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梦追思 -范正美著-第10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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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束，时常竟然忘记自己生活在囹圄之中。
应该说，搞我专案的几位，除了个别人想表现自己一番之外，多数人只是完成官差、并没有出什么主意，对我进行名目繁多的“深挖”，而是照章办事、奉命办事，特别是孟新，讲政策、掌握政策，并没有压我、逼我。同时，还有人在里面做维护我的工作。例如，其中一位从哈工大借调来的闫廷枢老师。文革前是一位处长，文革中参加炮轰派；炮轰派挨整后，对潘复生很不满，从此以后就不再参加什么活动了。省文教办根据孟新的用意，把他增调来参加搞我的专案。如前所述，专案组的人员为了工作方便，也在体委招待所办公，午间在招待所食堂就餐。闫本来就因为炮轰派的关系，了解我的为人，也了解我的文革史。正如M师傅所说，他也只是对我与“四人帮”有无组织联系这一点不托底而已。他来了一段时间之后，一天吃午饭排队买饭时，挨着我悄声说，“我也是炮轰派。没啥事。没完没了，我看纯粹是整人，我决定不干了。”以后我才知道，他这是向我道别。不几天之后，果然辞职回校抓科研、写他的学术文章去了。
80年代以后，他上教研室专攻经济法，晋升为经济法学教授，出版了专门的教材，成为高校、特别是工科院校著名的经济法学者。1993年中央电大放权，组织一批地方电大与高校共建一批教材。黑龙江电大申请工业产权法这门课程，经过物色并经中央电大审查同意，我推荐阎廷枢教授担任主编。参加撰稿的一共四个人，我负责撰写第四编“工业产权的国际保护”这部分。
编书期间，我们四人，一同上北京，走访国家工业产权局，上书店购买图书资料；多次开会，促膝商讨。最后在威海工大分校汇稿、专家审定。
这是一次极为愉快的合作，闫老师对我特别关爱。在共建这门课的过程中，闫老师认真求实的治学态度、敢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和同人合作的民主作风，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和许多教诲，促进了我学识的提高，并为以后我组织教材编写工作提供了可贵的借鉴和经验。此后，闫老师又多方推荐，想方设法要把我调到工大经济管理学院任教，而未能如愿。闫老师总是夸我人才难得、人才可惜，其实是错爱和过奖了。我对闫老师给予我的爱惠，十分感激，他的很多嘱勉我的话，令我永志不忘，成为我治学和做人的力量源泉之一。闫老师经常谈到清查时这么说：“我对他们说，什么事情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都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这些话也激励我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努力工作和学习。
我在林学院印刷厂劳动期间，两位校对员，总是要我注意休息，不要把眼睛看坏了。几位年轻印刷工人，他们对我特别好，以后成为我的好朋友。中午我们在一起，吃各自带的午饭，边吃边唠，谈笑风生，然后，静坐休息一会儿，愉快地继续工作。其中，张祖林这个大高个，我叫他大张，特别细心。我了脚，休息两周上班后，在上下楼时，总过来掺扶我。我离开林学院以后，他还常来我家看我，谈论做人、做事的原则，探讨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提高的问题，因而成为忘年之交。我的床铺，就是他到我家串门之后，动员我利用废材、买了一张旧胶合板，又找来他家的一些木料做补充，要他当木匠的哥哥给我打做的。
