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_元史-第37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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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旸
归，旸字彦温，汴梁人。将生，其母杨氏梦朝日出东山上，有轻云来掩之，故名旸。学无师传，而精敏过人。登至顺元年进士第，授同知颍州事，鉏奸击强，人不敢以年少易之。山东盐司遣奏差至颍，恃势为不法，旸执以下狱。时州县奉盐司甚谨，颐指气使，辄奔走之，旸独不为屈。转大都路儒学提举，未上。
至元五年十一月，杞县人范孟谋不轨，诈为诏使，至河南省中，杀平章月鲁帖木兒、左丞劫烈、廉访使完者不花、总管撒里麻，召官属及去位者，署而用之，以段辅为左丞，使旸北守黄河口。旸力拒不从，贼怒，系于狱，众叵测所为，旸无惧色。已而贼败，污贼者皆获罪，旸独免。同里有吴炳者，尝以翰林待制征，不起。贼呼炳司卯酉历，炳不敢辞。时人为之语曰：「归旸出角，吴炳无光。」旸自此名誉赫然。明年，转国子博士，拜监察御史。及入谢，台臣奏曰：「此即河南抗贼者也。」帝曰：「好事卿宜数为之。」赐以上尊。已而辞官归，养亲汴上，亲既殁，家食久之。
至正五年，除佥河南廉访司事，行部西京，以法绳赵王府官属之贪暴者，王三遣使请，不为动。宣宁县有杀人者，蔓引数十人，一谳得其情，尽释之。沁州民郭仲玉，为人所杀，有司以蒲察山兒当之，旸察其诬，踪迹得其杀人者，山兒遂不死。六年，转佥淮东廉访司事，改宣文阁监书博士，兼经筵译文官。
七年，迁右司都事。顺江酋长乐孙求内附，请立宣抚司，及置郡县一十三处，旸曰：「古人有言：鞭虽长，不及马腹。使郡县果设，有事不救，则孤来附之意，救之，则罢中国而事外夷，所谓获虚名而受实祸也。」与左丞吕思诚抗辨甚力。丞相太平笑曰：「归都事善戆如此，何相抗乃尔邪！然其策果将焉出？」旸曰：「其酋长可授宣抚，勿责其贡赋，使者赐以金帛，遣归足矣。」卒从旸言。京师苦寒，有丐诉丞相马前，丞相索皮服予之，仍核在官所藏皮服之数，悉给贫民。旸曰：「宰相当以广济天下为心，皮服能几何，而欲给之邪！莫若录寒饥者，稍赈之耳。」丞相悟而止。云南死可伐叛，诏以元帅述律遵道往喻之；未几，命平章政事亦都浑将兵讨之，事久无功。二人上疏纷纭，中书欲罪述律，旸曰：「彼事未白，而专罪一人，岂法意乎？况一谕之而一讨之，彼将何所适从？然亦非使者之罪也。」湖广行省左丞沙班卒，其子沙的方为中书掾，请奔丧，丞相以沙的有兄弟，不许，旸曰：「孝者，人子之同情，以其有兄弟而沮其请，非所以孝治天下也。」遂从之。广海ＯＤ贼入寇，诏朵兒只班将思播杨元帅军以讨之，旸曰：「易军而将不谙教令，恐不能决胜。若命杨就统其众，彼悦于恩命，必能自效，所谓以夷狄攻夷狄，中国之利也。」帝不从，后竟无功。
八年，升左司员外郎。中书用旸言，损河间余盐五万引以裕民。楮币壅不行，廷议出楮币五百万锭易银实内藏，旸复持不可曰：「富商大贾，尽易其钞于私家，小民何利哉！」六月，迁参议枢密院事。时方国珍未附，诏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朵兒只班讨之，一军皆没，而朵兒只班被执，将罪之，旸曰：「将之失利，其罪固当，然所部皆北方步骑，不习水战，是驱之死地耳。宜募海滨之民习水利者擒之。」既而国珍遣人从朵兒只班走京师请降，旸曰：「国珍已败我王师，又拘我王臣，力屈而来，非真降也。必讨之以令四方。」时朝廷方事姑息，卒从其请，后果屡叛，如旸言。迁御史台都事，俄复参议枢密院事，十二月，升枢密院判官。
