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9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义两种制度之所长，建立所谓“新型民主”。怎样看待这种“多变”？以梁启超之贤，其“多变”亦常常不为时论所谅，被讥为“投机”“趋时”，何况张东荪？然而在我看来，一个谈论政治的人只要所发之论是基于自己的立场和信仰，哪怕是奇谈怪论，投机、趋时又有什么关系？指责一个“评政治”而非“干政治”的人投机、趋时的论者其实是预设了一个前提，这就是他先已从根本上否定了“评政治”的人有不为外力左右的定力和独立的立场。张东荪论政，一度从主张宪政共和到批评议会政治到倡导“修正的民主政治”，但无论怎样变，坚持民主政治的底线不变。他是以萧伯纳、罗素等为榜样的，这种不变中的“多变”似乎毫无奇怪之处，但由于近代中国缺乏政论家独立议政的土壤，别人注定不会把他当成中国的萧伯纳、罗素。罗素在二战初起时曾基于和平主义的立场著文认为与希特勒斗争比对希特勒妥协危害更烈，招致舆论批评，但批评者都只是在批评罗素“这一个”，如果放到近代中国的语境中，批评者却肯定会自然而然地发出高屋建瓴的质问：你究竟是为谁服务为哪个阶层谋利益？这一尴尬滋味张东荪曾数次品尝。当袁世凯的北洋政府有集权的趋势时，他大力鼓吹地方自治的联邦制，认为可以制衡中央政府作恶，而袁氏一倒，一时群雄割据，张氏等人鼓吹的联邦制适成为地方军阀拥兵自雄的最好口实！正以此故，即便是金岳霖这样的哲人也把张东荪看成一个“玩政治”的。金岳霖晚年忆旧谈及张东荪时说：“‘玩政治’究竟是怎样玩的，我也说不清楚，也不必知道。看来，在不同实力地位之间，观情察势，狠抓机会……等等是‘玩政治’的特点。林宰平先生曾同我说过：‘东荪太爱变了，并且变动得很快。’”〔8〕受过西方文明浸染的金氏等人几乎把张东荪视为苏秦张仪之流，大众对张东荪的观感如何自可概见了！
　　政论家都是以不偏不倚的立场自诩的，抛弃这一立场也便不成其为政论家，可是在一个缺乏政治文明、政治不上轨道的地方，一个习惯于在现实政治中上下其手纵横捭阖的人看来，“客观、公正”都只是谋一己之私的幌子，哪里有什么纯粹中立？《张东荪传》中记有一事：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决定召开伪国民大会以孤立共产党，蒋介石、宋子文请张东荪吃饭，劝其出席“行宪国大”参加政府，张氏拒绝说：“最好还是保留一个将来能参加和谈的身份”，蒋介石听后非常生气，“脸色铁青，气得踢桌子下的狼狗”。无疑，以蒋的思维定势，他是只有为我所用和为敌所用的两分法的。在内战爆发两大党角逐的特殊时刻，中间势力一时似乎颇受各方倚重，但同时却常常又是两面受气，角斗场上，甲方占优，你呼吁和平，乙方大赞你主持公道，甲方却难免要怀疑你屁股坐在哪一边，而等到乙方反占优势，你再叫喊停战时，乙方却要视你为讨厌的鸦鸣蝉噪了！梁漱溟当年为呼吁和平也写过一系列文章，为避免“被认为是受某种势力的支持而站出来说话的”，专门公开声明只代表个人不代表任何组织，只言论不行动，但后来仍然被清算，认定其“立场完全是帮助蒋介石的”。
　　不论评政治的人怎么自命独立，他总是与干政治的人脱不了关系。首先，在干政治的人眼里，评政治的人不过书生论政，跟秀才造反差不多。然而世上的事情也真怪，书生论政的现实语境下，那种种议论是好像有些缓不济急或陈义过高，但时过境迁，昔日迂论却仿佛先知。张东荪当年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曾竭力证明发展资本主义是当时中国发展生产事业、改善人民生计的惟一途径，遭到陈独秀等人的痛批，史论家更下结论说是“驳倒”了，然而后来事实证明如何？晚年胡绳在一次谈话中论及这场争论时发表了通脱的观点：“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不能认为凡是不同意马克思主义，不赞成当时搞社会主义的就都是反动的。”〔9〕这一席话从胡绳口里说出真是意味深长！评政治的人和干政治的人还往往有第二层关系，即前者总是要被各揣心机的后者谬托知己。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说：“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有一回他可是骂到他们的反对党头上去了。那怎么办呢？第二天报上登出来的时候，那题目是：《章疯子居然不疯》。”〔10〕鲁迅先生的口气像开玩笑似的闲谈，然而在熟悉先生身前生后事的人读来却另有一番欲说还休的滋味，以迅翁的清醒、敏感甚至多疑，仍然难免被人利用，遑论其他！
