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屋2005-04-第4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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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指出：“敌人用自行火炮和坦克的行动掩护自己的撤退。这种情况极大地增加了与敌人步兵战斗的困难，并不能像预计的那么快攻下他们占据的阵地……为我们提供自行火炮和坦克是必需的，这是由集团军每天遭到的巨大损失提出的，仅今天一天（1944年8月24日），就死亡了二百二十四人，伤七百一十七人。”而第四十七集团军在整个八月都在与德军进行拉锯战，人员伤亡惨重，部队急剧减员——第一百二十九步兵师不足三千五百人，第七十七步兵师剩下四千人，下属的步兵团每团只有三百人，每连剩下二十来人。整个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8月份因为伤亡和各种原因所造成的人员损失为十一万四千人，而从后方得到的新兵补充，不仅数量太少不足以补充损失，而且军事素质也很差。前线部队指挥员对此怨声载道。这一切都严重制约了部队的作战和推进。8月29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左翼部队转入战略防御，右翼部队则继续进攻。同时转入战略防御的还有乌克兰第四方面军一部以及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的作者接着极力渲染波兰流亡政府和西方如何哀求斯大林出兵援助，而斯大林又是如何不为所动。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当苏军开始进入波兰，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国家军就认定“苏联一方面是我们在与德国战斗中强大的盟友，而另一方面是压制我们独立的凶恶敌人”。直到7月31日，即华沙起义的前夜，访问莫斯科的波兰领导人米科拉伊奇克才在与莫洛托夫的会谈中第一次隐约提到了“波兰人的行动计划”，而且没有说明是“华沙起义”。到了8月2日，华沙起义已经爆发了，苏联方面才从英国得到了波兰流亡政府转来的两封电报，除了报告起义爆发，主要是请求支援武器装备，请求盟国在意大利的基地向华沙空投军用物资和反坦克武器，并提出：“由于我们已经开始夺取华沙的公开战斗，我们请求俄国人用毫不拖延的行动从外部帮助我们。”而在要求援助的同时，华沙的国家军竟然公开地在华沙散布有以下内容的传单：
波兰同胞们，在我们英勇斗争的紧要关头，需要我们每一个人拥有对胜利坚定不移的信念，服从领导，准备为民族做出牺牲。
我发布以下命令：
布尔什维克兵临华沙，他们宣称自己是波兰人的朋友，这是阴险的谎言。我们的边境地区，维尔纽斯和卢布林都在呼唤复仇……有利于俄国的行为是对祖国的背叛。波兰起义的时刻还未到来。我废除苏联走狗的命令。国家军司令有权镇压一切支持苏维埃的企图。德国人正在仓皇逃窜。起来同苏维埃斗争。自由波兰万岁。
国内武装力量总司令布尔〔3〕
这样的传单很快就流传到苏军的手中，很难相信看到这样的传单苏军还有什么理由去帮助这些仇恨自己的人。同样很难相信散布这种传单的人凭什么向苏联寻求援助。9月21日，隶属于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的侦察员“奥列格”（真名是伊万．安德烈耶维奇·科洛斯中尉）被空投到华沙市内，然后跟起义者建立起联系。10月1日开始，真正详细的材料才源源不断地报回莫斯科，其中包括了许多详细而真实的有关起义国家军领导人和军官的政治态度乃至市民的态度等等，以及很多重要的情况，苏联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才真正掌握比较多的华沙起义的政治和军事情况。奥列格看到了什么？他看到了国家军领导人对苏联的极端仇视，他们说“我们不需要俄国人，我们自己可以打败德国人”，亲苏的波兰军人被逮捕和处决，甚至国家军在和德国人作战同时不忘枪杀全城的乌克兰人和幸存的犹太人〔4〕。