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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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国民经济是指一国范围内各生产部门、流通部门和其他部门所构成的相互关系的总称。我想，说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应该有这样十大硬标志：一是产业凋敝，企业倒闭或开工不足，恶性事故不断，劳动保险得不到保障，大批工人失业，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人心浮躁，民不聊生，城乡居民流离失所，到处需要救济，遍地乞丐；二是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在国内外负债累累，重要产业投资短少，基本建设停工、下马；三是国家资源失控、破坏严重，官商勾结，国有财产化公为私，国有资产严重流失，集体经济瓦解，民族工商业萎缩；四是产业结构严重失衡，农业、重化工业、机器制造业、高新技术上不去，社会表面繁荣，消费产品积压、商品滞销，假冒伪劣商品蔓延，物价动荡，两极分化严重，脑体、城乡、地区差别拉大；五是社会治安混乱，坑蒙拐骗肆虐，犯罪率高，拐卖人口和妇女，黄、毒、赌泛滥，遍地卖淫嫖娼，凶杀、纵火、杀人等恶性案件频频发生，黑社会、黑势力出现，人民安全受到威胁；六是新兴国防尖端技术无力开发，国防削弱，人才流失，重要技术、诀窍外泄；七是教育、卫生问题成堆，人们上不起学、看不起病，虚假文凭泛滥，教育质量严重下滑，医药、食品安全不保，恶性传染病、性病、爱滋病等恶性疾病蔓延；八是文化失控，西方文化大受推崇，革命文艺被排挤，中华传统文化在削弱，低级颓靡的文化活动占领舞台，封建迷信抬头，邪教横行；九是官员腐败，行贿受贿、买官卖官成风；十是社会出现信仰危机、信任危机，到处寡廉鲜耻，人民不满情绪在增长和蔓延，社会不稳定因素继续积累和扩大。根据这些标志，所谓文革使我国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如果把这些标志联系今天的情况，却令人惊醒，产生一种可怖的感觉。
应该说，文革期间，人民生活长期处于低水平状态，粮食以及食油、肉、蛋、禽、白糖等副食品实行严格的计划配给，凭票供应，人们靠精神支撑起生活的大厦。不过，也应该说，文革期间我国的经济依靠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平均每年以98％的速度增长，十年间经济翻了一番；科技进步、社会经济生活各个方面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气象，物价稳定，人民生活走向安定；卫星上天，拥有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氢弹和航天新技术；人民团结，各民族团结，同心同德，社会风气好，社会主义的新风尚正在兴起；革命文艺在样板戏的带动下，开始蓬蓬勃勃地发展；农村缺医少药的局面开始解决，城乡形成医疗体系，老百姓不愁看不起病；教育向工农兵敞开大门；干部廉洁奉公成风，人民向往社会主义，相信共产党。在黑龙江省，文革期间，大庆的石油一直稳产、高产，中直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生产因为派性掌权，一度职工积极性受到影响，批潘以后，生产也上去了。作为农业大省，黑龙江的粮食上去了，还有了自己的西林钢厂。诚然，这期间，我国的产业结构还存在许多问题，农、轻、重的关系处理不当，交通、能源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农村经济发展单一，文教方面也存在一些急待调整的问题，等等。这些问题，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并开始着手解决。毛泽东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一直很不满意，提出“搞不好，就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告，因此，“一定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第537…545页），以无可辩驳的数字统计，指出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1950年…1977年工业产量以每年平均135％的速度增长；与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及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是较高的；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0％，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发展速度超过德国、日本和苏联。