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4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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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形与11世纪时他的前辈梁氏相比，两者还是不乏相似之处。
1139年六月，崇宗去世，时年53岁。帝位由他的儿子、16岁的嵬名仁
孝继承 （庙号仁宗），仁宗的统治也长达半个多世纪。这两个长期在位的皇
帝最终使西夏皇室的统治得以稳定。仁宗继位之后，尊其母曹氏为“国母”，
并指定罔氏为皇后。罔氏出自一个门第高贵的党项氏族。①
在仁宗继位前的三四十年间，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地区战祸频仍，灾害
不断，所以在仁宗统治的初年，就面临着起义造反和盗匪遍地的严峻局面。
据吴广成记载（这些记载同样也没有其他资料证实），1140年，一群心怀不
满的契丹流亡者在李 （或萧）合达的率领下起而造反。在当年冬天被镇压之
前，造反者曾包围了灵州。1142—1143年，饥荒和地震又引发了夏州和兴州
附近地区的严重叛乱。仁宗颁布了免税赈济的措施，在镇压李合达、平定部
落起义的过程中，仁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的汉族将军任得敬。据记载，
仁宗本来要授予任得敬以宫廷的职务，但是在他的顾问、多疑的嵬名仁忠的
劝说下，还是将任得敬外派灵州统军，从而将他排斥在了宫廷之外。②
紧接着仁宗在1144年又将儒学机构引入了政府之中。首先，他下诏在全
国设置学校，其次又在宫禁中为7—15岁的皇室子孙开设了小学。另一所学
校是在1145年创建的“大汉太学”。儒家的祭礼正式实行，并发布命令广建
庙宇，在全国各地普遍实行释奠礼。1147年，还开始实施了通过考试选拔官
③
员的策举制度。虽然从其他史料中得知，西夏是承认考试学衔的，但是在党
① ＇644＇ 《宋史》，卷486，第14109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212b，卷33，8a；卷34，15b—16a。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3，17b。
① ＇644＇ 《宋史》，卷486，第14024 页。
②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5，9a—11b；＇646＇ 《金史》，卷134，第2869 页。
③ ＇644＇ 《宋史》，卷486，第14024—14025 页。译者按：《宋史》：“十五年八月，夏重大汉太学，亲释
典，弟子员赐予有差。”“大汉”应是宋人自谓，夏所建者是“太学”，“大汉太学”似不当理解为学校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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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法律中，还没有发现有关这种作为补充官员手段的考试制度的论述，相反
却有许多专门规定官位继承问题的条款，这表明，官职的世袭可能仍然是一
条更常见的入仕途径。最后，仁宗在1148年设立了内学，“选名儒主之”，
可是在宋史的简短记述中，没有留下关于内学具体内容的记载。
在探讨党项实施这些措施的动机时，必须要考虑到党项的新的东邻——
金朝在这时的崛起。12世纪40和50年代，女真统治者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
金朝这时已经通过战争和外交手段，在东亚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就金朝而
言，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要创建一个汉族风格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以与
自己已经获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相称。党项使臣每年都要前往金廷，他们对
女真的活动肯定是非常清楚的，反之亦然。《宋史》的记载时有错误，如果
《宋史》所载年代正确的话，那么党项的改革要比女真早5—10年的时间；
例如金统治者完颜亮 （1149—1161年在位）下诏修筑孔庙是在1156年，比
