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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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文书。可自打毛人凤来到南京后，情况就不同了。粗看起来，他也和其他人一样，
埋头于文件处理。可看仔细了，便渐渐发现透着蹊跷，他既办“通天”文件，也办
“通地”文件。
那时，特务处的“二把手”（副处长）郑介民率代表团去德、意、英、法等国
访问了一阵，好长时间没来鸡鹅巷。访问归来，再审阅文件时，惊奇地发现好多
“通天”、“通地”文件的底稿上，都签有“以炎”的名字。以炎是谁？怎么没听
说过？郑介民感到迷惑，经打听才知是毛人凤的化名。
类似的惊奇和迷惑，还来自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公干时的老上司周伟龙。
早先，戴笠有个设想——搞一支像模像样的特工武装，只是苦于找不到合适的
时机和更充分的理由，一直埋于胸际。“八·一三”淞沪抗战打响，天赐良机，戴
笠马上以抗日的名义向蒋介石上了个条陈，建议把上海的青洪帮力量武装起来，利
用他们熟悉本地情况的优势，既可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又可在万一失陷的情况下，
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蒋介石觉得建议不错，表示同意，并要求戴笠具体负责。戴笠
找到杜月笙、杨虎、向松坡等人合计，成立了一个叫“苏浙行动委员会”（以后又
扩充成为苏浙皖行动委员会）的组织，下面再建一支足有2 万多人的“义勇别动军”，
配以枪枝弹药。为了避嫌起见，戴笠把杜月笙和上海市市长俞鸿钧供起来，一个当
主任委员，一个当代理主任委员，自己与杨虎、向松坡等人则担任普通的委员，另
外再加派周伟龙当委员会的书记兼别动军的总指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两个大主
任都是空心佬，真正的实权在戴笠手里。
作为戴笠的人，派在行动委员会里，周伟龙不乏心情激动。自背唐生智投蒋以
来，足足有十年没带过军队，如今肩负重任，重返沙场，那是什么滋味啊！然而，
没过多久，他便发现自己这个大名鼎鼎的总指挥，对全局的调控未必及得上“大毛
秘书”。照理，特工系统的秘书职责，按条块都有根严格的区分，比如毛钟新是戴
笠的私人秘书；潘其武是机关本部的秘书；张冠夫是苏浙行动委员会的秘书，各有
各的行使范围。唯独毛人凤不受约束，似乎样样都管，特别是在戴笠行踪飘忽，藏
首露尾的时候，毛人凤就像戴笠的“影子”，戴有什么指示，常常通过毛人凤下达
执行。
12 月初，日军从金山卫登陆，沪上抗战形势出现逆转，别动军奉命随主力部
队撤离上海，仓促间周伟龙突然想起青浦那边还有一个“特种技术训练班”未及通
知，马上派人赶去。他知道这个训练班是戴笠专门培训骨干的所在，十分珍爱，一
旦疏漏是要挨板子的。谁知，派去的人到了那里，人毛没见到一根，马上打电话向
周伟尤汇报，惊得周总指挥出了一身冷汗，问问周围，没人说得清子丑寅卯，最后
无计可寻，只好拿起电话，接通了毛人凤处，才听到对方慢条斯理地说声“抱歉”，
训练班昨天晚上就转移到苏州去了，命令是江先生亲自向教育长俞乐醒下达的。 “这我就放心了。”周伟龙表面上回答得平淡，心里骂开了娘，什么“老板”
下的命令，还不是你大毛秘书干的好事！回头再想想两年前在武汉行营时倍受“大
毛”供奉的情景，心如块垒壅塞，禁不住地将“妈的”二字喷出了口。不久，周伟
龙竟为这个过节，请求辞去行委会书记兼别动军总指挥的职务。由此，足见毛人凤
当时的地位与权势有多么非同寻常。
当然也有窥破这层“神秘”面纱的，比如当时任上海办事处经济组组长的邓葆
光先生就说：“戴（笠）为提高毛（人凤）的地位，在上海战争时，戴有意把自己
对工作的意图，用毛私人传达的语气转告特务处书记室，变成戴的指示。这样一来，
“老板替身”或“代言人”的形象便慢慢地树立了起来。
“代理”主任秘书