即使如此苏联还是在9月的一周内向华沙城内空投了“四十五毫米炮一门，五十毫米迫击炮一百五十六门，四十五毫米炮弹三百枚，五十毫米迫击炮架三万七千二百一十六个，五十毫米迫击炮弹一万一千六百五十八个，反坦克枪五百零五支，冲锋枪一千三百七十八支，步枪一百七十支，卡宾枪五百二十二支，德制步枪三百五十支，反坦克枪弹五万七千六百四十发，步枪子弹一百三十一万二千六百发，图卡列夫式手枪子弹一百三十六万零九百八十四发，七点七毫米子弹七万五千发，驳壳枪子弹二百六十万零六千发，巴拉贝伦自动手枪子弹三十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发，苏制手榴弹一万八千四百二十八枚，德制手榴弹一万八千二百七十枚，电话机十部，电话线缆九千六百米，电话交换机一部，电话电池十箱，巴斯－80型电池二十二组，药品五百一十五公斤，食品十二万六千六百八十一公斤。”〔5〕这种空投的危险程度被生还的英国飞行员称作“与自杀无异”。更为荒谬的是9月18日15时20分－25分，一百架美军“空中堡垒”飞机，在华沙上空四千米高度空投了一千个携带物资的降落伞，但其中落入到起义者占领区的只有二十一个，落入苏军占领区的有十九个，另外九百六十个降落伞全部落入德国人手中，最远的降落伞落到了距离华沙四十公里处。当然苏军采取的是战术空军低空飞行，他们空投的物资是没有使用降落伞的，其中也摔坏了不少。然而华沙的波兰国民军电台仍然在这一问题上展开反苏宣传，一方面对外宣传时缩小他们得到物资的数量，另一方面也宣传完好的物资都是英美空投的，坏的物资是苏联来的〔6〕。
到1943年底为止，苏联在战争中已经死了超过两千万人，其中军人六百万。到1944年初战争的结局已经很清楚，对于苏联军人来说最重要的已经不是如何打败敌人，而是如何从这场惨绝人寰的战争中幸存下来。苏军的将领们，即使是斯大林也必须尽可能减少在战争剩余阶段中生命的损失。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能忍受如此大的生命损失，而且每一条生命的损失同时也意味着一个家庭的毁灭。的确，在剩下的战斗中（例如柯宁斯堡、布达佩斯、柏林）还会有人牺牲，但对于华沙，为了拯救这些仇恨自己的人，苏联军人付出大量的生命和鲜血是否是值得的？（可以比较的是在1944年11月到1945年2月的解放布达佩斯战役苏军阵亡了八万零二十六人，二十四万零五十六人负伤，三万二千人失踪）。正如艾森豪威尔为了挽救十万美国士兵的生命而没有抢先进攻柏林，斯大林至少在1944年没有强攻华沙是正确的。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的作者谈了不少波兰多灾多难的历史，可是对于波兰在它还是一个强国的时候又是如何对待俄罗斯和其他东斯拉夫民族的，作者自然而然地忘记了。我不知道作者的这种对于历史的失忆究竟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至少作者不应该忘记1920年波兰如何入侵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如何无恶不作，如何屠杀了数万苏俄战俘。波兰在自己获得民族独立时仍企图奴役其他民族，这是造成二战波兰悲剧的原因之一。
顺便提一句，《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的作者说什么“卢布林政权的人与国内抵抗运动没什么关系，当地下组织团结人民进行抵抗时，他们在莫斯科受训；当纳粹德国面临盟军东西夹击已显崩溃之势时，他们被红军运送回波兰；当德军以血腥屠城报复华沙起义时，他们没有为拯救华沙人和华沙城做任何努力。这个听从莫斯科命令的小圈子在波兰毫无代表性、毫无民众基础”。我不知道作者这样说有什么证据，至少德国占领者是不这么认为的。德国人说：“……这里必须指出，出于不同的信仰并由于波兰人民中缺乏统一性，波兰抵抗运动分成了许多组织，分组和小组。但是尽管有各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把各类小组联合起来的组织壮大起来：一个是坚持共产主义方向的波兰人民军，另一个是代表抵抗运动的波兰国家军。”〔7〕
至于巴黎起义，和华沙的情况有根本的不同。我们知道在诺曼底战败以后，西线德军惟一的任务就是尽快的东撤，逃回德国本土，依托德国边境上的齐格菲防线进行防守。而盟军的任务是尽可能快的追击，阻止德军逃跑。诺曼底以后在法国进行的两个月战斗基本上就是由这种撤退和追击所组成，因此德军根本没有固守巴黎的计划。事实上德国部署在巴黎的部队加上维希政府的保安队只有一万六千五百人，他们也没有什么重武器，只有三十辆法国的老式坦克（天知道还能不能开），新式德国坦克只有一辆（这辆豹式坦克在被击毁后又被燃烧瓶反复攻击，并被拍摄下来）。这些被德军总部抛弃的德国军队毫无斗志，惟一的希望不过是向正规军寻求体面的投降。所谓“一场准备付出死二十万人代价的起义”是毫无根据的（原话是“巴黎值得二十万人为她去牺牲”，这不过是法共的豪言壮语罢了）。巴黎起义对于战争的进程毫无必要，之所以发生起义有两个原因：一是巴黎人要洗刷1940年的耻辱，二是法共为扩大自己在战后的影响，而这正是戴高乐最不愿意看见的。起初艾森豪威尔无意解放巴黎，他的目标是绕开巴黎，向北方和南方推进，尽快赶到德国边境。另外艾森豪威尔也不愿意因为养活巴黎的几百万人口而影响美军的后勤。
