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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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越看越不顺眼——他们总是和权势者彼此用“秋波”“放电”，所以鲁迅视之如“帮忙”的“二丑”，愈加使得“花花公子格外出丑”而已。他把他们看得很卑下，若“邵公子一打官司，就患‘感冒’，何其嫩耶？《中央日报》上颇有为该女婿臂助者，但皆蠢才耳”。这不久，就是“《人言》事件”，它似乎更加坐实了鲁迅对邵氏他们的估计，即他深谙其中的“杀机”，“我见这富家儿的鹰犬，更深知明季的向权门卖身投靠之辈是怎样的阴险了”，他们与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是一种“共谋”的暧昧关系，鲁迅不独视之为“鹰犬”，且愈坚信“金子做了骨髓，也还是站不直”的了。
那么，这有事实根据么？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文化专制”的“杰作”之一是著名的“《新生》事件”，国民党当局正是尴尬人做了尴尬事，那个“专司秘密压迫言论，出版之书无不遭其暗中残杀”的国民党中宣部“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竟在日本人“指摘”下“暗暗撤销”（鲁迅语），于是其“文禁”只得变化手法。当时生活书店的老板邹韬奋流亡海外归来，拟创办《大众生活》，重振先前《生活》、《新生》的雄风，为日益高涨的救亡运动呐喊。《大众生活》是1935年11月创刊的，在筹备和初办（迅速有了每期二十万份的销路）期间，自然逃不脱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南京方面派了两个人来和我谈话：一个是据说现在因私人粉红色事件灰心去做和尚的L先生；还有一个是最近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C先生。他们两位我原来都不认识，由上海出版界一位朋友邵洵美先生作介绍人，即约在一个晚间在邵先生的家里谈话”（邹韬奋《患难余生记》）。这南京来人，“L”是刘健群，“C”当系邵氏当年留学法国时“天狗会”中的相好张道藩。邹先生以“胸怀坦白，主张光明，无事不可与人公开谈谈”的态度和“邵先生作调人的好意、盛意尤不便辜负”赴约，却听到其时“蓝衣社”总书记的刘健群一番恫吓的话，即所谓“领袖脑壳论”：中国的事“一切都在领袖脑壳之中，领袖的脑壳要怎样就应该怎样！”邹先生“觉得真是闻所未闻，听到了千古奇谈”，而刘氏“奇谈汩汩而出”，说“你们言论界如果不绝对服从，还要呶呶不休的话，那好像领袖要静静地睡觉，你们这些像蚊子嗡嗡在周围烦扰不休，使他忍无可忍，只有一挥手把这些蚊子完全扑灭！”邹先生不由“失声狂笑”了，而刘健群以为其“已心悦诚服”，更嚣张地说：“老实说，今日杀一个共产党绝对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将来等到领袖的脑壳妙用一发生效果，什么国家大事都一概解决，那时看来，今日被杀的共产党不过白死而已！”
一方是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主的出版家，一方是法西斯的特务和“文贼”，邵洵美如何居间做“调人”？鲁迅讨嫌此辈正是从其“富家赘婿”（“富家儿的鹰犬”）而“帮忙”权势而来。设若“调人”应该是不偏不倚的，则其如何周旋于权门和区区一家民营书店的老板间？果然“邵先生虽也在座，他是处于调人和招待客人的地位，只是时时微笑地静默着抽他的香烟”而已，这个角色不是也很尴尬么？鲁迅是非常蔑视靠近权门的人的，明乎此，也就明了他何以讨嫌邵洵美了。
“稀奇古怪的一对”
——克林顿与格林斯潘
？ 陈 伟
作为一国总统，克林顿一向有私德不检的名声。回溯往事，这位丑闻缠身的“花花公子”总统之所以在政界所向披靡、深得民心，之所以在“拉链门”案中化险为夷、起死回生，与他任期内美国经济在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之下奇迹般持续增长有直接关系。从1991年4月复苏到2000年2月，美国经济持续增长一百零七个月，成为美国经济史上自1854年发生周期性经济波动以来最长的一次持续增长期。