九年正月，转河西廉访使，未上，改礼部尚书。会开端本堂，皇太子就学，召旸为赞善。未几，迁翰林直学士、同修国史，仍兼前职。旸言：「师傅当与皇太子东西相向授书，其属亦以次列坐，虚其中座，以待至尊临幸，不然，则师道不立矣。」时众言人人殊，卒从旸议。俄以疾辞，帝遣左司郎中赵琏赐白金文绮，不受。初，旸在上都时，脱脱自甘州还，且入相，中书参议赵期颐、员外郎李稷谒旸私第，致脱脱之命，属草诏，旸辞曰：「丞相将为伊、周事业，入相之诏，当命词臣视草，今属笔于旸，恐累丞相之贤也。」期颐曰：「若帝命为之，奈何？」旸曰：「事理非顺，亦当固辞。」期颐知不可屈，乃已。十年正月，迁四川行省参知政事，十二年，除刑部尚书，十五年，再除刑部尚书，凡三迁，皆以疾辞。十七年，授集贤学士，兼国子祭酒，使者迫之，旸舆疾至京师，卧于南城不起。时海内多故，旸上三策：一曰振纪纲，二曰选将材，三曰审形势。亹亹数千言，时以为老生常谈，不能用。十一月，以集贤学士、资德大夫致仕，给半俸终身，辞不受。明年，乞骸骨，侨居弘州，徙蔚州，又徙宣德，皆间关避兵。寻抵大同。及关陕小宁，来居解之夏县。皇太子出冀宁，强起之，居数月，复还夏县。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三。
陈祖仁王逊志
陈祖仁，字子山，汴人也。其父安国，仕为常州晋陵尹。祖仁性嗜学，早从师南方，有文名。
至正元年，科举复行，祖仁以《春秋》中河南乡贡。明年会试，在前列，及对策大廷，遂魁多士，赐进士及第，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历太庙署令、太常博士，迁翰林待制，出佥山东肃政廉访司事，擢监察御史，复出为山北肃政廉访司副使，召拜翰林直学士，升侍讲学士，除参议中书省事。
二十年五月，帝欲修上都宫阙，工役大兴，祖仁上疏，其略曰：「自古人君，不幸遇艰虞多难之时，孰不欲奋发有为，成不世之功，以光复祖宗之业。苟或上不奉于天道，下不顺于民心，缓急失宜，举措未当，虽以此道持盈守成，犹或致乱，而况欲拨乱世反之正乎！夫上都宫阙，创自先帝，修于累朝，自经兵火，焚毁殆尽，所不忍言，此陛下所为日夜痛心，所宜亟图兴复者也。然今四海未靖，疮痍未瘳，仓库告虚，财用将竭，乃欲驱疲民以供大役，废其耕耨，而荒其田亩，何异扼其吭而夺之食，以速其毙乎！陛下追惟祖宗宫阙，念兹在兹，然不思今日所当兴复，乃有大于此者。假令上都宫阙未复，固无妨于陛下之寝处，使因是而违天道，失人心，或致大业之隳废，则夫天下者亦祖宗之天下，生民者亦祖宗之生民，陛下亦安忍而轻弃之乎！愿陛下以生养民力为本，以恢复天下为务，信赏必罚，以驱策英雄，亲正人，远邪佞，以图谋治道。夫如是，则承平之观，不日咸复，讵止上都宫阙而已乎！」疏奏，帝嘉纳之。
二十三年十二月，拜治书侍御史。时宦者资正使朴不花与宣政使橐驩，内恃皇太子，外结丞相搠思监，骄恣不法，监察御史傅公让上章暴其过，忤皇太子意，左迁吐蕃宣慰司经历。它御史连章论谏，皆外除。祖仁上疏皇太子言：「御史纠劾橐驩、不花奸邪等事，此非御史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论，台臣审问尤悉，故以上启。今殿下未赐详察，辄加沮抑，摈斥御史，诘责台臣，使奸臣蠹政之情，不得达于君父，则亦过矣。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台谏者祖宗之所建立，以二竖之微，而于天下之重、台谏之言，一切不恤，独不念祖宗乎！且殿下职分，止于监国抚军、问安视膳而已，此外予夺赏罚之权，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宫，而使谏臣结舌，凶人肆志，岂惟君父徒拥虚器，而天下苍生，亦将奚望！」疏上，皇太子怒，令御史大夫老的沙谕祖仁，以谓「台臣所言虽是，但橐驩等俱无是事，御史纠言不实，已与美除。昔裕宗为皇太子，兼中书令、枢密使，凡军国重事合奏闻者，乃许上闻，非独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复上疏言：「御史所劾，得于田野之间，殿下所询，不出宫墙之外，所以全此二人者，止缘不见其奸。昔唐德宗云：'人言卢杞奸邪，朕殊不觉。'使德宗早觉，杞安得相？是杞之奸邪，当时知之，独德宗不知尔。今此二人，亦皆奸邪，举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知之，独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领军国重事，理宜先阅其纲。