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3-07-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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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3年，美国近代边疆学派创立人弗雷德里克·特纳在美国历史学会发表《边疆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性》，提出“边疆假说”，首次对美国西部进行历史学的总结：“直到现在为止，一部美国史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对大西部的拓殖史。一个自由土地区域的存在及其不断的收缩，以及美国定居地的向西推进，可以说明美国的发展。……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9〕
　　特纳特别强调西部开发和边疆传统对美国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意义：
　　那种与敏锐和好奇结合在一起的粗犷和力量；那种务实、富于创造和敏于发现权宜之计的性格；那种擅长实际事务而短于理论、但有能力达到伟大目标的特性；那种不知休止的紧张精力，那种主宰一切，为作好作歹而奋斗的个人主义；还有那种随着自由而来的开朗活泼与勃勃生机。〔10〕
　　特纳认为，西部开发对东部和旧世界的主要影响是：1。促进了美国人民的一种混合民族的形成；2。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3。民族主义的兴起和美国政治制度的演变；4。从边疆生活中产生了新的民族精神和极其重要的思想。最重要的是，“民主诞生于自由土地”，“美国的民主决不是出自哪个理论家的梦想，不是装在苏珊·康斯坦特号船运到弗吉尼亚的，也不是由五月花号载到普利茅斯的。民主坚实、强大、富有生命力的姿态来自美国森林和原野，每次接触到新的边疆，它就获得新的力量”〔11〕。特纳作为美国西部神话最虔诚的信奉者，曾满怀激情地宣称：
　　在我们这片广漠的草木丛生的大陆上，缓缓流进了第一代欧洲拓居者。欧洲人、欧洲的风俗习惯及思想渗入了美国的原野，这伟大的西部将他们搂入自己的怀抱，教会他们以新的眼光去看待普通人的命运，训练他们适应新世界的新环境，以及为满足新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新的制度与机构。……只要有这样一片位于文明世界边缘的原野向一切被压迫的人们、一切身心健全并愿为自己创造一个落脚之处及谋生之道的人们敞开大门，那么就不会有严重的社会问题。一旦东部的社会开始失去对民主理想的信仰，一旦社会有分裂为不同阶级的迹象，她，西部，就会开放新的空间，以其丰富的物质宝藏，以其净化灵魂的土地建立起新的民主，使美国重新发展。西部是一眼神奇的青春之泉，美国始终沐浴于其中，并不断恢复活力。〔12〕
　　然而，美国的资源和边疆并非无限。二十世纪初叶，美国已经开始由于“西部的消失”而陷于有限资源的激烈竞争。“西部神话”逐步让位于各种新兴力量的协作和综合发展。这一认识反映了美国社会新的历史转型，并形成美国进步政治家的新的政治哲学。它成为资源保护政策和西奥多·罗斯福的“公平待遇”的“反托拉斯法”的基础；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试图以遏制工业垄断以保证个人拥有经济发展机会的“新自由”；影响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制订“新政”，以政府必须为人民提供过去由边疆这道“安全阀”所提供的安全和机会为“新政”的前提；促成了哈里·杜鲁门的“公平施政”与约翰·肯尼迪的“新边疆”，二者都力图经由立法而非扩张的社会秩序下的自由企业来提供优良的物质生活；启发了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中国家对社会各种需要的关怀。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用如下语言总结美国后边疆时代的哲学：
　　我们再也不能逃到一个从未开发过的地区：我们必须成为我们的环境的主人。……绝对的必然性已经迫使我们抛掉过于惬意的迷信，不可迷信美国的国土不可思议地幸而具有各种免疫力可以消除经济失调，也不要迷信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精神——大家都单干而不依靠政府的合作——可以经受并抵制各种形式的经济混乱或危机。〔13〕