可能有专家会说，把美国经济腾飞和持续增长的功劳归功于克林顿，好像有点儿不太对头吧？在1996年总统大选中，美国选民的投票率只有百分之四十九，但却有一亿四千万美国人投资股票市场。就此而言，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总统曾极为精辟地指出：“我一向认为，这个国家在内政方面可以自行运转，无需总统干预。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胜任的内阁来管理国内事务而已。在制定外交政策方面，总统的作用不可或缺。”〔1〕
话固然是这么个话，理的确也是这么个理。但是，实话实说，在消除巨额联邦赤字、重振美国经济的宏观决策中，克林顿在总统任内的确做出了一定贡献。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其功绩不可抹杀，其作用不可忽略，其影响不可低估。
里根总统执政八年，以减税、扩军备战、大砍社会福利的“虎狼猛药”，暂时制服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经济停滞、通货膨胀的毛病。但是，美国经济并未走上良性循环的繁荣之路，其中最要命的就是巨额联邦赤字。1992年，年度联邦赤字高达近三千亿美元，累计赤字攀升到四万亿美元；密西西比河以西二十多个州年度税收的总和，仅够偿付同年联邦赤字的利息。想当年，巨额联邦赤字已成为悬在美国总统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布什总统竞选连任失败，就是吃了巨额联邦赤字的大亏。
1987年，格林斯潘出任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位子还没坐稳，就赶上了华尔街股市大崩盘。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在一天之中狂跌百分之二十二。从1989年到1992年，联储会先后二十七次降息，但经济却好似一摊烂泥，不死不活，复苏乏力。联储会调整利率的作用，一向被美国经济学界吹嘘得神乎其神，这时却仿佛神力尽失，丧失了经济调控指挥棒的魔力。在巨额赤字压力下，老布什在经济政策中的回旋余地极小。他既无法以减税这种共和党总统惯用的高招儿刺激私人投资，也无法以增加联邦政府财政支出的手段创造暂时经济景气。为了防止联邦赤字狂增失控，老布什别无选择，被迫打破“看清楚我的嘴形，不增税！”（read
my lips； no new taxes）的著名竞选诺言，增收百分之零点五的汽油税。
不增税就不增税吧，老布什为何节外生枝，瞎忽悠什么“看清楚我的嘴形”呢？这里涉及美国政治中的一个典故。里根总统当政时，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记者提问锐利尖刻，把“不读书、不看报”的里根问得灰头土面、狼狈不堪。勉强应付过去后，里根面露不悦之色，回头向身后的白宫幕僚轻声嘀咕了一句话。他究竟说了些什么，外人谁也没听清。说来也巧，后面恰好有一台摄像机，摄录了里根的嘴形动作。几位“观唇辨音”专家鉴定后，一致得出结论：里根嘀咕的是一句骂人粗话“狗娘养的！”（son
of bitch）结论一出，舆论大哗。白宫新闻发言人赶忙出面澄清，硬说总统嘀咕的那句话是“拯救预算！”（save
the budget）此后，“看清楚我的嘴形”一语，就成为美国政客指天发誓、拍胸脯子保证“心口如一”的常用语。
在美国社会，媒体是公开“骂”，小骂大帮忙；总统只能偷着骂，大骂泄小怨。可是，“偷着骂”常常一不留神就成了“公开骂”。2000年9月4日，在伊利诺伊州纳柏威尔市（Naperville）纪念劳工节活动中，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坐在主席台上，远远看到《纽约时报》常驻得克萨斯州记者科雷默（Adam
Clymer）在台下溜达，便对竞选搭档切尼轻声骂道：克雷默是“大联盟的屁眼儿！”（Major
League asshole）切尼应声附和：“的确如此，是个大号的！”大联盟（Major
League）是美国职业棒球联赛中档次最高的一级。小布什本人不仅是个狂热的棒球迷，而且还是大联盟中得州游骑兵棒球队的东家。在粗话之前加上“大联盟”这么一个形容词，可见小布什对这位记者“高度重视”、恨之入骨。
没想到，此番“悄悄骂”竟然被小布什身上的微型麦克风“现场直播”了，在场的很多听众听了个一清二楚。幸亏与会者多为共和党人，总算没闹出更加难堪的政治风波。事后，《纽约时报》向小布什提出严正抗议。说起来，科雷默堪称一位“公开骂”总统的急先锋。小布什在得州主政多年，造福乡里，政绩甚佳，民望颇高。但科雷默却好像“有眼无珠”，在新闻报道和专栏文章中“成心找碴”、“骂”声不绝。小布什若对自由派媒体“歪曲报道”不满，口出怨言，本系无可厚非。但是，身为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公众人物，他在公开场合“意外失言”，用龌龊低俗的粗话辱骂新闻记者，既缺乏对新闻界的起码尊重，也有失自己的身份。