最终使艾森豪威尔进入巴黎的事情颇具幽默色彩。1944年8月21日，两支代表团同时从巴黎出发和美军联络。第一支是法共抵抗运动代表团，他们首先见到了反共但头脑简单的巴顿将军，请求美军赶紧进入巴黎，然而巴顿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回答说：“你们发动的狗屁暴动，就让你们自己去完成吧。”第二天他们又去请求布雷德利，同样反共但聪明的布雷德利明白如果法共利用美军的帮助解放巴黎，对于美国更为不利，于是也谢绝了他们的请求。第二支代表团是巴黎德军的投降代表团，他们有着同样的使命：敦促美国人尽快进入巴黎，以便自己投降。同样是8月21日戴高乐赶到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说服艾森豪威尔向巴黎进军，这次会面场面激烈，戴高乐使艾森豪威尔对共产党控制这座城市的危险性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但是艾森豪威尔拒绝基于纯粹政治上的考虑做这样的进军。急不可待的戴高乐威胁说要把勒克莱克的法国第二装甲师从美国部队中撤出来，按他的意志单独向巴黎进军。此时巴黎德军的投降代表团也和美军联络上了。然而直到第三天英国广播公司根据来自巴黎活动的英国特别情报部门的情报报道法国首都大部分已经被抵抗组织解放，而这些组织正处于德军的猛攻之下（事实上这种“猛攻”并不存在），艾森豪威尔才在戴高乐的逼迫下决定向巴黎进军。英国广播电台的行政官员宣称：“实际上这一新闻让艾森豪威尔羞愧得不得不采取行动了。”事实上艾森豪威尔决定向巴黎进军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知道向巴黎进军对于美军没有任何危险，他只需要派遣象征性的部队到巴黎接受投降而已，如果他像苏军在华沙那样面临伤亡惨重的前景，他是绝对不会选择进军巴黎的〔8〕。戴高乐在进入巴黎后立即排挤了法共，甚至在发现德国人的投降文件上竟然有一个法共成员的签名后，他立即要求从中删去，并对勒克莱克说他遭受到“来自一种不可以被接受的倾向”。
《殉难的华沙 狂欢的巴黎》的作者赞美“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使这些国家的民选领袖在精神和行为方式上，毕竟与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判然有别”。然而他是否又忘了是哪个国家在1944年12月血腥镇压了希腊革命，在七个星期内屠杀了六千名希腊人。很不巧，那个国家就是“自由民主”的英国（或者说大英帝国），而指使这场屠杀的正是“受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影响的民选领袖”丘吉尔先生。在自己的地盘上他做的丝毫不比斯大林逊色。也正是这位“受欧美深厚的人道主义传统和对自由的珍视影响的民选领袖”的丘吉尔先生，却在战后无比缅怀一位“受专制传统浸润、经由‘秘密活动＋暴力’的公式和途径获得最高权力的终身领袖”墨索里尼。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充满感情地写到：“在此期间，他于1919年把可能陷入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意大利人民解救出来，使意大利在欧洲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民族的生命获得了一种新的生气。意大利帝国在北非建立了。许多重要的公共工程在意大利完成了。1935年，这位领袖以其意志力征服了国际联盟——‘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并且完成了对阿比西尼亚的征服。意大利人民不堪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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