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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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于7月18日回到北京，第二天会见刘少奇说：“回到北京后，感到很难过，冷冷清清，有些学校大门都关起来了，甚至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此后，毛泽东派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到学校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
7月21日，陈伯达派人慰问被关押的蒯大富。
7月22、23日，陈伯达、江青两下北大，在北大师生辩论会上，明确表示“对于六？一八事件（指北大工作组把学生批判学校领导干部的过火行为定为反革命事件）说成反革命事件是不对的，错误的。”江青并且大声疾呼：“我们都站在你们革命派一边”，“谁不革命谁就走开”。
7月25日，毛泽东在有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说：“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以来做了不少好事”。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应当‘统统逐驱之’。”
7月25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再次到北大，在东操场上，江青指出：工作组前一段以“反干扰”为名，“推行镇压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实。
7月26日，毛泽东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再一次指出，“全国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并下令撤消工作组。
7月28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到清华搞调查，支持反工作组，问候蒯大富。当晚，举行了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的北京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会议。
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央存在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至此完全公开化了。
在哈师院，我们同八八团的对立，实际上就是我们造反团同学院党委的主要领导人的对立，同刘少奇、邓小平的对立。到一月夺权之前，八八团秉承其上面的旨意始终没有放弃把我们打成“反革命”、“右派”的方针。他们一直把矛头对准造反派，寻找我们的缺点和错误，抓住一点，夸大其词，企图一棍子把我们置于死地。人们可以设想，如果按照所谓反干扰主张搞下去，全国又是一场抓“反革命”、“右派”的大抓捕；如果这样的话，我不敢想象那时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
研讨文革历史必须讲这50天（在哈师院是20余天）。有人讲文革历史宜粗不宜细，不敢说是想回避这一段他自己的是是非非。
因为两个司令部或明或暗的较量，才演成了基层文革运动的反反复复。
由此可见，文革按照以上两种逻辑在发展。让我们再回到哈师院，谈谈我们学院初期的两派斗争。
我们和八八团争雄的第一回合，是如何对待省委的8·16通知。
黑龙江省委于1966年8月16日，根据学生对省委7？18大会的批判，向全省发出通知，要求全省人民展开大讨论、大辩论：“省委是不是革命的？”这个通知的设计者是根据这样一个三段论设计的：
共产党是革命的（大前提）
黑龙江省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小前提）
所以，黑龙江省委是革命的（结论）
显然，这个通知，藏着明眼人一看便知的目的，那就是试图通过这一讨论，让人们得出省委是革命的结论，这样，就会煽动不明真相的工人、农民，起来否定革命学生运动，否定红卫兵对省委错误的批判，否定进一步揭发省委错误，因而，这样的结果，就可以达到既捂盖子，又否定红卫兵革命的双重目的。后来，我们得知，这个做法，曾经在南方某省取得成效，黑龙江省委以为是灵丹妙药，便拿了过来，殊不知此一时彼一时，黑龙江省的学生并没有静观事变，等着工农来围攻自己。而是当通知一发下来，就组织起来予以坚决抵制。我们造反团总部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8·16通知是个大阴谋，必然引起群众斗群众，必须彻底揭穿，要求省委立即收回，以免造成黑龙江的混乱。并派人同市总部一起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要求省委收回成命。同时也派出自己的成员，到省委院内接待去省委的工人，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八八团的同志们，却采取与我们完全相反的做法。他们认为，省委这个举动好得很，要求省委不要收回这个“革命通知”，并且还派人到工厂去做工人工作，要工人们到省委去表态，说省委是革命的。一些工人，在八八团的蛊惑下，跑到省委去以后，见到红色造反团的说明，认为他们这样做，既离开生产岗位，又压制了革命学生运动，违背了《十六条》的规定。于是，纷纷表示，省委这个通知是错误的。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主要看它是不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因此，省委是不是革命的，根本用不着讨论，省委只有通过实践，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在文革中是不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而是不是革命的。
由于学生和工人的共同努力，省委很快收回了成命。显然，这一回合，使八八团丢了面子。我们对八八团的同志讲，其实，并非我们比你们八八团的人聪明，而是因为八八团要听上面的话、不能独立思考的缘故。所以，我们造反团在一篇评论中指出，革命师生向来不盲从。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对任何事情都要问个为什么，都要经过自己头脑的周密思考，想一想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绝对不应提倡盲从，绝对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后来八八团的一些同志在回忆这件事情时，不无感慨地说，我们团成立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没有办好，出师失利，这对我们的士气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人们第一次看到，文革前，省委的话说一不二，可以说是点石成金；如今，在这场新的革命面前，她的话并不足以左右人们的观点。置言之，省委的意见不再起决定作用了。省委的威信第一次在世人面前动摇了。人们发现，省委是不是革命的，不是用形式逻辑可以讨论解决得了的，也不是说，过去是革命的，现在就必定是革命的。文革是一场考验。对省委如此，对一般人更是如此了，以后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脖子上。这就是说，省委的这个通知，弄巧成拙，不但再一次使省委陷于被动，而且教育了广大群众，特别是哈尔滨的广大产业工人群众。应该说，哈尔滨的大企业，是在“一五”计划期间建设起来的，例如三大动力（锅炉厂、汽轮机厂、电机厂）、一、二工具厂、量具刃具厂等，是156项工程之一，工人整体素质高，队伍整齐，不容易为小市民干扰，这在当时条件下，使得后来直到一月风暴时的哈尔滨的工人文革运动，比较好地步入毛泽东的轨道，与省委初期的几个部署，连连被击败，使广大工人群众很快倒向造反派一边，是很有关系的。
