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评介丛书 鄙视世界的天才-歌德与浮士德-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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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歌德的多种才华却充分领会。歌德先学了铜版画和木刻。当他教学时，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一个教师，而是一个走向艺术之途的向导。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注视着歌德从画转向诗歌。他指导歌德钻研温克尔曼的思想，培养歌德对于古希腊和罗马艺术的兴趣。这些健全而高尚的教育在歌德的内心深处埋下创造完美艺术的种子。莱辛1766年发表的《拉奥孔》对歌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还不断研究它，并在法兰克福的曼海姆博物馆，仔细考察了拉奥孔塑像。正是对莱辛著作的学习使歌德产生了实地观摩艺术作品的热情。1768年3月，他只身一人去了萨克森的大城市德累斯顿，住在一个鞋匠家里，每天在画廊的艺术珍品面前流连往返，意大利画派和荷兰画派的作品深深吸引了他。

　　那个鞋匠被歌德称为“身体力行的哲学家和不自觉的哲人”。他为人机智多趣，但他身上最引起歌德注意的是他的生活态度，“他的态度始终如一，一切言行都像是从一个源头涌出来似的。他的无形的财产就是一种基于乐观的心境的健全的常识，他对于一成不变的传统的劳作怡然自得。不断地工作是他生活的第一件最必要的事。其余一切却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因而能够保持他的快乐。”　（《诗与真》）

　　这个下层人的生活给歌德的启示，自然是相对于莱比锡的上流社会和市民生活而言的。歌德发现，要保持自己的快乐远比得到它困难。在莱比锡，他走街串巷，到戏院看戏，观摩美术，处处别树一帜，追求欢乐。他早就发现，各地的大学各有其特色并与地方风习密切相关。在莱比锡，没有耶拿和哈雷两地重视体力、娴习剑术的粗犷之风，相反却体现了法国式的殷勤礼让和重视仪容的文化。当施洛塞尔还在莱比锡时，歌德爱上了他们经常聚会的饭店老板的女儿小安妮特　（即凯卿·辛科普）。她年轻美丽、活泼可爱，歌德觉得值得长久视为他心中的女神而瓣香供奉。他为她献上一首首表示爱情的诗歌，狂热的追求既带来痛苦也带给他希望。看来歌德的美梦就要成真；她的双亲都很喜欢他，他也衷心喜爱她周围的一切，一心想成为她的丈夫。可歌德的一种以折磨爱人来寻乐趣的恶癖突然发作了，小安妮特的柔顺和纯洁无法阻止他的任性专恣，结果猜忌和争吵终于毁掉了他的爱情。歌德虽然竭尽可能进行挽救，可已经太晚了。这一场爱情悲剧毁掉了他的健康和德性。

　　痛定思痛之后，歌德开始写作戏剧作品　《情人的脾气》，通过它来反省自己的坏脾气。剧中写了当她柔弱地由他尽情折磨时他相象和体会到的心情，并将它与另一对情人的圆满情境作对照。在剧作那天真朴素的风格中深深埋藏着一种沸腾似的进发的激情，以及作者的沉痛的仟悔。

　　与安妮特分手后两个月，歌德因为咯血而病倒了。一连好几个星期卧床不起，半年之后危险期才过去。对他的精神生活具有决定意义的这场病，不仅由于未必合理的生活方式，而且是剧烈的内心活动的结果。当他看完1768年8月大学生和驻城兵士的武斗，9月，怀着由大学生复仇的壮举引起的激昂之情，拖着一身病体，由莱比锡动身回往法兰克福。

　　故里病深

　　当歌德走进家门时，全家人都为他的病吃了一惊。他们亲切而心痛地欢迎他回来，小心翼翼地避而不问他的情况。

　　歌德自己也知道离家时的希望成了泡影，身心两方面的问题使他感到自己活像一个“海上的遭难者”。他需要安静和休息，但没过几天，家里显露的矛盾渐渐令他不安起来。

　　歌德父亲看到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不是一个强壮、勤勉、奋发、有为的青年，而是一个精神和肉体都受了创伤的病夫，非常不痛快，他极力掩饰着自己的情绪，只是表示希望尽快治好病。只要他看到儿子忧郁的表现，就会万分恼火和感到痛苦。