①
党项人建孔庙整整晚了十年。党项统治者提倡儒教，很可能是出于对国内情
况的考虑。具体地说，兴州的具有影响力的“儒家”信徒的发展壮大，对于
更合理化、更仪式化的皇帝特权典仪的信奉以及官僚政治程序的需要；官僚
政治是党项统治者用来反对在党项政权中已露端倪的柔弱、腐败的倾向，反
对军事精英的根深蒂固的影响的斗争武器。
任得敬其人就是军事精英的代表人物。事实表明，嵬名察哥充当了任得
敬在军队首脑中的保护人，通过察哥的帮助，任得敬才在首都谋得了一席之
地。正如我们所见，任得敬的努力最初遭到了嵬名仁忠的反对，据传说，在
仁忠去世之后，任得敬以贿赂的手段进入了宫廷，并得到了尚书令的职务。
不久，他就成了中书令——虽然任得敬担任中书令到底有多长时间，中书令
一职在西夏职责如何，目前都还不很清楚。1156年，嵬名察哥死后，任得敬
大权独揽，不仅对自己的戚属委以官职，而且对诬蔑自己的人进行镇压。①
《宋史》确指任得敬在1160年得到了由党项君主册封的楚王的称号。就
目前所知，他是由西夏统治者册封的惟一的一位汉人。一般说来，只有功勋
卓著的党项皇室子孙才有资格得到这种荣誉，所以对许多朝臣来说，这件事
不仅是对西夏惯例的违犯，而且对西夏政权也是一种危险的僭越行为。据说，
这位国相在1160年末宣称，新建立的学校，诸如百无一用的汉学之类，与西
夏社会根本不相适应，而且为供奉学者浪费了本来就很贫乏的资财。学者和
僧人是仁宗最密切的伙伴，对他们的这种攻击仁宗反应如何，尚不得而知，
但是西夏的学校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这说明任得敬显然遭到了挫败。
1161年，皇帝进一步设立了翰林院，以编修西夏实录。翰林院是一个内宫机
构，它与御史台和学校一起，形成了与国相抗衡的中心；而由国相控制的中
书和枢密衙署，则在1162年移徙到了内廷之外。②
1161—1162年，西夏开始卷入金、宋战争。四川的宋朝地方当局曾请求
党项人帮助他们打击女真，但是没有成功，与此同时，西夏军队还短期地占
领了他们声称属于自己的陕西境内的宋、金领土。任得敬这时掌握着党项军
队，而且他后来又谋求四川的宋朝官员支持他个人的计划，所以有理由认为，
任得敬参与了这些活动。
① ＇489＇陶晋生：《12 世纪中国女真人的汉化研究》，第41—44 页。
① ＇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3b－7a，12a。
② ＇644＇ 《宋史》，卷486，第14025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6，13b—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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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165年到1170年，这位国相殚精竭虑，以灵州和翔庆附近的地区作
为指挥中心，努力要在陕西北部和鄂尔多斯地区经营一块属于自己的独立领
地。任得敬还进一步插手了庄浪 （西藩）部落的骚乱。这些部落的故土位于
洮河流域，不幸的是，这一地区当时正好处在划分不明确的宋、金、夏三方
交界的边境地区。在这次事件中发生的金、夏之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预示
了将要在13世纪初年发生的那场使这个地区卷入动荡漩涡的战乱。任得敬这
时极力结交金世宗（1161—1189年在位），但是并没有成功，后者精明地避
开了西夏国相暗示性的表示。任得敬发现从金朝方面得不到支持，于是转而
与宋朝四川宣抚司交换秘密情报。一支西夏的巡逻队抓获了后者派出的一名
间谍，从他身上搜出了给国相的一封信，并将罪证上交了皇帝，而皇帝则将
信转交给了金朝。①
在得到西夏国相背信弃义的确切证据之前，金朝统治者已从俘获的宋朝
间谍以及其他来源得到报告，说西夏在其西南部边境地区从事可疑活动。金
廷还得知，任得敬派遣大批军队和役夫，在位于庄浪地面的党项边境基地祈
安城（原积石城）修城筑堡。金世宗派官员前往调查，但是为时已晚。不但
城已建成，无法阻止，而且他们也没有得到任何证据来确证宋一夏交通的传
言。针对金廷的调查，党项人（即任得敬本人）保证说，筑堡役兵完全属于
边疆防御性质，别无他图。②
皇太后任氏 （即任得敬之女）死于1169年或1170年，很可能是女儿的
死促使国相任得敬逼迫仁宗将西夏的东半部赐给了他，他将这块封地命名为
楚。为了进一步得到承认，任得敬又劝说夏主上书金朝，请求金廷对任得敬
加以册封。金世宗对此表示极不赞同，而且私下里对夏主不能惩处不庭之臣
表示非常惊讶。世宗最后拒绝册封任得敬，并退还了左右为难的夏使带来的
礼物，但答应派官员就此事进行调查。这显然是多余的。
