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袭社会及其解体-第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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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的国家外交政策的意味，而是更多地具有了个人会友的色彩，就象其观乐比赋诗更多地具有了纯粹个人审美和欣赏的色彩一样。
3。 有辞
“言”与“辞”在春秋经传中的使用有联系又有区别。它们同为言说，但“辞”比较正式、规范、常载于书面，又常有文彩，是为“文辞”，尤突出所言之“理由’；而“言”则比较宽泛，笼统、多指口头言说，所以用义较宽。此外，我们在这里区别“有辞”与“有言”还有一层特定的意思：我们用“有辞”指直接涉及政治、常为执政者或当事人的言辞；用“有言”则指不直接涉及政治，非执政者或当事人的言辞，其议论不仅与政治有关，也伸展到人生的各个方面。换言之，“有辞”大致相应于“政治理性”，“有言”则大致相应于“舆论空间”。
“有辞”简单说来也就是“有理”，失“辞”就是失“理”。桓公10年，仲向周天子告他的属大夫詹父，周廷判断“詹父有辞”，也就是说“詹父有理”，遂率领周王的军队攻打国。又同年冬，齐军、卫军、郑军前来鲁国在郎地交战，《左传》记载：“我有辞也”，也就是说“我们鲁国有理”。但是，有时这“理”或不知是否成立，不知是否真的言之成理，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有辞”也反映了想讲道理，想给自己或本国的行为寻找理由的意向。另外，即使确有道理，讲说时也还有一个说的方式和技巧的问题，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文”的问题，讲说得好的“辞”才是“文辞”。孔子有一段评论郑国在晋为霸主时攻陈的话最能说明“文辞”的功用，他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虽然文辞很重要，但更须谨慎，不使它变成狡辩，辞不能离“札”，赵文子说∶“若敬行其礼，道之以文辞，以靖诸侯，兵可以弭。”
春秋社会早期基本上还是一个“有辞”、或者说大致守礼、试图说理的社会，许多事情基本上还是由传统的道理和礼仪，而不是由赤裸裸的武力来决定的。有实力吞并其他小国的大国，宁愿充当维持当时国际秩序的霸主而并不急于扩大自己的版图，战争的规模和手段也受到了某种限制，这与战国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文公14年，晋国赵盾率领诸侯之师八百辆战车，浩浩荡荡地要护送捷回邾国为君，邾国人讲了他们立君的道理∶说齐女生的且年长，赵盾说∶“辞顺而弗从，不祥。”于是就撤军回去了。襄公25年，郑国子产向晋国奉献攻陈的战利品以使晋国默认其攻陈，晋人向子产质问陈国究竟犯了什么罪，郑国为什么侵袭陈国，子产逐一作了回答，赵文子说，“其辞顺，犯顺不祥”，于是就接受了郑国的“献捷”。可见，那时的“辞”还相当有力量，只是到了后来，将欲取之，“何患无辞”时，“辞”的意思也就变了。“辞”就不是道理，而常常只是文饰了。
“辞”作为直接提出的理由，一般是附着于政策和行动，应用于政治、外交和军事的领域，所以和一般的言论不同。春秋时代有很多“有辞”的政治家，而在其最鼎盛的年代中最突出的一位则当推子产。襄公31年，子产辅佐郑伯到晋国，晋侯没有接见他们，子产派人把宾馆的围墙全部拆毁让自己的车马进去，晋国派大夫士文伯来责难子产，子产回答说：郑国尽量搜索国内的财货带来朝会晋国，却尚未见到，现既不敢不经一定的仪式而奉献，又不敢暴露于外而让它们被风吹雨淋而毁坏。从前晋文公做诸侯盟主时自己的宫室低小，接待诸侯的宾馆却修得富丽高大，安排伺侯得井井有条，使“宾至如归”，接见亦有定时。现在晋君的别宫方圆数里，而诸侯宾馆却修得象奴仆住的屋子，接见无时，如还不拆毁城墙放进财物，我们的罪过反而会更大，如能够早点献上财礼，我们愿把围墙修好再走，岂敢害怕辛苦？晋侯听他说得有道理，就以隆重的礼节接见了郑伯并厚予礼物，并开始重筑诸侯之馆。叔向评论说∶辞之不可以废弃就像这样吧！“子产有辞，诸侯赖之，若之何其释辞也？《诗》曰：‘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lxi