1979年与1952年相比，27年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了745倍，其中农业增加了149倍，工业增长了1734倍，基本建设投资增加了452倍，工人由300万人增加到1800万人，有2800万农民在社队工厂上班，全国科技人员由425万人增加到500万人；普及中小学教育和农村合作医疗，人的寿命由1949年的35岁提高到70年代中期的65岁，人民消费在1952年…1975年间农村人口由每年人均62元提高到124元，非农业人口从148元提高到324元（注：物价相当现在的十分之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年，整个中国的经济工农业生产，科学技术是获得巨大发展，工农业国民经济总产值十年平均增长11％，粮食总产量值增加172％，1972年引进的大型冶金工业设备26套、123个骨干工程中72％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建成的，修成成昆、湘黔、川黔、焦枝铁路，还建设南京长江大桥，丹江口水电站、刘家峡水电站、大港油田、胜利油田，百万吨大庆化肥厂，80万吨港口，5万吨轮船，4千马力内燃机车，30万千瓦发电机组，80万倍电子显微镜，1966年第一次导弹核试验和第一枚原子弹试验成功，1967年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69年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1970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1973年百万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1974年第一艘核潜艇研制成功，1975年第一次回收人造卫星成功，同年杂交水稻开始推广。这些无数铁的事实说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新中国前30年发展的最高潮时期，更为重要的事实是有很多项目尚未被统计在内。正如有的国内学者所指出的，正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了数万亿元人民币的国有资产，才有今天改革开放可以折腾的雄厚的物质基础。
破坏文化，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的又一口实，主要的指责大概有四：一是文革捣毁了一批文化古迹；二是文革对古文化采取全盘否定；三是文革全面否定建国以来我国在文化战线上取得的成绩；四是文革否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生活只有样板戏一枝独秀。对于这些，我不想多占用读者宝贵的时间，因为看待这些问题，主要是脚位和价值观不同而相距甚远，说起来冗长而乏味。这里，仅就哈尔滨所谓捣毁名胜古迹一端，谈谈我所知道的某些事实，也许能理解个中之味。其实，在哈尔滨，能够上升为为文化古迹、文物称谓的建筑、构筑不多，一是俄罗斯侵华时在哈建立的近30所教堂；二是几处佛堂寺院，主要是极乐寺和华严寺；三是20年代末，由封建军阀联合中外资本家倡导建立的文庙。应该说，这些地方都受到很大冲击，但这不是红色造反团所为，因为当时各校红色造反团刚成立，处于少数派，一个个忙于批反动路线、争自己解放，没有时间也没有力量，去社会上扫“四旧”，我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哈尔滨所谓捣毁古迹，就是圣·尼古拉大教堂（喇嘛台）一处。这件事，我询问了目击者几十人，省新闻图片社摄影记者宋挥如是说：