1937 年底，随着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特务处本部内迁长沙，再到武汉。
第二年初春，国民党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抗日建国纲领》，
要求取消党内小宗派的呼声日趋高涨。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取消包括
“复兴社”在内的一切派别组织。好在戴笠的大本营，原来就有两块招牌，复兴社
的那块挂不住了，索性金蝉脱壳，弄个单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二处照常办公。
再说，蒋介石也不会自阉“耳目”，废弃“秘密武器”
不用。相反，非常时期，他还觉得特工系统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在这
个指导思想驱使下，特工系统开始了全面性的膨胀：原属中央党部指挥的调查局第
一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原来的调查局二处，升格为军
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长分别由原来的处长担任。
机构变更与干部任免的拟定，对大本营应是桩喜事，然而，戴笠却未喜先忧。
说来也是块老心病，他担心那批“黄马褂”水涨船高，心气跟着膨胀起来。首当其
冲的当然是副处长郑介民，明摆着可以坐上副局长的交椅了。
过去，蒋介石安排郑来作戴的副手时，戴就因为郑的资格学历高于自己而心里
发怵。于是，通过提高书记长唐纵的地位压制郑介民，同时增强秘书的权力，来架
空郑、唐，剥去他们的实权，逐步在特务处内部形成了“秘书核心制”。好不容易
渐成惯例，突然来个大升迁，郑介民与唐纵都队副处跃入副局之列，心态一猖狂，
山里老虎岂非又多了两只？为此，戴笠急召毛人凤前来商议，想出了一个以退为进
的计谋，并由毛人凤起草，拟成一段文字呈送蒋介石，大意是：自称资历不够，难
孚众望，恳请让委员长侍队室第一处处长贺耀祖来兼任军统局局长，自己为副局长。
呈文送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连夸戴笠懂得谦虚。于是大笔一挥，允准所请连带着
中统的徐恩曾也只能坐到副局长的位置上。
戴笠当上副局长，依次递减，郑介民只能屈就军统局主任秘书的职务；老书记
长唐纵则被戴笠“推荐”到了委员长侍从室。如此一去一蔫（而身居局长的贺耀祖
又根本无意理会军统的事务），剩下的“山中虎”也就是戴笠一人了。面对这个煞
费心机的布局，郑介民说不出地憋气，好端端的副局长高位失之交臂，居然还队当
年的“副手”落到了“僚属”的份上。再说，身为主任秘书，地处“一人之下，万
人之上”的“瓶颈”，既得不到主官的信任，又没有众秘书的通力配合，还有什么
干头？于是，常以参谋部工作太忙为借口（郑此时还兼任参谋本部第二厅第三处处
长，负责对日作战的情报工作），不来军统上班。结果呢？正合戴笠心意，索性让
毛人凤把秘书班子管起来。开始，戴笠怕招人闲话，先后调来张严佛、周伟龙、吴
赓恕等出任书记长，可干得时间都很短。后来见反响不大，便取消了书记长的位置，
让毛人凤以“代理主任秘书”的名义，事实上替代郑介民负起了“内当家”的责任。
对此，有人点评“代理”二字，极称“用得好”。因为按照规定，主任秘书和副主
任秘书的职务，均须经过军委会的任命，唯独以“代理”的方式，行其偏锋，才能
无所阻遏地达到目的。由此想到毛人凤当年在湖北黄陂县秘书科公干时，曾有过挂
“代理”牌牌的经历，顿觉相映成趣。究竟属偶然之巧合呢？还是命中有此一缘呢？
“内当家”与“新家法”
军统局在武汉呆的时间不长，便随国民政府迁往重庆。重庆时期的毛人凤有了
些许“发福”的迹象，刚迈入不惑之年，体态由清癯转入丰实的佳境。
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前人后有了头脸，即便在出语尖刻的“黄马褂”口里，
“大毛秘书”的称谓也改成了“毛大秘书”。这一点，毛人凤心里有谱：名位是戴
笠给的，业绩是自己干的，成效扶持着好运，半点松懈不得。