　　无论如何，作为一种历史运动，美国西部开发已于上世纪初停止，其正面和负面的影响已永久性地沉淀在美国民族性格和国家制度当中。其最重要的启示，是如何充分而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文明的资源，将发财的冲动、梦想的激情、改变命运的愿望和创新历史的雄心壮志对接于那冥冥之中的“天命”，对接于那虽然最终会消散却已永载青史的“神话”，从而避免愚蠢的失误和难以补救、不可宽恕的悲剧以及低级形态的恶性循环。
　　三
　　中、俄、美三大国之间，无论有无可比性，但在合理认识和开发上帝分配的土地－空间上，都有各自的历史责任，也有可资相互借鉴、启示的经验教训。
　　与俄罗斯东部和美国西部不同，中国西部自古不是国家文明重心之外的附属地带，也不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它没有西伯利亚辽阔，也没有美国西部肥沃，但它拥有俄罗斯和美利坚所没有的独特景观和位势。
　　这里不仅有世界的制高点——世界屋脊青藏高原，它是哺育四分之一人类、滋润亚洲大陆的万古渊源，是中华民族母亲河黄河、长江的万古源头，是中华民族生息繁衍的天然屏障，是中华文明的伟大摇篮，而且拥有世界十字路口——古代欧亚轴心文明的交汇处，拥有世界文明遇合交融的历史长廊——丝绸之路，拥有从西周到汉唐中国若干古代王朝的幽灵，拥有东方主要宗教与雪域高原参天化育的神奇史诗，还拥有两千多年来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不朽典范──都江堰水利工程；拥有使中原文明（更遑论东部沿海文明）黯然失色的神秘灿烂的三星堆上古文明，以及可与《出埃及记》相媲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抵挡了日本法西斯铁蹄的中国抗战大后方。
　　然而，近五十年来，近五百年来，中国西部毕竟沉寂了，落伍了。它远离海洋，远离世界现代文明浪潮，甚至也与东部沿海迅捷延伸的路向渐行渐远。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西部开发作为中国当今主题的讯息一旦由传媒发布，神州大地确也为之一振。它像一场姗姗来迟的压轴戏，因主角缺席而无法启幕；它像一柄笼统的路标，却向国人发出一个历史性的昭示：到西部去，我们也有一个西部，那也是一个伟大的空间。
　　中国上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是将反复被中断的现代化进程加以连续并往前推进的努力，也是将中国带入世界现代化潮流并保持自身特色的努力。中国从上到下获得一个共识：由于入侵、起义、造反、失误、浩劫、动乱，中国对历史挑战屡屡做出错误的判断，多次丧失民族复兴的契机，中国必须迅速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在相当时期内，中国之需要世界毕竟急于大于世界之需要中国，中国是世界的中国。
　　只有攸关全球利益、影响人类文明而又独具区域或民族特色的事件才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级的大手笔、大思路和大战略。
　　因此，经济和科学技术全球化理应成为中国西部开发最广阔的时代舞台、最理性的历史视野和最严肃的评价系统。事实上，在国际经济合作日益密切条件下，土地、资源、资金、人口、发展、增长和现代化目标、模式乃至传统国际法和主权概念都在而且继续发生深刻的变化。
　　西部开发不仅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从“第一个大局”（东部发展）向“第二个大局”的历史性转进，其本身就是一个伟大的使命。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深层困境就不在东部而在西部；中国现代化的民族－土地基础，主要在西部而不在东部；中国现代化的全面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最后的依托和希望，也是西部而不是东部。西部开发是历史留给中国人的天命。一切真正伟大的历史运动大都是一种宏大的天地自然结构与一个大国国民的伟大遇合，是一个伟大民族感受和履行新的天命并由此创新历史的奋斗历程，它赋予所有的经验和细节、所有的活动和指标以象征和神话的光环，使所有参与者在改变一己境遇的奋斗中领略到人类和民族共同体固有的长久博大的传奇般的命运，从而根本摆脱现代化过程中难以避免的异化处境，实现人性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复归。
　　这种象征和神话，完全不同于上世纪中叶产生于个别领导人大脑的乌托邦想像，那种以“革命”和“战争”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及其哲学，正是今日中国西部开发首先要摒弃的历史陈迹。当代中国的幸运、中国西部的幸运，在于已有整整一代人在相对开放的社会中成长起来，在于一个开放的日新月异的世界将为我们提供前所未有的机缘，让西部开发作为中国现代化的重头戏堂皇排演。