与土得掉渣儿、谈吐粗俗的儿子相比，老布什一派绅士风度，在公开和私下场合极少乱骂粗话。可是，老布什却是一位“不经骂”的政治人物。1991年，《时代》周刊独出心裁，讽刺性地把“两位”乔治·布什评为“年度风云人物”。在杂志封面，登出了两张总统肖像：在外交领域，老布什坚定有力，自信善断，海湾大战后声望极高；在内政方面，老布什平庸胆怯，束手无策，面对经济难题一筹莫展。媒体讥讽说：如果消极被动也算是一门艺术的话，那么老布什总统堪称艺术大师。
一片“骂声”之中，民众对老布什的支持率急剧下跌。1992年7月，为了扭转选战危局，老布什提名格林斯潘连任联储会主席，并通过各种渠道频施压力，希望联储会在大选关键时刻大幅度降息，刺激企业投资和经济复苏，以助自己连任总统。
在观察美国问题时，国人往往注意到美国各州和联邦法院的“司法独立”现象，但却常常忽略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经济独立”立场。毋庸讳言，无论美国总统还是各国总理，他们的施政纲领和经济决策，常常很难完全避免那种目光近视、但求能在自己任期内“速见政绩”的弊端。但是，难能可贵的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一向高瞻远瞩，超然独立，极力防止总统、国会和党派利益干预或影响宏观经济决策。
格林斯潘是共和党人，曾给尼克松竞选班子当过经济顾问，在福特政府干过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后经里根和老布什提名，先后出任、连任联储会主席要职。但是，格林斯潘却能超越党派立场，以经济繁荣远景和国家长治久安为重。因政策冲突，格林斯潘与四位共和党总统的关系并不融洽，与老布什总统的关系尤为糟糕。1988年8月，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推举总统候选人前夜，联储会突然宣布提高利率，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老布什气得火冒三丈，但却有苦难言。
老布什执政后，对格林斯潘这种“独立自主”、“不听招呼”的行事风格极为头疼。1991年1月，老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大声疾呼：“应当降低利率，而且现在就降。”然而，由于联邦赤字和通货膨胀隐患，格林斯潘对总统的呼吁置若罔闻。1992年9月，老布什在选战中败象已露，因经济复苏的步调极为缓慢，行政部门希望联储会降息次数再多一点、步调再快一点、幅度再大一点。但是，格林斯潘以经济全局为重，仍然稳扎稳打，按部就班。老布什下台后，竟然气急败坏地把败选归咎于格林斯潘。1998年8月，格林斯潘因引导全球摆脱金融危机风头正健，老布什却向媒体重提伤心旧事：“我认为，如果当年联储会降息幅度再大一点，我可能会连任成功，因为经济复苏会更明显。”“我让格林斯潘连任，他却不让我连任。”〔2〕
相形之下，早在竞选期间，克林顿便向格林斯潘频送秋波，可劲儿地称赞联储会的金融货币政策。克林顿执政之初，在外交领域缺乏经验，迟疑寡断，缩手缩脚。国务卿克里斯多弗（Warren
Christopher）闲得发慌。他每周只能与克林顿见一次面，每次只有半个小时。好在冷战已告结束，天下无大事，美国民众迫切需要的是一位擅长处理国内事务的总统。为了振兴经济，赢得大选后，克林顿一反以往历届政府组阁惯例，首先组成了总统经济班子，设立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平级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延揽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和牛津出身的各界精英入阁参与经济决策，废寝忘食地勤奋工作，大胆地施展聪明才智。
因揭露“水门事件”一举成名的美国著名记者伍德沃德披露，克林顿刚一当选，立刻移樽就教，邀请格林斯潘来小石城的州长官邸会面。在会晤中，格林斯潘侃侃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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