在我的苦与乐、进与退中，始终不渝地对我倾注心力的是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母校和校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但为我的境况分心，对我的前途担心，为我的健康忧虑，也因我受到这样那样的牵累，经受风险，遭遇不悦。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学生中，有不少人是初期的造反派，后来又参加炮轰派。可以说，他们始终关心我、爱护我，他们在文革前期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当后来我的地位变了，我对他们的影响要大于他们对我的作用。但是，在清查中，他们以教职工、校友的地位，检查了他们对我的影响，给我担担子，使我很受感动。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批林批孔以后就退却了，基本上不再参加运动了。这样，他们就在清查中，“说清楚”之后，回头来帮助我。我的同班同学，1978年后就离开了哈市，与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联系，大部分工作干得很不错，打倒“四人帮”之后，并且当了县以上干部或是在大、中学晋升了高级职称。他们开会到哈尔滨来，总要不避嫌地来看我，鼓励我振作精神，在学术上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原哈师院教职工、校友中，也有不少人，虽然曾经与我观点相左，甚至是对立面的头头、骨干、成员，经过风风雨雨，经过比较，经过淘洗，他们认为我很不错；我受清查，他们给予我高度理解，从多方面关心我，希望我能经受逆境的考验。因此，我把笔墨多放在撷取与我在运动中没有或干系不大，甚至是参加对立面组织的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爱的那些时间碎片上，因为这才有记述的意义。
一位是教哲学的申正教授。申老师是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毕业、苏联专家克列的弟子。专攻中国哲学史，造诣颇深，在学术界享有名望，很受学生敬重。文革起始被学院党委打为反动学术权威，造反团成立以后集中批走资派，他被“闲”起来，但并没有参与哪一派话动，一直潜心于学术研究，搜集整理有关中国思想史料，准备写书。申老师的最重要的特点是为人耿直，刚正不阿，敢于维护学说思想、坚持学术己见。平时说话略带口吃，激动时更甚。申老师在我上学时就器重我。我被打成“三种人”之后，多次见到我，告诉我历史是螺旋式发展，要正确理解历史，也要相信历史发展；绝对肯定和绝对否定，都是不符合历史和辩证法的。认为我选择教学的路子对头，并鼓励我不要气馁，争取在学术上做出成绩来。他还多方努力，找政治系和学院领导，想把我调到哈师大（即原哈师院）任教，同他一道攻哲学史。但是，因为错综复杂的原因，未能如愿。申老师因作为母校老师不能为自己的学生安排退路而深表遗憾，并以蔡元培为镜，感到有愧于我，多次叹息而大发感慨。
一位是教党史的唐纯良教授。唐教授是中国人民大学何干之的门生，以党史人物研究著称，撰有《李立三传》等重要专著。在文革前，他是我们的党史老师。他很喜欢我在学习中的钻研精神和独到见解，我们之间的友情很好。文革中他参加八八团，同我观点不一；两派对立，但我们个人之间并无冲突；革委会成立以后，一直对我的成长进步寄予莫大的期望。我在接受审查之后，见到我一再表示理解和接受我。他说：“逆境也是人的一种机遇，要从积极方面汲取教训，争取在学术上有所成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也是你人生的一大转折。”他还说：“文革是全党的事，我不赞成把帐算到学生、群众代表头上。这个理，现在讲不清。你应该不考虑这一点，搞你的学问。我相信你。正美！”
还有一位教我们毛著的胡之信教授。胡教授也是中国人大何干之的门生，在文革前他对我很器重，在组织我们参加学院农场劳动中，多次表扬过我，我对他的印象也不错。文革开始积极响应号召，揭批党委问题冲锋在前。反复后，他当上八八团的高参，但是我们个人从没有发生过磨擦。以后又因为捍、炮观点歧义，但我们之间仍无个人成见。他后来调到黑大继续从事党史和马列经典著作教学，身患绝症，仍不离岗地忘我工作，同我经常见面。对于文革这场恶梦，无不感慨陈词。每次见面，总要问及我的情况，态度极其诚恳地勉励我继续不倦地努力。他说：“无论怎么样，你是个好青年、好干部。”因为他身患重病，其劝勉之词尤感珍贵。
说实话，对于哈师大的许多教职工和校友，我搞不清他们究竟是哪一派的。清查之后，我到师大办事，遇到教职工和校友，我从来没想到派性碍事，感到人们都对我投以亲切的目光，热情过来对我问寒问暖，诉说他们对我的看法，表示对我的理解和接受。人心是一面镜子，我可以在这面明镜之前观照我的形影，并无自惭之感，这使我感到特别欣慰，从而成为我不舍余生，要努力自奋的力量源泉。此时此刻，在我的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张张笑脸、一幅幅同我握手叙情的画面，还有那许许多多令我感动、催我发奋的话语，在我耳际响起。这方面的情况，我可以另写一本厚厚的书，也难以尽述我的老师、同学、校友对我的关爱和我对他们的谢忱。