说来也是适逢良机：大本营落坐重庆，偏安西南，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队
伍扩充，阵营迅速壮大，人马一下子增加到了千人以上，重庆观音岩下罗家湾诺大
几幢房子都塞不下。俗话说，人多手杂，工作秩序跟着也混乱起来，严重地影响了
效率。戴笠不满，趁“总理纪念周”的日子，扯开喉咙开骂，发誓要改变这种不良
状况。于是，在重整秩序的口号下，毛人凤开始帮戴笠“理家”，树规矩、立章程，
这也就是后来被特工们戏称为“新家法”
的内部管束制度。“新家法”顾名思义，突出一个“新”字，主要体现在三个
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文件处理的程序和要求。当时，军统局本部下设四处五室
（1942 年又扩大成八处、七室、一委员会），其中主管军事情报的第一处和主管
政治斗争的第二处最为重要。毛人风力这两个处的工作运行方式制定了十分详密的
新规定。就拿第二处来说，凡是由各区、站、办事处等军统外勤单位呈送上来的情
报，一律先集中到收发股。收发股作过登记后，再根据情报性质，按党政、社会、
国际、经济动态等类别进行区分，随收随发，再分送各主管科室的有关人员。这时
候，卷宗上贴着由毛人凤设计的表格，分设拟办、批示、拟稿、缮写、校对、监印、
封发、归档等项目，主办人员必须循此一一拟具处理意见，并写明每一过程的限定
经办时间，再移交给对方。卷宗的颜色，有一定的讲究。白色的是一般件；黄色的
是快件；红色的为速件；紫色的是极机密件。这些不同颜色的标示，都有经办时间
的确定含义，如有延误，必加追究，乃至以军法制裁。这样一来，相关的办事人员，
都得拿出十分顶真的工作态度才行，否则，情报的运转就会出现障碍。
当科长、处长的，责任更重，几乎天天都得加班加点，不把一大堆公文批示处
理完毕，不敢歇息。然而，更为新妙的地方，还在于进一步地敛权。按照毛人凤的
设计，情报运行的起点收发股与终点档案股，都由秘书室直接领导。
那些上档次的要件，如红色卷宗、紫色卷宗，基本上也由收发股直接送秘书室
办理后，再转发有关处、科存案。于是，原先与各处、室平级的秘书室，无形中高
出了一层，事实上成为提挈整个军统内部情报工作的“中枢”。
文件处理的规章制度出台后，首先遭到了一批老牌特工的非议，他们放纵惯了，
不乐意束手束脚地受限制，动不动就要请示汇报，失去了“当机独断”的权力。为
此大放厥词，说什么机关公开化后，反不如“秘密时代”有效率，最后闹得去了委
员长侍从室的唐纵也跑来找毛人风交换意见。毛人民静静地听完，淡淡一笑道，让
科员拟办公文，固然难免缺乏创造性的弊病，但总可以应付日常，绝对不会出差错。
一番搪塞，丝毫不露改动的意思，因为这一套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戴笠的统治，并且
受到了戴笠的赞赏。
第二个方面是健全和完善待工系统的监察制度。早在特务处时期，戴笠就很欣
赏毛人凤在武汉行营和西北“剿总”工作时不断向他汇报上司周伟龙和马志超等人
动态的作法，并由此制定了用特工侦控特工的督察制度。制度规定：所有的外勤单
位，部设专职人员，对一切活动予以监控。凡有违背规矩的，可随时过问传讯，并
直接时机关本部督察室负责。为了体现这一规定的力度，凡担任外勤单位督察职务
的人，一般都是老资格的特工，否则难以让人臣服。但也有不利的一面，即老牌特
工们忠诚不够，弄不好就与老资格的监控对象勾结起来，沆瀣一气，共同欺蒙戴笠。
因此，制度行之数年，效果不显。到了特务处升格为军统局以后，机构扩大了几十
倍，人马上升到一千多，落实督察制度困难更大，戴笠煞是苦恼，希望毛人风能寻
出一个妥善的办法。接着，毛人凤就发明了“秘密督察”的监察制度。
听谓“秘密督察”，可分为内外两种：对外的办法是安排一批江山籍的“子弟
兵”，分插到各外勤单位，挂一个不显眼的职。平时，他们除了执行主管单位交代
的工作外，都有暗中侦控本单位一切活动和一切人员的秘密任务，直接向“老板”
负责。如果一个单位里有几个这样的角色，碰在一起交流情况时，都用江山话交谈，
以免隔墙有耳。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