　　不过，女儿的表现同样使他生气。自从歌德离家，他把自己好为人师的癖性全部施展到女儿身上。繁重的学习和功课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正常的社交和娱乐都被取消，很自然地招来她的怨恨，她对待父亲的冷酷态度连歌德都感到有点过分。但她对歌德的病却倾注了全副爱心来照看，她把时间几乎全部时间花在想方设法博他开心上，渐渐地，甚至受她影响的女友也这样对待歌了。

　　母亲依然是慈爱而性情开朗。她才38岁，丈夫的心思多花在子女身上，很少顾及体贴自己的妻子。除了做家务，她便把时间花在与女伴们探讨宗教信仰上。这群妇女中的佼佼者是苏珊·冯·克勒敦堡女士。她体格柔弱，风度优雅、真挚、自然，她自己也有病，但却把病当作身体的一部分来忍受。她最爱好的庆题就是人能够通过反躬自省而获得道德的体验，这个话题经过她富有独创性的解释往主不同于别人的宗教信条。歌德后来创作的小说《威廉·迈斯特》中插入的“一个美的心灵的自白”就本于她的谈话和信札。

　　我们知道，早在少年时代，里斯本地震造成的灾难就使他对灵魂和宗教起了疑问：为什么上帝不问善恶把人一律抛人死亡之海？在莱比锡，这个伏尔泰的信徒则关注于当时作家对宗教和圣经的批判。他曾跟朋友们讨论宗教教条思想僵化的关系。现在他的问题似乎在有个人色彩的虔信派教徒冯·克勒敦堡这里看到了解决的一点希望。他们把宗教事务看成完全是个人的事，而不是由教会从外强加的神圣义务；他们的宽容思想、反教条的内容以及对个人道德责任的强调，既体现了启蒙运动的积极影响，但又存在某种反启蒙的倾向，比如“内省”与理性主义的矛盾。这一切吸引着歌德去思考、讨论。

　　歌德深深地沉入到虔信派戈弗里德·阿诺德的《基督教会与异端的历史》中去。异端思想家的好抗辩的精神和对自相矛盾之说的爱好给他留下好印象。他开始创造一种以新柏拉图主义作基础，有炼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加盟”的自己的神学体系，旨在解决生命的动力——创造力的源头问题。

　　他认为，自从上帝从永劫中自生出来，生命便与多样性密不可分。首先它以“第二者”而呈现、再以“第三者”而显现自己。当神子和圣灵创造完毕，神体的循环也就完结，也就是说，上帝已不能再产生一个完全跟自己相类的神。不过，生命的动力既然是生生不息的，就必然会产生一个异于自身的“第四者”。它既与前三者一样是绝对的，但同时又为它们所包含、所限制。这个“第四者”就是魔鬼，生命的全部创造力便要托付给他——其余的一切存在都由此而派生出来。在这种不断的创造活动中，魔鬼渐渐忘记了自己的渊源，以为渊源在于自身。这样发生了他的第一次背叛上帝，也是第一次与上帝分离。其他则追随这个带来光明的魔鬼，与万物的本源相对立的生命不断地产生。在这种创造中，造物越是以自我为中心，便越是远离自己的本源。而不断的创造也就成为魔鬼不断背离上帝、积聚片面性的过程，因而它必然为此付出代价，失掉与神性同有的永生不朽的权利。此时，造物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等待再经永劫，等宇宙重新澄清之后再作新的创造；或者抓住目前，以创造的无穷性来补救自己的局限。而后者的实施只有依靠自己的意志，才能使生命的真实脉搏恢复过来。魔鬼自身无法摆脱这种影响，人类——恢复创造（魔性）与神性最初的结合的实体——也无法摆脱它。他既具有神性，其存在又受着限制，因此他必然成为最圆满和最不圆满、最幸福而又最不幸福的创造物，重演魔鬼的堕落，而部分不甘堕落者必然通过创造活动奋起自救。

　　歌德的这样一种创世说以上帝的三位一体说为出发点，把传统神话中的魔鬼改造为上帝创造生命的“总代理”，既反映了他的精神危机，也是他世界观根本改变的前奏。尽管这种魔鬼创世说仍在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之间摇摆，但信仰与科学之间的矛盾却得以曲折地表现出来。论者一般认为，歌德特别强调人与上帝之间的冲突，因而把人作为叛逆者就包含了积极自主和自我负责的行为，这是歌德精神的主要脉络，也是从《普罗米修斯颂歌》到

