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巨枭-毛人凤-第3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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侦测电台，发现北平有秘密的无线电台在活动。于是，求得华北“剿总”电监科的
协助，测到了秘密电台的发射方位，随后，毛人凤通过“公秘会报”制度，由北平
站、华北“剿总”二处、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联合行动，
在兆东街24 号，现场捕获中共报务员李政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
李政宣身材魁梧，北方莽汉的模样，其实秉性脆弱，是个软蛋，还没等到用刑，
便悉数招供。这家伙记忆力超常，凡经他手拍发的电文和提供情报人的姓名，闭着
眼睛都能默写出来。于是，北平地区至少有两个中共地下组织遭到了破坏。一个属
中共华北地下组织的情报、电讯系统，暴露并遭逮捕的有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董
剑平、北平贝满女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另一个是暗藏在原第十
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现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内的秘密策反机构，一夜之间被逮捕的中
将级、少将级军官就有5 名，包括绥署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余心情、参谋处长谢士炎、
副处长丁行、军法处长王某等。此外还有一批校尉级军官。
这个突如其来的收获，令毛人凤振奋，迅即下达了扩大线索，力争一举摧毁北
平地区所有中共地下组织的指示。接着，新一轮的大搜捕开始，稍稍沾带点关系的
人都被抓进了大牢，其中有为李政宣开店设计门面的老板，油漆过家什的漆匠，甚
至连上门讨赊欠的煤店小伙计都无法幸免。就这样草木皆兵般地扩大线索，最后把
陈布雷的女儿、女婿也罗入网内。要说证据，近似于荒唐。8 月里，陈布雷的小女
儿陈琏与男友袁永熙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的大厅里举行婚礼，贝满女中的同事（陈
琏是贝满女中的教师）田仲英为套近乎（主要是想从这位国民党高干女儿的口中弄
点情报），以祝贺新婚的名义，与袁永熙交换了名片。不久，由于叛徒李政宣的出
卖，田仲英被捕，特工从她的住处搜到了袁永熙的名片，立即与李政宣的交代挂上
号（李在交代中，搜肚索肠，说是记得北平中共的头头里，有个姓袁的）。
想不到，歪打正着，不单袁永熙是中共地下党员，陈布雷的女儿也是中共地下
党员。袁还确实是“南系”（中共北平地下组织某系统的代号）地下党的负责人。
那一天，夫妇俩正与“南系”职业青年支部的负责人邢方群开会，特务破门而入，
一起被捕。连带着同楼居住的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陈彰远也入囹圄。第二天，约
定来陈家碰头的北京大学地下党负责人石羽、力易图，被“守株待兔”的特工抓住。
另一个贝满女中教员陶凤娟来给陈琏送戏票，因个子长得特别矮小，又巧嘴利舌，
才瞒过了特工。随后，她立即把陈琏夫妇被捕的消息向组织汇报，地下党及时地采
取了防范措施，才使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的第三个系统，免遭覆没。
即使如此，毛人凤的收获依然大得惊人。他从陆续变节的叛徒口中，先是挖出
了热河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接着又是沈阳、天津等地的中共地下组织，甚至在
“天之骄子”的空军系统中也发现了中共地下党员的踪迹。其中，尤以保定绥靖公
署揭露的“匪情”特别严重，把老蒋吓得半死。那里，除了有一部分“共谍”把持
兵运、情报之类的要职外，另一部分“共谍”正在争取北平行营副主任兼保定绥署
主任孙连仲上将的起义，从案卷罗列的证据看，军界元老李济深、鹿仲麟也牵涉不
浅。为此，老蒋亲自飞到北平，面饬李宗仁、孙连仲等，他要看看这些亲手栽培的
军官是怎样辜负自己的。
蒋介石的重视与震惊，对毛人凤无疑是一个鞭策和鼓舞。于是要求在北平督导