1170年八月，仁宗的亲信秘密逮捕并处死了国相及其族人和党羽。西夏
使团呈递了一封仁宗致金朝皇帝的感谢信，信中谦恭地声称，西夏别无所求，
只希望保持两国间的和平，并希望位于原国相与吐蕃发生过冲突的地区的共
同边界能够维持现状。①
关于任得敬其人，我们没有任何可靠的资料可资利用，所以要对这一事
件，尤其是对仁宗的行为做出解释，可能是要冒一定风险的。首先，党项皇
帝并不是专制君主，他的行为受到了部落传统习俗的强烈制约。表现在制度
方面，辅弼大臣的特殊地位就是对皇帝权力的重要制约，尤其当辅弼大臣是
皇帝配偶的家族的成员时，他的地位就更为重要。在吐蕃人和回鹘人中，国
相都掌握着重要的权力，而吐蕃、回鹘模式对党项政权的影响则是无可置疑
的。②
① 关于庄浪，见＇646＇ 《金史》，卷91，第2016—2018 页。关于西夏与四川的联系，见＇644＇ 《宋史》，卷
34，第643—644 页；卷486，第14026 页；＇587＇周必大（1126—1204 年）：《文忠集》，卷61，17b—18a；
卷149，16a－17a；＇646＇ 《金史》，卷61，第1427 页。译者注：《宋史·西夏传》下：“乾道三年五月，
任得敬遣间使至四川宣抚司，约共攻西藩，虞允文报以蜡书。七月，得敬间使再至宣抚司，夏人获其帛书，
传至金人。”所获者为任得敬之使。
② ＇646＇ 《金史》，卷91，第2017—2018 页。
① ＇646＇ 《金史》，卷134，第2869—2870 页；＇679＇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7，13a。
② ＇438＇佐藤长：《古代吐蕃史研究》，第2 卷，第11—14、28—29 、711—738 页；＇381＇伊丽莎白·平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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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仁宗作为首位不是在战场上成长起来的党项皇
帝，他没能培养出与军队之间亲密的个人联系。相反，仁宗最初将军权授予
了叔叔嵬名察哥，后来又交给了任得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措施都带
来了很大的便利，而且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也不失为一种成功的安排。但是
一旦需要时，皇帝就不得不从另外的途径寻求支持，而且还不能与军队发生
正面冲突。
仁宗显然是在教育和文化机构中找到了支持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就生长
在这种环境之中，并且终其一生都致力于扶植教育、文化事业。他为平民制
订了儒教规范，并且广泛宣传皇帝本人就是大众奉行的菩萨。在汉文编年史
中，丝毫也没有提到仁宗对佛教的保护和他对“觉心”（bodhichitta）的修
习，但是大量党项资料表明仁宗所从事的佛教活动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意
义，说到底，这种活动也是每一个党项统治者热心从事的传统事业。仁宗忙
于行善积德以赢得人们的拥戴，提高并炫耀自己的威望和道德权威，同时还
可以在一点儿也不影响自己对宗教的虔诚的条件下，不露声色地损害对手的
名声。他对任得敬发动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仁宗采
用了各种手段，终于将国相逼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使其违背了作为一个独
立的统治者首先必须使自己名正的道德准则。当仁宗的国相终于作为变节者
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时，实际上就已经注定了他将要灭亡的命运；所有能够
使他克敌制胜的因素，现在都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当时必定存在着将西夏分裂为东部汉人的鄂尔多斯政权和西部的草原
河西政权的一种原动力。这种动力深深地植根于地缘政治、文化现实之中，
而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部落分权倾向。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与此相反的，保持
领土完整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