　　开发中国西部极为丰富的矿产、水利、生物多样性、生命基因和旅游的巨大资源，而又不因各种局限性铸成无法补救的大错，必须广泛借助能够理解且愿意善待中华的国际力量。西部开发应当成为中国与国际先进文明全面对接、中国与世界全面合作的最大特区。根据世界经济分工趋势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诉求，将西部划片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内涵、不同区域的国际合作开发区，不仅符合现代国际合作惯例，有利于世界经济全球化，而且符合中华民族的大国胸襟和长远利益。中国人在自己国土上直接参与和领导一项巨大的国际合作、一次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开发运动，将大大增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了解，增长中国人民参与世界级开发工程的见识才干，增强中国人为人类做出应有贡献的自豪感和自信心。
　　西部之于中国，是在正常和非常情况下可资寄望的主要生存、发展空间。困扰当代中国、关涉中华民族生存前途的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人口、粮食、能源、土地、生态、交通等）无不只有通过西部开发才可望得以缓解。而作为历史性运动的西部开发的前提和主轴，是由东向西相当规模的国内移民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华民族在未来岁月中生存、发展并改变自身政治、经济、文化和人口格局，从而改变欧亚大陆乃至世界相关格局的历史运动；
　　向西拓殖，是中国人由世俗功利性商业命运转向回归自然、创新历史，重新塑造和丰富民族精神和民族品性的庄严使命；
　　向西拓殖，是中国青年一代超越物质享受型和精神虚空化的现代工商社会人性异化，重建淳朴、健康、高尚和神圣人生的天赐良机。
　　向西拓殖，是中国社会不仅利用“看不见的手”——市场经济以强化经济活动能力，更以“劳动创造世界、创造人类本身”的伟大法则，在雄浑西部的开发中更新现代化理念，实现个人自由和社会民主的伟大实践。
　　欲实现西部开发的伟大目标，推进西部拓殖的历史运动，必须超越东部发展的既有经验。可为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具有现实操作性和持久效应的国家政策，是以土地资源为核心的西部开发的土地改革。
　　“耕者有其田”不仅是中国自古以来农耕文明的理念和法则，也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必由之路之一，是仍然占居中国大多数的数亿农民的不言而喻的梦想和要求。俄国十月革命的“和平、土地、面包”口号和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制度，已经从正反两面证实了土地对于人民和历史的决定性意义；美国的“公地出售”和中国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二十世纪美国和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同样具有不容置疑的历史性意义。
　　在现存制度条件下，对西部开发、首先是对土地资源开发的先驱提供法律确认和保护的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将对中国一再推迟又无法绕开的“产权革命”发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惟有成千上万具有进取精神和经济实力的投资者不只是前往西部洗钱淘金掠夺，而是将其资金、事业和身家性命押给西部，并体面地获得经济和人生的酬报；惟有当他们的先驱地位为全社会所首肯和颂扬，他们作为民族精英和时代候鸟上升为象征和神话而不朽；惟有他们的子孙后代在他们开辟的新边疆成为土地主人并创造出令世界艳羡的新的物质和精神家园时，西部开发才有了属于自己的血肉文本，历史桂冠才会降落在这片奇迹丛生的土地上，中国人才会由此感受到天命眷顾的幸运和荣耀。
　　美国人正在以他们的哲学和利益重新思考和制定新世界秩序，俄罗斯新的权力结构正在整合他们的思想和力量，世界正在迷茫和浮嚣中喘息，中国也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
　　中国也许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特殊大国形态。“走俄国人的路”、“全盘西化”和“走自己的路”曾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三种选择。如果没有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