在隔离审查中，那种人为的樊篱，更胜于囹圄。周围人们报以会意的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个暗示动作，也觉得珍贵得很。正是这一丝微笑、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种暗示，驱散了人们之间的猜疑、误会、成见和敌对。处于樊篱中的人，觉得他的乡情、友情、亲情仍在，他的所在社会、他的亲朋戚友仍在关心他、理解他、接受他。于是他凭人们的一丝笑意、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个暗示找到他的感觉，想象周围并不都是隔膜、冷酷和敌视，而是政治无情、敌对无情。这样，某些怀有绝望、轻生的人，便有了继续生存的希望和勇气，看到了人间还有另一面，人们在召唤、在期待、在希望；看到了自己的新方向、新空间，寻求新思维。如果说，科学家着眼于空间的一点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诗人从时间的一点来把握世界的一切，那么，处在樊篱中的人，则从人们的表情一点，审视并理解世界的一切。在牛棚里，我对清查抱有极大的反感，充满敌对情绪，而对自己充满自信，更期待理解、期待友谊、期待社会正义；渴望看到我的老师、同学、同事，以便从他们的脸上、眼神里，发见他们对自己、对眼前事变的反映，探讨自己的应感和思辨的启示。我在受审查期间，在餐桌周围，或院子里散步，甚至在批斗会前、会后，就多少次看到了原来友人、同学、同事亲切的笑意、深情的目光、寓意丰富的手势和充满暗示的关切，这些时间碎片，此刻竟是这样的清晰、强烈地闪现在眼帘，使我不得不十分仔细而重重地书写一笔，以重现我当时的感觉、当时的想法。我无法形容、也没有必要追述个中的每一个细节。但有一些细节，却是已经形成的影像制品，永远也抹不去。马风杰就是其中的一个。
马风杰是哈师院政治系我们下个年级的一位女生。我从她入学的第一天就对她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感觉。1963年9月新生入学时，我负责接待工作。在接待的女生之中，她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最深。她来自外县一个偏僻的农村，却有一种大城市姑娘的优雅，并非十分漂亮，却因为高高的鼻梁和突出的眉骨，使一对眸子镶嵌在眼窝里，白晰的皮肤，泛着淡淡的红光，焕发着西方姑娘的魅力，目光犀利、传神而富有挑战性，显得聪颖机灵、智慧四溢，樱红的薄唇，凸显秀气，乌黑的秀发经过精心地修剪，很合乎时尚，与淡雅朴素的穿着匹配，十分得体，显现肢体的曲线美，说话速度较快，声音清脆而圆润，具有品学兼优的气质，给人一种特别的凝重感，又显得灵气十足，热情洋溢，落落大方。我们在上学期间，她是班团支部书记，我是系学生分会主席兼团总支宣委，经常地学生干部开会，使我们不断接触，更使我觉得她可近。我的感觉是，如果不是我已经结婚，我准会向她求爱。从与她越来越多的接触中，我的神经告诉我，她对我也怀有好感，很敬重我而愿意同我相处，在惯称同学、同志的当时，她却愿意叫我范大哥。我有过几次冲动，想向她倾吐我对她的爱慕之意，但出于我高度的政治约束，敏锐的神经自觉，提醒自己不得唐突，于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文革造反以后，我在学校期间，很少同她接触，甚至在后来竟不知道她是炮轰派还是捍联总。然而，深深埋藏在我心里的那份激情总不能平静，常惦记着她。70年代，她在尚志卫生科当科长，我以省文教办副主任的身份去那里搞教育调研，曾经见过一面，那时她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了。清查期间，我在隔离反省室，她去体委招待所办过几次事，总要设法见到我，或借故路过走廊，或乘我去洗手间出来的那一刹那间，或利用我在院内散步，站在篱笆外，找个篱笆疏空的一处，先轻轻咳嗽一声，报个信儿，投以亲切问候的目光，朝我颔首示意，或招招手，或设法跟我攀谈，简词向我传达我的家安信息，或发出多保重的寄语。后来我才知道，她这时被调到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当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