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_清史稿-第388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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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带违禁货物私卖。饬令茶商仍由内河行走，永禁出洋贩运，违者治罪、茶入官。”
道光三年，谕：“那彦成奏定新疆行茶章程，经户部议覆，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砖茶不得侵越新疆各城售卖。兹将军果勒丰阿等奏，此项砖茶，由归化城、张家口请领部票纳税而来，已六十馀年，未便遽行禁止。惟新疆既为官茶引地，商茶究有碍官引，令嗣后商民每年驮载砖茶一千馀箱，前赴古城，仍照例给票，无许往他处售卖。”六年，谕：“前因新疆各城运茶，前将军等请给引招商纳课。兹据庆祥等奏称，各城无殷实之户，若遽令承充官商，必致运课两误。著北路商民专运售杂茶，并在古城设局抽税，即以所收银抵兰州茶商课。俟试行三年，再行定额。至附茶仍由甘商运销。”八年，钦差大臣那彦成言：“甘肃官茶，年例应出关二十馀万封。近来行销至四五十万封，皆以无引私茶影射，价复递加，每附茶一封，售银七八两至十馀两不等。请嗣后每封定价，阿克苏不得过四两，喀什噶尔不得过五两，并于嘉峪关外及阿克苏等处设局稽查。”诏如所请。九年，命甘肃茶务责成镇迪道总司稽查，奇台县就近经管。
咸丰三年，闽浙总督王懿德奏请闽省商茶设关徵税。五年，福建巡抚吕佺孙复言：“闽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闽商贩运，官私莫辨，议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前岁因粤匪窜扰，江、楚茶贩不前，暂弛海禁，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即浙、粤、江西亦形短绌。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众商身拥厚赀，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洋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加增田赋者比。但闽茶不止数县，必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给印照以凭查核。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自此闽税始密。然至十年，犹未报部，经部饬催，乃按期奏报。六年，允伊犁将军扎拉芬泰请，伊犁产茶，设局徵税，充伊犁兵饷之用。十一年，广东巡抚觉罗耆龄奏请抽收落地茶税。
同治元年，饬下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各督抚，详查本省产茶及设茶庄处所，妥议章程具奏。二年，两江总督曾国籓疏，略言：“江西自咸丰九年，定章分别茶釐、茶捐。每百斤除境内抽釐银二钱，出境又抽一钱五分有零外，向于产茶及设立茶庄处所劝办茶捐，每百斤捐银一两四钱或一两二钱不等，填给收单，准照筹饷事例汇齐请奖。臣仍照旧章办理。本年据九江关署监督蔡锦青详，请遵照户部奏准，饬将盐、茶、竹、木四项统徵关税，已于三月起徵。江西茶叶运至九江，有华商、洋商之分。洋商既完子口半税，固不抽釐，华商既纳浔关正税，亦未便再令完釐。臣即照部章，于义宁州开办落地税。惟原奏内大箱净茶科则稍重，分别核减。参酌茶捐向章，每百斤，义宁州等处徵一两四钱，河口镇徵一两二钱五分，概充臣营军饷，由臣刊发税单护票，委员经收。或业户自行完纳，或茶庄代为完税领单，至发贩时，统由茶庄缴销税单。华商换给护票，洋商即凭运照，贩至各处销售。除华商完纳九江关税、洋商完纳子口半税外，经过江西、安徽各釐卡，验明放行。如此办理，与户部原奏、总理衙门条约，一一符合。税单虽系茶庄经手，税银实为业户所出。洋商不得藉口于子口半税，而禁中国之业户不完中国之地税。华商既免逢卡抽釐，亦不至纷纷私买运照，冒充洋商。”得旨允行。
