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第12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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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农产品在市场上换到黄金。但是由政府保护的商人为了榨取更多的钱，控
制了黄金的价格。朱家的家长像其他许多情况类似的人那样，决定带领全家
逃到长江以北的淮河地区。在那里，作为外来户的他们很容易被抓和被判刑，
也很容易遭到租给他们地种的地主的剥削，于是他们被迫在由于战争与灾难
而荒芜的闲地上劳作。
1328年朱元璋出生前其家庭两代人的历史就证明了这个制度的弊端。他
们一无所有，被迫不断地迁徙以求生存。这一处于绝境的贫困家庭的故事能
够重新讲出来仅仅是因为从这个家庭产生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否则，我们几
乎无法知道括户对于普通工匠的生活，或者更实际地说，对组成人口大多数
的农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影响。无论如何，从我们知道的这一点点情况就强
烈地说明了这个制度并不符合社会需要，它从经济上说是不明智的，从社会
上说也不公正的。如果说这些特性在十三四世纪大多数国家的社会史中并不
占据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它们在元以前以及元以后的中国社会史中却是很突
出的。
奇怪的是，曾在自己的家庭中亲历了这个制度的不平等并做了明显努力
来改善中国最贫困农民的生活的这位明朝皇帝，却依旧保留着世袭军户和匠
户这一元代的观念，力图将这些户分别注册，并世代固定在一定的职业上。
明朝没有实行像元代那样分类过细的户籍制度，他们主要实行四种分类：官、
①
民、军、匠。只有后两类是世袭的，而不论对军户还是匠户，这一制度都没
能贯彻到底，不久军队或政府工程必需的人力就难以保证了。明朝创建者在
这点上的判断是错误的。可以设想元朝末期混乱的特殊环境使他无法取得在
正常条件下中国社会生活的经验，因此干扰了他的判断。
但在元朝时期，匠户的管理制度与军户的管理制度截然不同，因此二者
必须分开来评价。让手工业得到最广泛的发展对于元朝政府来讲并不可怕，
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这并不威胁到蒙古人的特权。在战争中拯救出的工匠
① ＇744＇孙克宽：《蒙古汉军及汉文化研究》，第 66—67 页。
① 灶户也是世袭职业群体，其特殊生产技能对明代税收和财务制度都极其重要。见＇197＇黄仁宇： 《明代的
财政管理》，第189—224 页。但是，应该注意到明初曾采用超过80 种户计的户籍制度，显然是受了元代
模式的影响，王毓铨即将发表的成果已研究了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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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命又重新付还给了征服者以及整个社会，并且是成倍地付还。广泛建立
的组织和所雇佣的大量工匠使朝廷随时可以应付战争，建设或重建城市，恢
复公共设施，并为精英阶层提供大量消费品。这一组织无疑有助于保留与发
展技能，保持工匠传统，并造福社会。当然，如果没有外族征服，这些人的
技能可能会更好地保存下来并广为传播，社会也会更加富裕。但在入侵已经
成为历史事实的情况下，我们就应该对由于蒙古人重视工匠而使灾难有所减
轻这一点有所感激了。显然这加强了蒙古政权，同时也有助中国社会的继续
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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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社会史的其他方面
城市
在12世纪早期金朝征服北宋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经历了明显不同的
社会转变。中国南北方在社会生态学上的区别总是要呈现出来。在整个国家
统一期间，这些区别对于社会生活方式与文化表现形式的影响趋于弱化。10
世纪以后，除了自然环境的不同，还要加上由于外族侵略、战事的混乱、贸
易体系的改变，以及反映外族统治者利益的政府模式的改变等等所带来的区
别。1120年女真人的金朝对整个北方的征服是两个世纪以来混乱的顶点。它
加深了南、北中国的分裂，直到13世纪70年代蒙古人才最终征服南方，统
一了中国。
当蒙古人以武力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南北方之间的差距之大是惊人
的，北方的经济在衰落，而南方正在繁荣（南方是指“历史上的南方”，即
长江下游及东南沿海省份）。人口的迁徙最明显地体现了这些不同之处。直
到唐代还是中国人口中心的北方，此时最多只有1/3的人口。地区性的贸易
难以开展，陆路交通日渐衰败，交通费用十分昂贵，北方已几乎见不到大城
市。可以肯定，蒙古统治者在大都（今北京）建设起一座宏伟的首都，是根
①
据古典中国帝王的规划而设计的，但可能最多只有50万居民。虽然它是当
时世界的一流城市，但还没有宋朝的或中国更早的首都大。前南宋首都杭州
①
仍然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城市，人口将近100万。除去大都，元代中国北方没
有一个城市人口超过10万，11世纪时的北宋首都开封曾有100万人口，但
在12世纪初被宋朝放弃之后就衰落了。13世纪末整个开封府也仅有18。5万
人在册。
从金朝至蒙古统一前，淮河是南北中国的分界，在元代，淮河以南有许
多大城市，人口从25万到50万，还有一些城市人口更多。除了县或路有人
口统计数字外，由其管理的城市通常没有单独的人口数字，但在1290年的统
计数字中，那些拥有大城市的路的人口数字能够透露出一些实情：扬州路在
册人口 150万，附近的常州路100万，嘉兴 （浙江北部，与杭州接境）225