的叶翔之再接再厉，再立“新功”。皇天不负有心人。不久，案情又有新发现，侦
破范围已经延伸到西安、兰州等地。叶翔之迅即飞往西安，破获中共地下党电台一
部，逮捕“共谍”十多人，前文说到的熊向晖暴露身份一事，就是这次行动的意外
收获。接着，叶翔之又马下停蹄地赶往兰州，捕获了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严家明等，
根据缴获的文件和叛徒的口供。搜捕行动又进一步扩大，波及到了上海、南京，全
案涉嫌逮捕的总人数，不下800 人。 2。所谓＇ 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
此案同北平“共谍”案发生的时间差不多，是在1947 年秋。当时，上海大华
企业公司所属的大华船务行，有一艘从宁波出海的帆船，驶往合德镇卸货，舱内装
有白细布4000 匹，颜料数十桶。出海后，因风向逆转，无法前进，被迫停靠在崇
明岛的堡镇，被第一绥靖区下属的通如启侮联防大队发现，搜查中抄出了一些可疑
的文件。绥靖区二处处长毛森立即向毛人凤汇报。毛人凤十分重视，严嘱抓住不放。
个别押船人员，终于吃不住拷打逼供，吐了实情。
原来，大华公司的背景是中共华东财政委员会与苏北财政当局（在解放区）驻
上海的秘密机构，专门从事物资采购和运输工作，设在九江路中央路口华侨大楼的
吉泰商行，则为补给总机关。毛森一见底细如此，不敢怠慢，马上将叛徒押往上海，
联合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淤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陶一珊一起侦破，仅上
海一地就逮捕“要犯”60 余人。随后，顺藤摸爪，继续向浙江、山东等地扩展。
当时，任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的是毛万里，他根据上海提供的线索，破坏了宁波、
定海等地的中共秘密机关。继而，又在抓获的中共人员中，扩大线索（总有几个软
骨头的），于是举一反三，暴露的“共谍”越来越多，中共其他部门在上海的秘密
补给机构，相继遭到破坏。再加上对烟台、青岛等地的补给交通线的破坏，到了毛
人凤向蒋介石汇报时，中共在沪补给总机关也被破获。
北平“共谍”案、上海“中共补给总机关”案，都发生在保密局成立之后、毛
人凤当副局长之时，无论就破坏的规模、破坏的程度及其影响，都大大超过了戴笠
时期。北平一案涉及到国民党政权中诸多要害部门的安危，相关的“要犯”一律押
往南京受审。谢士炎、丁行等，经蒋介石批准被枪决。
上海一案，正值国民党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和苏北解放区之际，虽然抓获的
“共谍”人员较前案稍有逊色，但从遏止战略物资流向解放区的结果来考虑，意义
重大。这一切足以使蒋介石对毛人凤刮目相看。因此，在给叶翔之等“有功”人员
颁授勋章的同时，任命毛人凤为保密局局长，就是奖赏。
3。所谓＇ 重庆中共地下党案＇
毛人凤对重庆中共地下组织的破坏，完成于当保密局局长之后，可以说，这是
他对老蒋授以重任表示感激和忠诚的一个回报。
1947 年初，国共内战的形势已趋明朗，派驻在重庆的中共机关与《新华日报
》社准备撤回延安。毛人凤、郑介民、唐纵立功心切，都想趁机网住一条大鱼。1947
年2 月28 日开始行动，由西南长官第二处处长徐远举、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
为一路，直扑七星岩德兴里《新华日报》编辑部和纯阳洞资料室；由重庆警察局稽
查处处长罗国熙为一路，奔袭曾家岩50 号周公馆和中山三路中共办事处；由谈荣
章为一路，包围了化龙桥《新华日报》印刷厂，结果乘兴而来，败兴而归，非但
“罪证”没搜到一丝一毫，反而让《新华日报》经理于刚丢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最后我们还是要回来的。”果然言而有信，《新华日报》查封不久，取而代之的
《挺进报》出现在重庆街头，而且影响越来越大，工厂、学校、机关，到处都有发
现，甚至寄到了晒南长官公署朱绍良的手里。于是，搜寻和追查《挺进报》的来龙
去脉，便成了特工系统破坏四川乃至整个西南地区中共地下组织的突破口。他们清
查邮路、守候邮筒、监观邮局职工、搜查书店、突击检查……用尽了手段，却收效
甚微。
毛人凤接替郑介民以后，两次飞重庆指导工作，他要求四川的特工机关多向北
平、上海的同行学习，嫁接经验，抓紧破案。一时里“高潮”迭起，”喜讯”频传，
各县的谍报组陆续发现中共地下党和《挺进报》的“线索”。