　　因“叛国案”被“养起来”的张东荪赋闲家居，作旧体诗词以自遣，望着壁上悬挂的梁启超手书的对联“风波旧忆横身过，世事今归袖手看”，回首前尘不禁老泪纵横。平生事业，是耶非耶？他作了如是总结：“深感清诗记我狂，梦回犹自对苍茫；书生谋国直堪笑，总为初心误鲁阳。”〔11〕好一个“书生谋国直堪笑”，这难道就是张东荪那一代以“言其所信”“但求心安”的政论家自期的知识分子的宿命么？
　　1968年，张东荪和他的长子张宗炳（著名生物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同时被捕；1973年6月2日，张东荪逝世于北京第六医院，此前，由于受其牵连，他的次子中科院学部委员、著名物理学家张宗燧，三子社会学家张宗颖夫妇已先后自杀。在张东荪逝世前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坚冰打破，当家人告诉他这一消息时，张东荪激动得像孩子似的喃喃自语：“中美不能对抗，还是我对！”〔12〕……当然，对一个曾经笔落惊风雨的杰出政论家来说，这些都近于题外话了。
　　注释：
　　〔1〕〔4〕〔5〕〔6〕〔7〕〔11〕〔12〕王玉河：《张东荪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1、24、25、313、314、441、448页。
　　〔2〕〔8〕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22、23页。
　　〔3〕张中行：《负暄续话》，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页。
　　〔9〕《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10〕鲁迅：《补白》，收入《华盖集》，转引自浙江文艺版《鲁迅杂文全编》（上编），第240页。

　　窘境与怪圈

　　
　　？　李廷华
　　三十一卷本《沈从文全集》的出版，使我们能够通读这位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重要的代表作家的全部作品。其实，沈从文的主要文学创作，像《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八骏图》等，在“新时期”以来的“拨乱反正”、“反思”、“寻根”、“恢复文化传统”等渐次的文化行进中间，已经被有一定关注程度的文化人群所熟悉。这样一个文化行进的过程，有一个时间顺序的特点，即是渐次的“向后看”；所谓“反思”，当然是对习惯或者进行状态的逆向思维，这样，岂不是进入了完全的“保守”或者“复古”？其实不然，中国文坛对沈从文，还有钱锺书、张爱玲等的重新认识，无一不是因为域外的发现、评价和宣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保守”同时又是“新潮”。没有国际文化眼光的借鉴，没有国际文化舆论的推动，这样的反思恐怕也还难以实现。当沈从文的经典意义已然确立之后，以前不曾披露的《沈从文全集》中那些“检查”、“检讨”性质的文字，无疑为进行中的反思提供了新的材料。大师已经千古，
　　无人世是非纠葛，完整而真实地披露大师的心路里程，是时代的进步，也为研究者追寻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和知识分子的心路幽微提供了便利。
　　继续进行的反思使得文化人群日益清醒，文化积累日益丰富，同时也经常使思绪陷入悖论，情感掺杂苦涩。“四人帮”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登峰造极，“权力话语”对文化行为的统治，对具体文化人生存权力的戕夺，使得身处其中的文化人深恶痛绝，使得曾经是“魏阙中人”而又不能完全屏绝“江湖”的一些文化官僚终于也有了某些“民间话语”。文化人群的普遍心态是对“权力话语”大不以为然，对被“权力话语”压制、迫害过的文化人深怀同情，这其中也包含着大量的自我同情和自我心理塑造。于是，一个重新寻找文化英雄的系列性集体行为在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成为中国的社会文化特征。