五年，户部奏准甘省引滞课悬，暂于陕西省城设官茶总店，潼关、商州、汉中设分店。商贩无引之茶，到陕呈报。上色茶百斤收课银一两，中色六钱，下色四钱。所收解甘弥补欠课。七年，议准归化城商人贩茶至恰克图，假道俄边，前赴西洋各国通商，请领部照，比照张家口减半，令交银二十五两，每票不得过万二千斤。十一年，议准甘省积欠旧课，仍追旧商。召募之新商试新课。其杂课、养廉、充公、官礼四项缓徵。十三年，议准甘省仿淮盐之例，以票代引，不分各省商贩，均令先纳正课，始准给票。其杂课归并釐税项下徵收。各项名色概予删除。行销内地者，照纳正课三两外，于行销地各完釐税，每引以一两数钱为度，多不过二两。出口之茶，则另于边境局卡加完釐一次，以示区别。
光绪十年，户部统筹财政，于茶法略言：“据总理衙门单开，光绪八、九等年出口茶数多至万九千馀万斤。查道光年间英国所收茶税，约每百斤收银五十两，而我之出口税仅纳二两五钱，不及十一。拟照甘肃茶封之例，每五十斤就园户徵银三钱。增课既多，洋人无所藉口。或照宁夏、延、榆、绥等处茶引每道徵银三两九钱之例，于产茶处所设局验茶，发给部颁茶照，每照百斤，徵银三两九钱，经过内地关卡，另纳釐税，验照盖戳放行，不准重衤复影射。所有茶照，按年豫行赴督请领，原照一年后作废。或于产茶处所验茶发给部照，既完课三两，再倍收银三两九钱，前后共徵七两八钱，一切杂费均予豁除。惟于各海关及边卡，凡应纳洋税，仍照向章完纳。若在内地行销贩运，无论经过何省何处釐卡关榷，均免再徵。则改釐为课，改散为总，既便稽查，复免侵渔。惟园户及贩商若何防其走漏，应令各省参酌定章，覆奏办理。”
十二年，以山西商人在理籓院领票，诡称运销蒙古地方，实私贩湖茶，侵销新疆南北两路。一票数年，循环转运，往往逃釐漏税。经部奏准，嗣后领票，讠主明“不准贩运私茶”字样。如欲办官茶，即赴甘肃领票缴课完釐。倘复运销私茶，查出没官。
是时泰西诸国嗜茶者众，日本、印度、意大利艳其利厚，虽天时地质逊于我国，然精心讲求种植之法，所产遂多。盖印度种茶，在道光十四年，至光绪三年乃大盛。锡兰、意大利其继起者也。法兰西既得越南，亦令种茶，有东山、建吉、富华诸园。美利坚于咸丰八年购吾国茶秧万株，发给农民，其后愈购愈多，岁发茶秧至十二万株，足供其国之用。故我国光绪十年以前输出之数甚钜，未几渐为所夺。印度茶往英国者，岁约七十三万二千石，价约二千四万两。吾国茶往者八十九万八千石，价约千八百六十八万两。印度茶少于华，而价反多。迨二十二年我国运往，乃止二十一万九千四百馀石而已。日本之茶，多售于美国，亦有运至我国者。光绪十三年，我茶往日本者万二千馀石，而彼茶进口万六千馀石。其专尚华茶取用宏多者惟俄。盖自哈萨克、浩罕诸部新属于彼，地加广，人加众，需物加多，而茶尤为所赖。光绪七年定约，允以嘉峪关为通商口岸，而往来益盛。十年后我国运往之茶，居全数三之一。十三年，并杂货计，出口价九百二万两有奇，而进口价仅十一万八千馀两，凡输自我者八百九十万两。然十二年茶少价多，十三年茶多价少，华商已有受困之势，厥后亦兼购于他国，用此华茶之利骤减。盖我国自昔视茶为农家馀事，惟以隙地营之，又采摘不时，焙制无术，其为他人所倾，势所必至。
三十三年，茶叶公会以状陈于度支部，税务司亦以茶税减少为言，于是命筹整理之策。宣统初，农工商部遂有酌免税釐之议。汉口、福州皆自外国购入制茶机器，且由印度聘熟练教师。江西巡抚又筹款贷与茶户。自是销入欧洲及北阿非利加洲者乃稍暢旺。
夫吾国茶质本胜诸国，往往涩味中含有香气，能使舌本回甘，泰西人名曰“胆念”，他国所产鲜能及此。故日本虽有茶，必购于我，荷兰使臣克罗伯亦言爪哇、印度、锡兰茶皆不如华茶远甚。然则奖励保护，无使天然物产为彼族人力所夺，是不能不有望于今之言商务者。