此前，襄公24年，范宣子为晋国执政时，诸侯朝见晋国的贡品太重，子产亦曾寓书于子西，使告范宣子“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而“名”为“德之舆”，“德”为“国家之基”，“有德则乐，乐则能久”的道理，结果使范宣子减轻了各国的贡品。襄公28年，子产辅佐郑伯去楚国，子产搭了帐蓬而不筑坛，楚人责问，子产回答说：大国君主去小国有五种好处，因此筑坛宣扬，小国君臣到大国去却有五种坏处，怎能筑坛宣扬它的祸患呢？以此讥讽当时的大国屡使小国朝贡，奔走于道。又昭公16年，晋韩起聘于郑，想求一玉环，子产不肯送给他，也不肯让郑国的商人卖给他，子产说：“夫大国之人令于小国，而皆获其玉，将何以给之？”“大国之求，无礼以斥之，何餍之有？”且郑君又已与郑国商人订有“尔无我叛，我无强贾”的盟誓，不能够背弃盟誓。子产在外交上，常能面对强国做出一般小国所不敢做、有时看来甚至相当逾越常轨的事情，他所依赖的也就是“有辞”，有一般人畏于权势所不敢发，或者溺于常规所不能发的道理。
子产之“有辞”亦表现于内政。昭公2年秋天，郑国贵族公孙黑想发动叛乱，驷氏等大夫也想杀死公孙黑，在此内乱即将爆发的千钧一发之际，子产在边境听到了消息，害怕乘自己的车赶不到，换乘驿车到达。赶到国都之后，子产立即派官员向公孙黑列举其三条罪状，一是专权而攻打伯有；二是与兄弟争夺妻室；三是在盟会上假托君位。说有此死罪三条，怎么能够容忍？若不自尽，死刑也就会降临。公孙黑再拜叩头至地推辞说：“我早晚就死，不要帮助上天来虐待我。”子产说：“人谁不死？凶恶的人不得善终，这是天命。做凶恶的事情，就是凶恶的人，不帮助上天，难道帮助凶恶的人吗？”公孙黑又请求让他儿子印做褚师的官职，子产说：“印假如有才能，国君将会任用他，如果没有才能，将会早晚跟你去，你不忧虑自己的罪过，还请求什么？不立即就死，司寇马上就要来到了。”公孙黑不得不自缢，由此子产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郑国此后也平静了多年。
4。有言
春秋时代人们对“言”的重视，可以从叔孙穆子对范宣子所言的“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见出，“立言”的意义不仅高于“世禄”，亦高于“立功”。一身会死，爵禄会尽，功亦可能不再泽及后人而只有一种瞻仰的意义，但真正有价值的言论和德行则历久不灭，甚至历久弥坚，历久弥珍。
人们对“言”的重视及流行又可见之于各种礼仪。赵文子成年行冠礼的时候，他需要作的一件事情是以贵族成人装束去拜见各大家族的主人，他将获得并且也最为珍视的是各家主人的赠言，《国语》中记录了这些赠言。其中栾武子对他说，“美啊！我曾服事于庄公，非常荣光，却不知实，请务实吧！”中行宣子说，“美啊，可惜我老了。”范文子说，“从今以后需要警惕自戒了。有才能的人，越是得宠，越是需要戒骄戒傲，先王都痛恨骄傲。”驹伯说，“美啊，然而青壮年不如老人的地方很多。”韩献子说，“警惕自戒，这才叫成人。成人在开始就为善，然后不断进善，不善就没法进来了。如果开始就为不善，善就没法进来了。就象草木生长一样，各以其类。人成年而有冠，就象宫室有了墙屋，不断扫除而已，又如何需要增加？” 等等。而对这些言论又有评说之“言”，赵文子回来见到张老，告诉了他这些话，张老说，“好啊，听从栾伯之言，可以滋生；听从范叔之教，可以壮大；听从韩叔之戒，可以完成。一切都具备了，就看你的志气了，至于伯所言，那是要灭亡的人说的话啊，不足称道，而智子所言则是善道，是说先王将庇荫于你。”lxii在记录春秋时代的典籍中，许多并不位尊权重的人物，正是赖其一二善言佳辞而留于历史。