　　《浮士德》的歌德诗歌的主要特征。创世说对歌德的美学观点的巨大影响表现在促使他以后不断能动地把握那些伟大的人类形象，进而规定其诗歌的基本内容。

　　歌德的病还没有好，肉体的痛苦使他非常容易接受医生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神学体系中练丹术、神秘主义、犹太神哲学的内容，正是因研习内科医生推荐的炼丹术士帕拉赛尔苏斯、神秘主义者施韦顿波尔格等人的著作所致。冯·克勒敦堡坚信肉体的救药与灵魂的救药之间存在联系，不断提供给歌德一些记载古代炼丹术遗产的书，歌德则以一种救知、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态度对待这些著作。他像古代炼丹术士那样做实验，用神秘的处方为自己看病。这些经验，为歌德以后写作浮士德的炼丹术　（古代化学）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歌德的病不仅是肉体的，而且是精神的。沉缅于神秘主义和炼丹术并不能驱散在莱比锡时就患有的忧郁症。有一段时间，他的危机反而不断加深。在寂寞中，他将已被父亲小心地收集和装订起来的自己从莱比易寄回的家信重新检视，以进行反省和总结。莱比锡时期写的诗被自己无情地否定。除了伯里施誊抄的《情人的脾气》和《共谋罪犯》的稿本，他把包括诗歌、剧本、信件、论文在内的作品统统付之一炬。

　　《共谋罪犯》以莱辛的《明娜·冯·巴恩海姆》为范本，表现了伯里施和歌德在莱比锡受自以为是的上层人物迫害的遭遇。他非常讨厌他们的伪善和双重道德，把他们写进剧本使他非常高兴。同时他的创世说中的人性论也在剧本中有所反映——他既反对道德上的伪君子和阴谋家，也反对美学上的把人物分成善恶两大类的戏剧俗套。根据他的创世论，人应该像魔鬼那样兼有善恶两面，这种道德的辩证法完全符合他对于莱比锡社会观察。

　　创造性活动使歌德逐渐摆脱了精神的抑郁，莱比锡朋友的来信也给他鼓舞。有时他也绘画，更多时间用来阅读。马尼里和伏尔泰、普罗彼尔茨和昆体良——古罗马的思想和诗歌与当代欧洲的最优秀作品吸引着他在广阔的天地里驰骋。当春天来临，歌德觉得健康已完全恢复，又一次感到了远方的召唤。19岁的歌德就这样度过了一生中最黯淡、不幸的1年。

　　风起施特拉斯堡——大学生涯续

　　1770年3月底，歌德启程去了施特拉斯堡。

　　在大教堂顶上的平台上，他久久眺望这壮丽的城市，以及在城外展开的森林、沃野、河流和山地，感到它像一张白纸一样展现着眼前，等待他去铭记未来生活的悲喜。他的内心滋生着蓬勃的朝气，准备创造不同于莱比锡的时的生活。

　　歌德知道，此时这里属于法国，自然比莱比锡的法国风尚味儿更地道。法国是当时欧洲的进步文化中心，或许这就是偏爱意大利的父亲为他作此选择的原因。歌德在鱼市场街往下来，结识了一些意气相投的饭局朋友，其中不少是大学生。他开始认真准备取得法学学位的计划，请了一位补习老师。由于这里的大学教育重实用而不像德国大学重探讨学理，9月，歌德轻而易举地通过了考试取得了博士应考者的资格。这使得对任何实际事务都不感兴趣的他获得了解放。同时，因为同歌德在一起吃饭的大学生多数是学医的，所以法学以外，他宁愿去听生理学和解剖学的课程。

　　歌德很快适应了施特拉斯堡的生活。结交朋友、学习骑马和跳舞、远足、锻炼身体，他为再次恢复莱比锡时期的幸福和自由而欣慰。半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他既不工作，又不写诗，也不作画，除了社交技艺的精进，他花不少时间研究大教堂的建筑艺术，并从这座古老的哥特式建筑中发现德意志民族的艺术成就。在外国的领土上强化自己的爱国思想，这倒是他的一个收获。

　　其实，歌德最大的收获在于对人的观察和研究，他的眼光由于社会经验的增加和经历思想危机而更加敏锐和老到。首先是饭局中的人们吸引着他。“饭团主席”、法院书记官萨尔兹曼年已60开外，但对与年轻人保持友谊和维持生活秩序却有特殊的爱好。正是这个知名人士，为他打开了此地不少家庭的大门。虔信派的容格　（又名斯蒂林）则以其基于情感的健全的常识所产生的对于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