矿政清初鉴于明代竞言矿利，中使四出，暴敛病民，于是听民采取，输税于官，皆有常率。若有碍禁山风水，民田庐墓，及聚众扰民，或岁歉穀踊，辄用封禁。
世祖初开山东临朐、招远银矿，顺治八年罢之。十四年，开古北、喜峰等口铁矿。康熙间，遣官监采山西应州、陕西临潼、山东莱阳银矿。二十二年，悉行停止。并谕开矿无益地方，嗣后有请开采者，均不准行。世宗即位，群臣多言矿利。粤督孔毓珣、粤抚杨文乾、湘抚布兰泰、广西提督田畯、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四川提督黄廷桂相继疏请开矿，均不准行，或严旨切责。十三年，粤督鄂弥达请开惠、潮、韶、肇等府矿，下九卿议行。上以妨本务停止。盖粤东山多田少，而矿产最繁，土民习于攻采。矿峒所在，千百为群，往往聚众私掘，啸聚剽掠。故其时矿东开矿，较他省尤为厉禁。
乾隆二年，谕凡产铜山场，实有裨鼓铸，准报开采。其金银矿悉行封闭。先是，五年允鲁抚硃定元请，开章丘、淄川、泰安、新泰、莱芜、肥城、宁阳、滕、峄、泗水、兰山、剡城、费、莒、蒙阴、益都、临朐、博山、莱阳、海阳各州县煤矿，而藁城知县高崶请自备赀开峄、滕、费、淄、沂、平阴、泰安银铜铅矿则禁之。然贵州思安之天庆寺、镇远之中峰岭，陕西之哈布塔海哈拉山，甘肃之扎马图、敦煌、沙洲南北山，伊犁之皮里沁山、古内、双树子，乌鲁木齐之迪化、奎腾河、呼图壁、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条金沟各金矿，贵州法都、平远、达摩山，云南三嘉、丽江之回龙、昭通之乐马各银矿，相继开采。嘉庆四年，给事中明绳奏言民人潘世恩、苏廷禄请开直隶邢台银矿。上谓：“国家经费自有正供，潘世恩、苏廷禄觊觎矿利，敢藉纳课为词，实属不安本分。”命押递回籍，明绳下部议。六年，保宁以请开塔尔巴哈台金矿，明安以请开平泉州铜矿，均奉旨申饬。
道光初年，封禁甘肃金厂、直隶银厂。盖其时岁入有常，不轻言利。惟云南之南安、石羊、临安、个旧银厂，岁课银五万八千馀两；其馀金矿岁至数十两，银矿岁至数千两而止。又旋开旋停，兴废不常，赋入亦鲜。铜铅利关鼓铸，开采者多邀允准，间有蠲除课税者。广东自康熙五十四年封禁矿山，至乾隆初年，英德、阳春、归善、永安、曲江、大埔、博罗等县，广州、肇庆两府，铜铅矿均行开采。百馀年来，云、贵、两湖、两粤、四川、陕西、江西、直隶报开铜铅矿以百数十计，而云南铜矿尤甲各行省。盖鼓铸铅铜并重，而铜尤重。秦、鄂、蜀、桂、黔、赣皆产铜，而滇最饶。
滇铜自康熙四十四年官为经理，嗣由官给工本。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馀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馀。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故滇省铜政，累叶程功，非他项矿产可比。
道光二十四年，诏云南、贵州、四川、广东等省，除现在开采外，如尚有他矿原开采者，准照现开各厂一律办理。二十八年，复诏“四川、云、贵、两广、江西各督抚，于所属境内确切查勘，广为晓谕。其馀各省督抚，亦著留心访查，酌量开采，不准讬词观望。至官办、民办、商办，应如何统辖弹压稽查之处，朝廷不为遥制”。一时矿禁大弛。咸丰二年，以宽筹军饷，招商开采热河、新疆及各省金银诸矿。三年，诏曰：“开采矿产，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地，较之一切权宜弊政，无伤体制，有裨民生。当此军饷浩繁，左藏支绌，各督抚务当权衡缓急，于矿苗丰旺之区，奏明试办。”时军兴饷乏，当时开采者，仅新疆噶尔，蒙古达拉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