我们同八八团争雄的第二个回合，是在当时应该把斗争矛头指向什么。
如前所述，在解放后的中国，人们言行的是非标准，归根结底，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这已经成为铁的定律。按照当时党中央、毛主席及《十六条》的规定，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一斗二批三改”。在当时，一个群众组织，应该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不能打横炮，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群众；只有坚持这个大方向，才能团结广大群众，得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支持。当时，我们同八八团在这方面争雄又是在两个方面展开的：
第一个方面是斗不斗走资派。揭批走资派是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是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能不能变色，不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也不在于国内被打倒的阶级敌人的反扑和破坏，而在于执政党的共产党内部的当权派，是不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历史的逻辑是，八八团是党委通过自己的亲信搞起来的，他的头头当然就不能真正起来揭批党内的走资派，这与八八团内广大成员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是有矛盾的。应该说，八八团的头头也是拥护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的。但是，他们处于两难境地，他们怕揭批走资派，而失去领导支持，丢了生存之地；不揭批走资派，又丢了大方向，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和《十六条》。因此，我们造反团认为，坚持揭批走资派这个大方向，就是瓦解八八团的生存基础，使八八团处于不利地位，把群众争取到我们造反团这边来。无论社会上刮什么风，我们始终牢牢地抓住这一条，当时叫做“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
8月23日，我们造反团在学院大操场召开了誓师大会，集中揭发批判我院党委书记杜若牧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及镇压群众、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归纳起来，关于所谓反毛泽东思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有这么几点：
1、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群众学毛著。比如林彪说：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他却说，“不能什么都搞绝对化了，立竿见影，有时立竿就见不到影，阴天就见不到影。”针对号召掀起学习毛著高潮，他说，“学习毛著不能过杠”，“知识分子要学马列著作，不能只看老三篇”，“不能笼统地提毛泽东思想进课堂”，“学习毛著要提倡‘三自’：自选时间、自定内容、自愿结合”。如此等等。
2、反对政治挂帅。例如，他说“政治压倒一切，但不能事事都让路”，“政治挂帅，好比元帅升帐，两厢侍候”；在经济困难时期，总务处很费劲地搞到了煤，他说，能搞到煤，什么手段都可以，要求院党委“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3、美化现代修正主义，吹捧赫鲁晓夫。例如，他说“赫鲁晓夫访美成功，真是我们伟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自然科学教学中，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和非辩证唯物主义之分，自然科学不能以反修为纲”，等等。
4、推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干部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捧上了天。这主要指杜自己抛出来的14个人，以及他委任几个有历史干部的问题。应该说，这是杜原初没想到的。既然他们是不该批判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么重用他们就是错误的，自己把他们抛将出来，岂非“不打自招”，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5、反对教改，抵制党的教育方针，推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把学院办成了资产阶级的学校。这方面，揭发的问题，一是鼓吹智育第一，轻视德育，反对学生参加劳动和下乡办学。以强调教学质量为名，“培养目标是普通劳动者是错误的”，等等。
二是排挤工农干部，排挤工农学生。比如，他对原在数学系任总支书记的一位被排挤的工农干部说，“你还是到农村去吧，这儿尽知识分子、教授，你吃不开。”还有，他把一大批工农子弟，撵出学院大门。有一位农民出身的廖某女生，从外地来，在会上声泪俱下，控诉他们当时被排挤出校门的痛苦境况，激起与会者莫大的愤慨。
揭批杜若牧镇压群众，极力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这么几条：
1、横加阻止运动转入本单位。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之后，我们政治系给系里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党委办请示他，说运动已经转入本单位，他很不高兴，反驳说，“这是你的理解！”6月3日，杜急急忙忙召开党员大会，选出了以他为首的校党委，试图把自己装进“红色保险箱”，他在工作报告中，转移斗争大方向，说“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维护学校旧秩序”，“在学校里的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某些学科内称王称霸”，而只字未提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派。当晚，借各系声讨陆平之机，他和其他院领导进行游说，企图压制各系。6月4日，省委开会，提出运动转入本单位，杜参加了，但回来后，只字未露，以后有人提醒他，他借口没时间而拒不传达，并指使心腹，在历史系、中文系向“八大怪”和中文系的一位领导开火，妄图转移运动的主攻方向。
2、脱离岗位，逃避文化大革命。6月4日，杜听到北京大学改组，陆平、宋硕、彭佩云被撤销一切职务后，一股急火，得了“牙痛”，竟以院党委名义与哈医大党委联系，在6月7日强行住进医大二院。
3、欺上瞒下，策划6？18报告。所谓6？18报告是指杜若牧于头一天回学院，让副院长陆某，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所作的一个不到25分钟的“动员报告”，只字不提引火烧身和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