　　回顾一下这个系列性的集体行为吧：周扬的复出，被看做是“文艺春天的到来”，以后，人们发现，周扬在长达几十年时间里，整过的文化人不计其数，综观其一生，他依然是“权力话语”的代表，尽管周扬的有选择、有限定的“反思”曾经得到崇高礼赞，但是，终于无法抵消他长时期、大面积的整人记录。他只能是一个意识形态代言人和牺牲品，远非“反思”中的中国文化人群心目中的文化英雄。从文化主流汗漫开来，这样的寻觅一直延续到胡风、沈从文、钱锺书……
　　胡风具有颇多“文化英雄”的内涵，他在现代中国“权力话语”确立的初期，便因为“个性话语”被驱逐出局，他手上没有同类的鲜血。特别使人肃然起敬的是，他在自己命悬一线之时，拒绝对也已经“落井”的周扬“下石”。“不整人”，“没有整过人”，是一个“整人时代”洁身自好、高标独立的最宝贵的特征。可是，在继续的“向后看”的文化寻觅里，出现了胡风的如是行为和话语：他和冯雪峰同为鲁迅弟子，当冯雪峰在《文艺报》主编任上因为“压制小人物”引起毛泽东雷霆之怒。发动文艺界批判之时，久坐冷板凳的胡风也参与其中。他的攻击锋芒在与会者中间格外突出，除痛批冯雪峰之外，他“还连带着点出了胡适、周扬、袁水拍、黄药眠、蔡仪、朱光潜、萧殷、田间、俞平伯、徐志摩、朱湘等生者与死者的名字，还特别指出朱光潜、俞平伯诸人‘都属于胡适那个系统’，是‘一成不变地为蒋介石服务’的”〔1〕。
　　如果说胡风的被驱逐，是“革命文艺”内部“清理阶级队伍”的结果，是胡风十分不情愿的事情，沈从文则多半是自我放逐。因为郭沫若在解放前夕对他有“粉红色”作家的批判，进入新社会，他便如履薄冰。郭沫若这里所指的“粉红色”，显然不是“次红色”，而是类同于“黄色”。沈从文的作品在乡土气息里最擅长渲染的是“风情”。在意识形态争夺的文化环境里，这样的“风情”表现存留了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乡土色彩，因而有独特的文学价值。沈从文的文化经历，是从“丘八”而进入象牙塔，他珍惜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环境，也形成谨慎怕事的心理。在郭沫若的批判性言词里，“粉红色”原来算不得多么严重，他当年骂鲁迅还用过“反革命”这样的罪名呢。只是今非昔比，当年“创造社”的“流氓加才子”现在已经是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这使得沈从文自惭形秽。沈从文从来不曾处于文化论辩和争斗的中心，“风情”和“阶级斗争”如何能够等量齐观？正是在晓风残月一般的“风情”角落里，惯于对人生精打细算的沈从文首先思想的是后半生如何养家糊口，打点岁月。他知道今后的中国文坛，没有他那些“野性”和“风情”的位置。在大风暴到来的时候，找一个偏僻的小港湾歇船晾网，这就是沈从文的精明，当然也可以说他胆小。
　　其实，沈从文也对他久违的文坛有眷恋，有试探。他参加全国作协的参观团，到了井冈山；他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了旧体诗。新文学作家晚年多写旧体诗，是中国文学现代发展的一个特殊现象。延续至今，比比皆是，没有一个人的水平赶得上从北大荒劳动改造出来的聂绀弩。沈从文还想写井冈山题材的长篇小说。这样的想法，以前的鲁迅和冯雪峰都有过，都没有做成。沈从文想写井冈山原非无稽之想，他出身军人世家，他兄弟沈荃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淞沪抗战，是湘西地方军队重要将领；中国工农红军的领袖人物之一贺云卿早年还曾经和沈从文在一个部队系统中。沈从文终于没有写成。思想、情感、语言、细节，达不到融合状态。作家不是万能写作机器。在中国的文化时空里，还要再晚一些时候，当作家的主观精神被完全阉割之后，这样的写作机器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