各种各样的言论也构成了一种舆论的空间，形成了一种舆论的力量。“言”相对于“辞”来说要自由得多，它不必那样负责，也不必那样说理，因而可以有各种情绪、各种嘲讽、讥刺、幽默运行其间。昭公元年，楚国令尹公子围与各国大夫会合，一起重温在宋国缔结的盟约，由于他在国际外交中甚跋扈，在国内又有野心，会盟那天，他陈设了国君的服饰，并用两个卫兵持戈守卫，大夫们看到了，鲁国的叔孙穆子说：“楚国公子的服饰盛美，倒真象个国君啊！”郑国的子皮说：“两个拿戈的人站在前面了！”蔡国的子家说：“蒲宫（公子围在国内已居君之宫）的前面放两个卫士站着，不也可以吗？”楚国的伯州犁解释说：“这是来的时候，辞行时向国君借来的。”郑国的行人挥说：“借了大概就不会还了。”伯州犁反击说：“您姑且去忧虑子皙（郑国权臣）想要背命作乱吧。”郑国的子羽说：“公子弃疾（后为楚平王）还在，借了不还，难道就没有忧虑吗？”齐国的国子说：“我替这两位（指公子围和伯州犁）担心哪！”陈国的公子招说：“不忧虑能办成什么事呢，这两位高兴着呢。”卫国的齐子说：“如果有人事先知道，虽然忧虑又有什么危害？”宋国的合左师说：“大国命令，小国恭敬，我知道恭敬就是了。”晋国的乐王鲋说：“《小》的最后一章很好（里面写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就照那样去做。”
对这些言论同样又有评论，子羽退出来之后对子皮说：“叔孙的话贴切而委婉，宋国左师的话简明而合于礼仪，乐王鲋的话自爱而恭敬，您和子家的话持其两端而不偏颇，都是可以保持几代爵禄的大夫，齐国、卫国、陈国的大夫却大概不能免除祸难，……听其言而可以知道事情的发展，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况吧。”
从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春秋世族鼎盛期的文化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行为性，甚至可以说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文化、一种行动艺术，其中也表现出一种试图把握事物发展的历史意识，这当然是和延祀保家的心态分不开的。在贵族政治中，有一种对于理性的追求，有一个可以议论品评的空间，但它自然仅限于贵族的内部。在孔子之前，学术文化还没有走向民间，典籍还没有很好地整理和传播，除了一些杰出人物之外，许多贵族还是相当不学无术的，lxiii思想学术的真正开展和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还要在战国时期才能出现。
i 孙曜∶“吾国春秋时代，各国大夫皆世袭守土，谓之世族，为当时各国实力之所寄，时代之重心也。”见其著∶《春秋时代的世族》，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版，第1页。
ii 王国维：《观堂集林》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72─473页。
iii 俞正燮：《癸巳论稿》，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77页。又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21页。
iv 顾颉刚：《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97页。
v 同上书，第300─301页。又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第147页有更详细的有关古金文中世官制证据的列举。童书业说：“既有世族，必有世禄世官，无待多言矣。”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vi 所以“世袭”的另一面又可以说是“世选”，也有一些学者区别“世袭”和“世选”，如赵翼说：“辽初功臣无世袭，而有世选之例。盖世袭则听其子孙自为承袭，世选则於其子孙内量才授之。”见《廿二史札记》“辽官世选之例”，北京：中国书店1987年版，第368页。日人岛田正郎亦分析过辽代这种世官制的意义，指出世官也可以是指从某些家族的范围内选择有才能者任官，开始所任的官职并不一定很高，以后亦根据功绩升迁，见“辽代北面中央官制的特色与世官制的意义”，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357页以下。春秋时代的世官自然不同于后世中央政权下的世官，但是本书所说的“世袭”是在广义上说的，是指整个上层的世袭，自然也就包括了上层贵族内部的“世选”。
vii 关于公羊传所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