去寻找解决现实问题的道路。
——［英］佚名哲人
维系社会有几样原则和制度，一旦这些原则和制度动摇，那么社会的动乱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拾。毛泽东凭着自己的政治信念和创新理论，以自己的崇高威信以及驾驭群众运动的丰富经验和大智大勇，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进行一场反修防修的伟大革命，因其对立者始则跟随，继则压制，再而撤退，进行得很顺利，情由事出，势必利导，不得不打碎他和他的战友共同建立起来的党的系统和国家机器。不过，因为没有事先确定的设计也并没有经过必要的程序，启用新的并可靠的形式来代替它们，进而建立起一种真正具有反修防变的政治机制，而是紧紧依靠自己的理论思维和群众运动的创造性推动，带有实验和探索的特点，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风险性。1967年一月掀起的全国性的夺权运动，正是这样一种历史特点。这时候的我，思维进入了一种亢奋又多少带有茫然的状态，前行的方向和做法，一面拼着命似地紧跟并贯彻毛泽东的最新指示，一面也因为怕犯错误，不得不竭力在自己学过的知识体系、政治理想中寻找，凭着自己的政治良心，开始了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读者将再一次地看到我的文革轨迹在这一时段的显著特点。正是在这种外部情势和自我状态之下，我在文革的新的风暴中，被推进了旋涡之巅，并因此成为黑龙江省的头面人物。
在上海掀起“一月风暴”之后，毛泽东及时总结了上海的经验，按照当时的做法，通过“两报一刊”，发出了一道道最新指令。他指出上海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在当时强有力的舆论的推动下，全国迅速卷起了向各级党政机关夺权的风暴，令国人激励、世界震惊。
让我们循着历史的轨迹，将回忆的线索拉回到当时黑龙江省，特别是哈尔滨的境况。
同上海这座古老城市的情况大不同，黑龙江省的主要城市，基本上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新城市，除了省会哈尔滨市有几十年城史以外，齐齐哈尔市、牡丹江市、佳木斯市等，虽然也可以推算出令人起敬的久远的历史，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历史大镇治的概念。这些城市总体规模不大，当时的哈尔滨市也还不到100万人口，齐、牡、佳多说，也就是二、三十万而已。不过，黑龙江省是一个资源大省，还有一支林业工人队伍、煤矿工人队伍和新兴的石油工人队伍，分布在各个林区、矿区以及大庆油区。所以，黑龙江省的文革主要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省会哈尔滨市。应该说，当时，哈尔滨虽然大的工商企业不少，但主要是“一五”期间建设起来的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此外还有一支庞大的铁路工人队伍，地方国营工厂工人队伍。因为管理体制的关系，这些中直企业和军事工业企业同地方联系不那么紧密，再加上传统的条条控制极严，所以，企业运动不与地方联系，加之企业运动本来就差一个节气。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哈尔滨市，聚集着14所大学，它们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黑龙江商学院、哈尔滨电工学院、东北农学院、东北林学院、黑龙江工学院、黑龙江大学、哈尔滨师范学院、哈尔滨医科大学、哈尔滨中医学院、哈尔滨外语专科学校、哈尔滨体育学院。其中，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是名扬海内外的国字号大学，特别是哈军工，高干子弟云集。哈军工在文革前鲜为人知，在市面上也很少见到它们的学员，偶尔见到的三三两两准尉军官路过，令人肃然起敬，对他们投以钦羡的目光，也未必想到他们就是哈军工的学生；而文革期间却亮开神秘的面纱，大露峥嵘，虽然没有焕发红光的肩章，俊男美女，一个个英姿勃发，经常列队出现在街头，为世人大开眼界，引以为国人的骄傲，原来哈尔滨竟藏龙卧虎，有着如此之多的精英，他们多么可敬、可爱。如前所述，文革之初，他们冲锋在前，对于哈尔滨市的学生运动起了煽风点火、示范带头的作用，使哈尔滨的学生运动起来得迅猛异常，气势磅礴，并且很快步入正轨，大大推动了整个运动，也使其运动的主流控制在学生造反派手里。1967年1月，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对哈师院造反团的肯定，又进一步促使哈尔滨的文革运动以学生运动为中心。
我在第二章里已经交待过，由哈尔滨14所大专院校造反派成立的哈尔滨大专院校红色造反团总部，一开始由哈军工的一名高干子弟担任负责人，中央要求干部子弟退出各派群众组织之后，由哈工大陈造反负责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到1966年12月末、1967年1月初，由黑大的张连科接任，直到省里夺权。我作为哈师院造反团头头，只参加总部召开的重要会议，一般会议由我们派出的甄裴秀担任联络员，并作为哈师院红色造反团总部的院校代表成员，参加日常办公会议。这个大专总部在实际上成为当时哈尔滨运动的领导者和学生运动中心。
学生运动或者说知识分子运动，从来成不了大事。他们虽然先知、先觉、先动，但毕竟只是社会文化系统，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文化附着部分，与支撑社会大厦的物质生产和民众物质生活无直接联系。因此，只有他们同社会大众、特别是同工农生产主力军相结合，才能动摇社会的根基，形成牵动社会全局的运动，促成社会的变革。所以，中国有句成语：“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其道理就在这里。到了1966年12月，全国经济主义大泛滥，并且出现了各种反对造反派的群众组织的的大联合。在哈尔滨，就是我在前面说的“红旗军”、“战备军”、“荣复军”同八八团、赤卫队的社会联合。因此，客观形势要求并推动学生运动必须同工农运动相结合。应该说，在前期，各个大专院校的造反派，就我个人的而言，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很不了解哈尔滨全局的经济结构和企业布局，不敢到工人、农民中去，怕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妨碍大局，而承担违反《十六条》的罪名。所以周恩来认为哈尔滨的学生运动好、纯洁，恐怕与这一点不无关系。二是对当时运动的走向拿不准，怕走过了头，犯错误而身败名裂，也就是说，对于运动走向全社会，没有心理和思想上的准备。不过，到了这时，看到运动越来越向社会扩张，我们才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