若至台谏封章，自是御前开拆，假使必皆经由东宫，君父或有差失，谏臣有言，太子将使之闻奏乎，不使之闻奏乎？使之闻奏，则伤其父心，不使闻奏，则陷父于恶，殿下将安所处！如知此说，则今日纠劾之章，不宜阻矣，御史不宜斥矣。斥其人而美其除，不知御史所言，为天下国家乎，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来者言，言者无穷，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安所处？」祖仁疏既再上，即辞职，而御史下至吏卒皆辞闲。于是皇太子以其事闻，朴不花、橐驩乃皆辞退。而天子令老的沙谕旨祖仁等，祖仁复上书天子曰：「祖宗以天下传之陛下，今乃坏乱不可救药，虽曰天运使然，亦陛下刑赏不明之所致也。且区区二竖，犹不能除，况于大者！愿陛下俯从台谏之言，摈斥此二人，不令其以辞退为名，成其奸计，使海内皆知陛下信赏必罚自二人始，则将士孰不效力。天下可全，而有以还祖宗之旧，若犹优柔不断，则臣宁有饿死于家，誓不与之同朝，牵联及祸，以待后世正人同罪。」书奏，天子大怒，而是时侍御史李国凤亦上疏，言此二人必当斥，于是台臣自老的沙以下皆左迁，而祖仁出为甘肃行省参知政事。时天极寒，衣
单甚，以弱女托于其友硃毅，即日就道。
明年七月，孛罗帖木兒入中书为丞相，除祖仁山北道肃政廉访使，召拜国子祭酒，迁枢密副使，累上疏言军政利害，不报，辞职。除翰林学士，遂拜中书参知政事。是时天下乱已甚，而祖仁性刚直，遇事与时宰论议数不合，乃超授其阶荣禄大夫，而仍还翰林为学士，寻迁太常礼仪院使。
二十七年，大明兵已取山东，而朝廷方疑扩廓帖木兒有不臣之心，专立抚军院，总兵马以备之。祖仁乃与翰林学士承旨王时、待制黄哻、编修黄肃伏阙上书言：「近者南军侵陷全齐，不逾月而逼畿甸，朝廷虽命丞相也速出师，军马数少，势力孤危，而中原诸军，左牵右掣，调度失宜，京城四面，茫无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愚等以为驭天下之势，当论其轻重强弱，远近先后，不宜胶于一偏，狃于故辙。前日南军僻在一方，而扩廓帖木兒近在肘腋，势将窃持国柄，故宜先于致讨，则南军远而轻，而扩廓帖木兒近而重也。今扩廓帖木兒势已穷蹙，而南军突至，势将不利于宗社，故宜先于救难，则扩廓帖木兒弱而轻，南军近而重也。陛下宽仁涵育，皇太子贤明英断，当此之时，宜审其轻重强弱，改弦更张，而抚军诸官，亦宜以公天下为心，审时制宜。今扩廓帖木兒党与离散，岂能复振，若止分拨一军逼袭，必就擒获，其余彼中见调一应军马，令其倍道东行，勤王赴难，与也速等声势相援，仍遣重臣，分道宣谕催督，庶几得宜。如复胶于前说，动以言者为扩廓帖木兒游说，而钳天下之口，不幸猝有意外之变，朝廷亦不得闻，而天下之事去矣。」书上，不报。十二月，祖仁又上书皇太子，言：「近日降诏，削河南军马之权，虽所当然，然此项军马，终为南军之所忌。设使其有悖逆之心，朝廷以忠臣待之，其心愧沮，将何所施。今未有所见，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以就此名，其害有不可言者。朝廷苟善用之，岂无所助。然人皆知之而不敢言者，诚恐诬以受财游说罪名，无所昭雪也。况闻扩廓帖木兒屡上书疏，明其心曲，是其心未绝于朝廷，以待朝廷之开悟。当今为朝廷计者，不过战、守、迁三事。以言乎战，则资其掎角之势；以言乎守，则望其勤王之师；以言乎迁，则假其籓卫之力。极力勉厉使行，犹恐迟晚，岂可使数万之师，弃置于一方。当此危急之秋，宗社存亡，仅在旦夕，不幸一日有唐玄宗仓卒之出，则是以祖宗百年之宗社，朝廷委而弃之，此时虽欲碎首杀身，何济于事！故今不复避忌，惟以宗社存亡为重，奉疏以闻。」疏上，亦不报。
二十八年秋，大明兵进压近郊，有旨命祖仁及同佥太常礼仪院事王逊志等载太庙神主，从皇太子北行。祖仁等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