万，浙江与江苏还有几个人口为100万到250万的路；在江西北部的饶州路，
其中包括瓷器生产中心景德镇，我们惊奇地发现有450多万人口。这些数字
所表明的人口密集程度，不仅显示了城市居民可能的稠密度，还向我们显示
了那里有为工艺和手工业提供的劳动力，有专门用于销售的农产品，有发达
的内河和沿海航运，这些都维持了人口的密集。
中国中南部的中心地区在经济上始终是一体化的，我们知道在蒙古征服
②
之前的南宋时期就一直如此。日本社会史学家斯波义信提醒我们对“中世纪
中国贸易革命”的重视，在其他地方它又被描绘为公元750年至1000年间中
国社会的“根本性过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伴随着城市化的发展
① ＇479＇南希·S。斯坦哈特：《忽必烈的都城规划》。
① ＇431＇吉尔伯特·罗兹曼：《金代中国和幕府日本的城市网》，第30—36 页。该书对中国和日本历史中
的城市化做了制度方面的论述。
② ＇452＇斯波义信：《宋代对外贸易：范围与组织》；亦见＇451＇斯波义信：《宋代商业史研究》或其英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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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和城市阶级及其亚文化的出现而来的“贸易大膨胀”。在蒙古占领之前的几
个世纪内过渡中的中国的那种发展，在1125年后的中国北方没有继续下去，
但是在宋朝的南方却迅速进行。为了回答城市、城市文化、贸易以及农业经
济的商品化这些问题，我们先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元代中国的统一在多大程
度上使北方地区恢复了生机，元朝统治是否压抑了南方的经济。
蒙古人优待西亚商人的组织斡脱，给予他们贸易特权和为国家服务的财
政责任。在元帝国范围内，从波斯和地中海一直到中国和高丽都有斡脱商人
活动，他们或许为当时的中国长途贸易更加国际化做出了贡献。斡脱特权究
竟是扰乱了中国的贸易方式，还是全面发展了中国贸易，增加了中国财富？
①
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给予完整的回答。人们普遍认为，元代中国的斡脱是蒙古
霸主的一个卑劣共谋者，蒙古霸主把从汉人身上榨取来的资金借给他们，资
助其不可告人的、伤害政府与人民的活动。居于高位的蒙古人与色目人确实
是把钱借给了斡脱商人，斡脱离人又以高利贷形式转借给地方政府中那些完
不成税收任务的部门，或者是转借给有同样经济需求的个人，然后他们又依
靠与地方长官的关系收取债款。说斡脱商人们贪得无厌可能有些言过其实，
但是一般人似乎把他们看作很多苦难的根源。对那个时代的描述常常指出斡
脱商人“熟悉城市的各条道路”，而那里恰恰是经商的场所，他们残酷地运
用自己经商的技巧来充实他们自己及其蒙古主子的腰包。
关于元代大都、杭州这样的大城市的生活有一些描写。杭州优美的景色、
温润的气候，以及她的奢华与娱乐，对蒙古、色目官僚以及宗教人士、商人
都有强烈的吸引力。闻名于宋朝最后几十年的巧夺天工的城市发展，并没因
①
为被征服而消失。1275年至1291年来中国的马可·波罗对这座城市十分了
解。他称她为“华美绝伦的城市，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但14世纪中叶这座
大城市遭到毁灭性的火灾，在元末内战中又几次易手。显然在有元一代她走
了下坡路。还没有其他城市显示出这种值得注意的发展。大运河的重新开发
无疑对国内经济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其工程不涉及江南段，即杭州至长江段，
但是江苏北部的运河要重修，一直向北延伸，从黄河直到大都。1340年以后
它毁于洪水，并因战事而使运输受阻。北方和南方经济上的一体化首先得益
于运河的重建，但却没有继续得到完全与长久的利益。在北运河两旁的商业
大城市得以再生却并不繁荣。在元代似乎没有哪类经济得到真正的繁荣，而
不同地区条件的差别是相当大的。
有关元代中国城市生活的某些最直接最有色彩的信息来自元杂剧，我们
在社会史部分已有论述。其中很多是描写普通人的家庭生活，虽然情节可能
离奇，但这些杂剧从广阔的角度揭示了城市人的追求，显示了城市与农村生
活之间的交流，向我们展示了每年的节日庆祝及宗教仪式，还描绘了对贫富、
对官员、偶尔也有对居住在中国的外族人的态度。这些杂剧已有一些很好的
译本，但是将它们作为研究元代社会的资料进行分析还仅仅是一个开始。②
③ 引自＇511＇崔瑞德：《晚唐的商人、贸易和政府》，第63 页。
① 在准备写此章时，发表了两篇研究斡脱的论文。见＇10＇托马斯·T。爱尔森：《1200—1260 年间的蒙古诸
王与斡脱》；＇104＇伊丽莎白·恩迪科特…韦斯特： 《元代中国的商人组合：斡脱》。
① 谢和耐在＇156＇ 《蒙古入侵前中国的日常生活，1250—1276 年》中对杭州有神奇的描述，该书先以法文出
版，后又有英文译本。
② 见＇180＇乔治·A。海登：《中世纪中国戏剧中的罪与罚：三出包公戏》。这是展示社会评判观念的公案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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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元典章》这部囊括法律、案例的大规模汇编，以及有关元代社会史的
其他类文献的情况也是如此。③
乡村生活
如果说我们关于城市社会的知识不够的话，那么我们对于中国人口的大
多数——在乡村居住的农民以及作为农村社会一小部分的工匠和商人——的
情况的了解，就更难令人满意了。在元杂剧、笔记和其他非官方、非正式的
历史资料中，关于乡村生活的材料比关于城市或关于各种背景的精英人士的
材料要少得多。但是，就乡村社会的某些方面提供一些与现在的了解相比更
详细的认识，还是能够做到的。
政府的基层是建立在得自于早先汉人实践的两种管理系统之上的。在忽
必烈朝初期，政府下令各种户籍均归地方行政机构管辖。在城镇、近郊及其
乡村地区，人户被编入我们可称之为“管区”或“界区”的组织内，在中国
其称呼各地不同。它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