然而，罗网撒开，一看抓到的人犯，多为国民党军、警、政人物，他们不是误
入圈套，便是遭挟嫌陷害，弄得徐远举十分被动。
与此同时，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重庆站却有了重大的发现。重庆站站长吕世琨
本是毛人凤的得意门生，他有个得力助手叫李克昌，擅长利用“红旗特务”，即混
入工运和学运中的保密局通讯员。1948 年初春，李克昌的一个“红旗特务”，以
失业青年的身份，跟文城出版社的店员陈柏林结识。陈是中共地下党员，禀性单纯、
轻信，很快被那特务伪装的进步迷惑，愿意介绍他加入组织，并且还让特务住进了
文城出版社。不出几天，特务便发现文城出版社是《挺进报》的发行点，同时，还
接到陈柏林的通知，说是领导同志妥当面见见他，碰头地点在观音岩红球坝的某工
厂内。结果，陈柏林及其领导任达哉被埋伏的特务抓获。经过一天一夜的酷刑拷问，
任达哉叛变，供出了他的直接领导杨清。杨清被捕后，受尽酷刑，宁死不招，写下
绝命书。然而，百密一疏，就在他暗暗买通监狱的一个看守，委托他送信到新华路
老成公司去的时候，被徐远举发现。徐根据这个线索，包围了老成公司。经过严密
搜查，查出了大批《挺进报》，还查明了杨清的真实姓名叫许建业。随后。
采用“守株待兔”的方式，来一个，抓一个，其中包括中共重庆电力公司支部
书记刘德惠、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等。刘被捕后，经不起诱逼，供出了他所
领导的工运、学运、《挺进报》发行机关、华蓥山武装组织等大量情况。至此。徐
远举才知道许建业是中共重庆市委委员。于是密电飞报南京，毛人凤额手称庆，急
命叶翔之飞渝，亲自指挥大搜捕。接着，中共下川东地委委员江竹笃、中共重庆沙
磁区委书记刘国、中共重庆北区工委委员王朴、华蓥山农民武装领袖邓兴酆、《挺
进报》印刷机关主持人陈然、中共重庆市委电台特支委员成善谋以及中共川东工委、
川西工委、川北中心县委、重庆市委各区的学运、工运组织的重要成员相继被捕。
其中重庆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冉益智、成都市工委委员骆安清、重庆市城区区委
书记李文祥、下川东地委书记涂孝文等陆续叛变，又牵带出许多同志和线索，导致
大搜捕从各中心城市往县乡蔓延，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从领导机关到基层支部都遭
到了严重的破坏。后来，杨益言、罗广斌同志根据这一素材，写成名震中国文坛的
小说《红岩》，比较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白色恐怖的状况。
4。所谓＇ 周镐“通共”案＇
周镐，原是军统老资格的特工，曾经担任过武汉站站长、广东税警总团查缉股
组长、广东省督察、南京潜伏站站氏，挂少将军衔。因与戴笠关泵不睦，周镐长期
得不到重用。抗战时期，毛人凤慕其才识，推荐他当了南京潜伏站的站长，工作很
有成绩。抗战胜利后，周镐由于接收过程中的擅自行动，受到了戴笠的严厉处罚，
关进了监狱（此事第六章已有交代）。1946 年3 月，戴笠死于空难，周镐获释，
亲眼目睹国民党贪污成风、腐败透顶，以及破坏和平民主、密谋反共内战的种种劣
迹，思想情绪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天，周与黄浦军校时的老同学徐楚光邂逅，叙旧中谈及时势，颇有同感，遂
引为知己，过从渐密。其实，徐楚光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了共产党，一直干地下
工作。抗战时期，他曾打入南京汪伪政权，任伪军委会政治部情报局上校秘书。抗
战胜利前夕，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成功地对汪伪的精锐部队——首都警卫军第三
师钟健魂部实行了策反，钟部宣布起义，投向新四军。眼下，国共两党打打谈谈，
内战一触即发，中共中央华东局决定让徐楚光重返国统局，组建第三工作委员会，
专门从事情报与策反工作。徐一直认为周镐是一个有能力有气节的人，应该争取他
加入组织。1946 年8 月，在徐楚光的积极争取下，由中共华中分局批准，周镐成
为中共特别党员。第三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三工委”）副主任郭润身专程给他
送来党员证和由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