1966年8月23日上午，当时我和我们新闻图片社的万继跃随同阿尔巴尼亚排球队来哈访问比赛采访，我省由孙西岐副省长陪同。连比三场都输给了我们。我们便组织工联队，他们终于赢了我们一场。比赛在南岗灯光球场（与尼古拉大教堂东北隔街相望）结束后，十一点种左右，我们在国际旅行社二楼窗台望去，只见喇嘛台（即圣·尼古拉大教堂）人山人海，有二男一女还爬上了塔顶，在那里呼喊口号，慷慨演讲，喇嘛台四周悬挂着许多长条标语，大意是捣毁帝国主义侵华标志、捣毁封资修的黑窝之类。参加捣毁的主要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还有许多工人。具体是哪里的学生、工人，不清楚。每个人戴着袖标。阿尔巴尼亚客人兴致很浓，团长就下楼观看。当时学生们向他围来，问他是否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团长表示支持，并发表了现在看来得体、当时风光的谈话。于是，我走近了喇嘛台，并拿着相机拍照。这时，上来一名大高个，后来我打听他是哈工大机械系二年级学生李×华，担心我是特务，要枪我的相机。因为，前不久，有一名丹麦客人，不支持他们，他们就把他的胶卷全部曝光，并将他撵了出去。我亮出记者证，告诉他，我是随同阿尔巴尼亚客人的摄影记者，这是一份珍贵历史资料，应该留下来，好纪念这次革命行动。李便答应我拍照。并且，给了我一种特别的礼遇：前面四人，后面四人，领着我进入喇嘛台。我进到里面，学生们正忙着在里面砸东西，烧毁经卷什么的。里面烟气、尘土呛人，令人窒息。我的镜头便对准他们。我上上下下，用“路来”相机一共拍了两卷（每卷12张，6×6）。这些片子洗出来后，先后借给李×华，还有体育学院一位戴眼镜的小陈看过。我从里面出来，听说上塔顶的三个人下不来，由孙西歧告诉公安局长，派消防梯将他们接下来。……经过一天的劳顿，到晚上12点，随着一声巨响，整个塔坍塌下来。外面的情况是万继跃拍的，直到清场。整个拆毁由苏广铭（哈车辆厂工人、全国劳模）担任总指挥，听说还有一些劳模也参加了。
哈尔滨铁路职工董吉祥如是说：
那一天，我也去看了，那时我还小，刚上初中。人们吵吵：“拆喇嘛台啦！”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八九点钟左右，事先还有个仪式，由主持人宣布，请苏广铭讲话，然后呼口号，才开始拆。我的印象工人不少。采取了很多安全措施，怕砸了人，还用绳子围着，有很多人维持秩序。不能随便出入。
圣·尼古拉大教堂是一种殖民文化产物。哈尔滨是中东铁路的枢纽，作为俄国国教的东正教渐进深入哈尔滨。1898年7月铁路所属第一座东正教堂在香坊简易建成，此后到20世纪30年代，哈尔滨陆续建造了近30座东正教堂。民间称为喇嘛台的这座圣·尼古拉教堂亦称中央寺院，堪称木构教堂的精品。它位于南岗中心广场（今博物馆广场）的正中央。设计方案在俄国首都彼得堡完成，经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修建，并以沙皇的名字命名，故名“圣·尼古拉”教堂，于1899年10月13日举行奠基仪式。1900年春动工，7月间义和团围攻哈尔滨，工程暂停。至1900年12月竣工，历时1年。教堂成为南岗区乃至全城的制高点和标志性建筑。鉴于教堂处于广场中央，设计者充分考虑来自不同方向人流的视觉效果，采用近似于希腊十字的八角形布局，平面安排简洁合理，井干式木结构，带有浓郁的俄罗斯民俗色彩，以整齐的园木水平叠砌成为墙体，主入口处有双向室外木楼梯，覆以双坡顶蓬。主入口上层为耸起的钟楼，四面透剔，覆盖陡峭的四坡顶，正中穿插坡度销缓的双坡屋顶，下悬一口大钟，两侧各悬几口小钟。建筑正中耸起向内收缩的八面体鼓座，南北两侧次要入口上方穿插以双坡屋顶，山花板饰以精致的雕刻。八面体鼓座之上为一段略带放开的过渡结构。在此之上耸立高高的帐蓬顶。在帐蓬顶基部呈十字形穿插似火焰心形尖拱，与主入口上方的尖拱相呼应，在帐蓬顶的端部又接一个小“洋葱头”顶，使屋顶的形态更加丰满，同时也起到了统一和协调的作用，整个建筑造型给人一种完美匀称的美感。
对于这样一件充满复杂文化内涵的艺术建筑物，在解放前，宗教界和一些文人、要人不乏质疑，认为它处在哈尔滨中腰，压住了哈尔滨的“龙脉”，表示过强烈的义愤，这方面的资料有建极乐寺之议可查。对于这次捣毁，不能得出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看法。当然不应该捣毁它，因为它是一种文化遗产、艺术珍品，留着它当活教材可以警示和教育人民，让人民不忘这艺术珍品的背后是哈尔滨最黑暗、最不光彩的一页。但是，它既然属于殖民文化，一旦被群众拆了，也不是什么大逆不道，也因此教育了人民，使人们认识革命与保护文物是一致的。难道1978年以来我们破坏文物的事情还少做了吗？一个民族对于文化遗址、文物的理解、认同或消化，需要经过历史的筛选和沉淀。任何一次大的革命运动都有破坏，也总有一些人做出一些傻事或蠢事来。凭此一点来评价革命是非，进而否定革命，未免过于僵化和迂腐，贻笑大方。
说文革侵犯人权，主要是指随意揪斗，同时给被斗的人，采取戴高帽、大弯腰、喷气式等行为。我认为这种批评和指责不无道理。这也是我在造反团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思想上过不去的一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